2001年山西发生的杀人案，终审实录

Justin_lu

pol.ice：知道为什么逮你吗？

胡文海：知道，杀了点人。

pol.ice：杀了一点？你杀了十四个！

胡文海：不止十四个吧？

pol.ice：那你说多少？

胡文海：我记着是十七个。

pol.ice：死了十四个！

胡文海；我不记的还有活的，我都拨拉过，看谁象没死的，就再给两枪。－－那就是没杀净。

pol.ice：你知道后果吗？

胡文海：（对pol.ice满脸媚笑）知道、知道，我的给人家抵命。

pol.ice：后悔不后悔？

胡文海：咋不后悔，有个娃娃不该杀人家，你们一说，才知道人家是串门的。再就是该杀的没杀净。

pol.ice：你还想杀谁？

胡文海：就那几家的男人。

pol.ice：你为啥杀人家？

胡文海：他们当村支书和村主任时，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三个煤矿让他们卖了两个。我到镇上告状没人管。他们就恨的我不行，就想抬死我。99年6月19号，我到地里浇水，xxx兄弟（其中一个满门被杀）借口和我吵架，往我头上劈了三铁锹，我缝了几十针。要不是头硬早让他们劈死了。xxx（村支书）派人找我，要出钱私了，我不干。从那时起，我就起了杀心了，本来准备今年三十晚上下手，那时都看春节晚会，能杀干净。6月19号，我把xxx（支书）和村会计叫来，让他们写贪污了多少，他们不干，这时外面有警笛声音（路过的警车），xx（会计）就气粗了，指着自己的脑门说‘文海，有本事朝这里打’。我就给他脑门上一枪，把他打死了。他还以为我不敢。

没有办法，只能提前动手。　　………………当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时，他理直气壮的回答：不后悔，一点不后悔！就是遗憾，没有把该杀的都杀了。遗憾没有死净的话，胡文海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据分析，是担心给他父母妻儿留了后患。记者问他为什么连孩子一起杀时，他蛮有道理的讲：不把他们也杀了，他们长大要欺负我家娃娃…… ……

法院审判胡文海时，他站的笔直，捧着自辩书大声朗读，就象农村劳模发言。共同受审的还有一个帮他杀人的朋友，胡答辩时说他朋友没有杀人，跟着他是一直劝他不要杀。这时，控方指出，一个受害者（装死躲过）指证他朋友拿斧子砍过他。胡答辩，我一枪打的他趴在地上，他就再没回头看过。是我捡起斧子砍他的。控方又指出，他朋友拿钳子夹受害者。胡文海当即辩道：是我拿枪逼他干的。他不夹受害者，我就开枪打他。明目张胆的大包大揽。判胡文海死刑后，退庭时，胡文海逮着一个审过他的干警就握手，边握边说：‘先走一步，先走一步’。那么些pol.ice，躲也躲不及他，实是滑稽。

2001年的12 月25日，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节。今天，山西晋中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特大枪杀14人案的3名被告人。最后，有2人判处死刑1人判处无期徒刑。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后陈述中说到：“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己从小时侯起的性格就是仗义执言.敢做敢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 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 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共安全专家.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去公共安全专家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的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

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审判长急忙制止````

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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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ealth

看了觉得挺爽的

Moses

老新闻了...不过每次看了总很不是滋味...

大米

yes.gif  有种！

大米

又想了想觉得这位还是有勇无谋型的~

大米

胡文海挺身而出杀贪官，体现了社会的正义（或者叫“实质上的正义”）；依法判处胡文海死刑，体现了法律的正义（或者叫“程序上的正义”）。于是，两种正义发生了冲突。

按理说，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应该是一致的，因为法律的制定要以维护正义为依归。法律正义是手段，社会正义是目的，而社会正义要通过法律正义来实现。如那些称霸一方恶贯满盈的“黑社会”老大被判处死刑，如那些鱼肉百姓贪得无厌的大贪官被绳之以法等等，就同时体现了两种正义。这就是最常见的情况，也正是法律的追求。当然，这两种正义有时候并不完全重合，甚至会出现一些偏离，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按程序办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证，而对程序的严格遵守，有时会对实质上的公正产生损害，这也是司法中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也就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然而像胡文海案这样，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直接对立的情况却十分罕见。与实质正义相悖，肯定也有违法律的原意。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大开杀戒之前的胡文海，其实也是个知法守法的公民。原本他是“想通过正常渠道告他们”，然而从乡里告到省里，８个月也没有人调查。当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时，胡文海甚至提出自己垫支办案经费，但该大队长又以“人员也不够”来敷衍。胡文海在最后陈述中说“４年来（以前还反映过其他问题——笔者注），我和村民多次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爷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胡文海被“逼”出了法制轨道，直至走到了法律的对立面。

只要有关部门对胡文海的举报当回事儿，调查一下，这种局面完全可以避免。如果他举报的问题不实，也是一个交代，甚至治他诬陷之罪；如果他举报的属实，将那些贪官绳之以法，以后的血案自然也不会发生。无论哪一种情况，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都会取得一致。然而，那里却是个“法制的阳光播洒不到的地方”（报道中语）。当法律正义无处寻找的时候，不法之路势必成为无奈的选择。

胡文海案是社会的悲剧，也是法律的悲剧。当然，悲剧发生的原因不是法律自身的问题，而是执行者的问题。要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不让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发生冲突，就必须让法律的阳光普照。

西帮后裔

我们山西人啊 我们晋中人啊 我们榆次的吧 我们那里都牛人啊 你们以后别...嘿嘿 小心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