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中梵关系的发展

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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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中文网 玄冬：

近期有关中梵之间的摩擦的消息此起彼伏，最近又有报道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曾经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与一些中国天主教会主教在北京开会，而梵蒂冈的的代表也亲到中国，试图缓解当前紧张的气氛。

媒体间对事态发展的背后原因多所猜测、推断，众说纷纭。谁是谁非，难作定夺。也许细看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可以提供一点指引，帮助了解当前的事态发展。

其实中国与梵蒂冈，或者说是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交往已经有逾千年历史。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影响了中国。反过来，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也倒过头来在天主教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到17世纪，教会已经在澳门建立稳固基础
要看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必须看澳门。这个地方从16世纪开始一直是葡萄牙人的根据地，而天主教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前一般都先到澳门，学习中文。澳门教区更一度涵盖整个中国、远东地区。

我墙上挂着的一幅17世纪的版画的复制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澳门。这幅画中包含了几个至今仍在有关问题上起着互为作用的因素，包括帆船所代表的“外交”；堡垒代表的“政治”，以及教堂代表的“教会”。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中国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发展。

外交与教务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认为现在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问题只是外交问题，但是，这只是问题众多不同层面的其中之一。不过，无可否认的是，罗马天主教士之所以能够成功到达远东地区，在澳门建立落脚点，几乎完全是拜当时西欧的一场外交角力的结果所赐。

15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巩固自己的实力，双方之间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角斗，主要“战场”在南美洲等地。


北京南堂：明朝廷拨地兴建的教堂
后来，双方在15世纪末年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按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此前的颁令，平分全世界的控制权。因为这项外交协议，葡萄牙人得以向远东地区发展，最终选择澳门作为与中国通商的根据地，而传教士也藉此机会在随后的16、17世纪到达澳门，逐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澳门天主教区更一度涵盖中国甚至整个远东。

试想，若非欧洲的外交局势的演变，在中国的天主的教务发展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建交问题

近日每提到中国与梵蒂冈，难免出现“建交”这两个字。不过，这并非梵蒂冈首次希望与中国建立直接关系。

梵蒂冈方面自己披露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说，“每次具体建议的进展，都被一些既不是来自罗马，也不是来自北京的政治干预所阻碍。”

梵蒂冈的资料进一步显示，“在1918年，驻北京的教廷使节和驻罗马的北京大使的任命，已经被半官方化地公开了，但在最后一刻，三分之一势力的抗议占了上风，结果协议被取消了。”

看来中梵所谓“建交”遭遇波折现在真的并非首次。

政治作用

提到中梵纷争，也有不少人直接想到这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政治”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可以制造严重的摩擦，也可以导致和睦的关系的出现。

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教士在中国活动自始便与政治和政界要人拉上了不解的关系。

明末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刻意选择“儒服”而不仿效以佛、道中人的形式出现，让他们更容易在士大夫圈子中活动，很快便得以在晚明朝廷立足。

历史记载，明廷官员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都纷纷入教，而明永历帝之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和王后、太子都接受洗礼，翰林院中也有入教者。


早期传教士的墓园就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园内
被认为是首位成功在中国创立教务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除了生前成功在官员圈子中活动之外，在死后也得到皇帝特准，赐葬北京“滕公栅栏墓地” 。这是当时中国朝廷对可谓毫无正式身份的“洋人”的罕见厚遇。

利玛窦之后的另一位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更在顺治皇帝朝任职钦天监监正，加封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头衔，其后又获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

耶稣会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在清廷任职宫廷画师多年，并参与圆明园扩建的设计工作，得康熙、乾隆两帝器重。更甚者，其晚年也获赐三品顶带，死后得乾隆加封侍郎衔，其墓志末文写道：“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钦此。”

无疑，传教士成功晋身明清朝廷的权力核心，但是他们得以在清廷任职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的是，清廷同时也有所谓的“禁教”，严厉限制天主教的传播，下文对此有所交待。

反向影响

不少人都知道西洋传教士在明、清之际把天文、地理、算学和一些科技知识带到中国，从而有一种印象，以为是以传教士影响中国为主。但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其实也对罗马天主教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更间接导致了天主教会中一场严重的“教争”，这就是所谓“礼仪之争”。

上文提到耶稣会士选择“儒服”。不单如此，他们更认为中国人的敬天、祀祖、祭孔不违反天主教教义，予以接受。

不过，步耶稣会后尘到达中国的修会的会士对此不以为然，力加反对，并上诉罗马教廷，其中以多明我修会（the Dominicans）的反对最烈。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催化，导致一场激烈的教争的出现。争议之烈，后来更在欧洲国家权力争夺过程中促使耶稣会在18世纪被禁，到19世纪初年才复会。

历史前科

在中国本土而言，“礼仪之争”的一个负面后果是中国当局随后实施的“教禁”。一场纷争，当时的康熙帝曾极力表示支持耶稣会士的看法，但是不为罗马教廷的接纳。最后，康熙下令禁教，把传教士驱逐到澳门，雍正朝的禁教行动更为严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禁教，但是，对清廷任用传教士担当例如钦天监监正等职位的做法却一点也没有影响，郎世宁就是一个好例子。从几次所谓“教案”的禁教行动中可以看到，受影响的主要是教民的层面，而外来传教士和中国本土神职人员也受严格的控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天主教徒可以更为公开
即便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刊行的有关清史的资料中有这种说法：“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

这种所谓“国策”其实不单在对传教士方面可以看到，其后清廷对外策略中也可见一斑，后来更导引出清君主拒外的态度，例如乾隆会见英王使节马嘎尔尼（Lord MacCartney）时明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

西方论者称，清代君主的拒外态度并没有因为清朝的覆亡而完全在中国消失。他们指出，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代对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所说的，中国要自力更生，乃至近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提出的“自选自圣”说法也颇有如出一辙的感觉。

教会变革

在看天主教会与中国的关系时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是罗马天主教会本身的变革。天主教在元代到达中国，但是，当年的天主教与今日的天主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举例说，在天主教士在明末再到中国时，教会经历了宗教改革，新教出现，而耶稣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创立的。

天主教会本身也在16世纪脱利藤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后把教义变得更为严谨，也对教规进行了改革，特别针对了教会内的一些腐败做法。

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传教士被逐，到改革开放，天主教会再度活跃这段期间，罗马天主教会也举行了一次被认为具有深重意义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 II）。无论在教会的礼仪、教义和教会的社会责任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教皇已经不再如当年一样把自己关在梵蒂冈。教皇保禄六世甚至曾亲到香港访问。有人说，现在的天主教会已经不是当年的天主教会。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放弃了拉丁文礼仪，采用教友可以了解的当地语言。

在这种情况下，要评论中国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更形困难。中国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自己改革开放前的教会，而梵蒂冈方面的谈判对手也是一个经历了巨变的中国。

双方之间可以如何发展关系，所需要的相信是一套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 本帖最后由 里程碑意义 于 2006-6-28 14:0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