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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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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那些要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国家,我们向它们提出的不是一项保证,而是一项要求:在科学所发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双方应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让双方都去利用科学的奇迹,而不是去乞灵于它的恐怖。让我们共同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病,开发海洋深处,并鼓励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联合起来;使全球各个角落都能遵照以赛亚的训诫——“卸下沉重的负担……使被压迫者得到自由”。
如果在猜疑的丛林中能开辟出一个合作的滩头堡,那末,让双方共同做出新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当政的头一百天内完成,不会在头一千天内完成,也不会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甚至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一生中也许还不会完成。但是让我们开个头吧。
现在,号角再次向我们发出召唤——不是号召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是需要武器的;不是号召我们去战斗,虽然我们准备战斗;而是号召我们负起一场漫长的黎明前的斗争的重担,这是一场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这些共同的敌人是: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本身。
我们能不能在东西南北各地建立起一个对付这些敌人的全球大同盟,以保证全人类享有更为丰裕的生活?你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努力?
我们在这种努力中所注入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为它服务的人——从这种火焰发出的光辉必将照亮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作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作些什么。
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的公民,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拿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的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后裁判者,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实际上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末让我们来引导我们热爱的祖国向前迈进吧。
这段话,也许最能诠释‘美国思想’了。在里根总统,克林顿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都能看到类似的内容。
对这样的思想,所有的阿拉伯人是不认同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买帐的。可能欧洲人有半数以上也或是反对,或是持保留看法。
但;在美国;这种思维是占上风的,或说是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要向大家证明这一点,极其简单:即此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人数如不过半,肯尼迪,里根,克林顿过不了总统选举关。美国出兵打伊拉克也过不了国会这一坎。
请注意肯尼迪总统演讲中的:“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这段话。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是的,它几乎像是我们
‘解放全人类’理想的翻版。
但建立一个‘自由的,法治的’世界,与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世界,是决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两种理想。
因此;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基础,两种不同目的政治理念扩张,使中、美两国,东、西方世界,在政府层面上注定是成不了朋友的。
美国虽然是经济上很强大,但也不是钱多得实在花不完;非大量拿出去给联合国,搞援助,和别人打仗,非此就要被钱‘撑死’。
美国国内的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环保,政府开支赤字等等由预算带来的问题,常使政府捉襟见肘。不信看哪一个竞选总统或竞选州长的人不是拿此问题当杀手锏,常做:“我上台要削减政府开支去增加社会福利等”之类的允诺。
例如社会保障体系,有好几任总统在算不过来帐的时候;想动它的脑筋,想挤出点油水去补别的窟窿。但话没有说完就炸了锅,因为这是涉及千万个低收入家庭直接利益的事情。
国内的钱也不富余,却拿大量的银子出去管闲事,甚至搞‘霸权’,虽然本国内也有人不愿意(美国思想并不等于代表所有的国人),但终究能被大多数美国人接受,足见这个美国思想虽然是个‘二杆子文化’,‘吃饱撑着了文化’,也可以叫‘霸权文化’,但,它并不像我们以往宣传的是‘代表极少数资本家利益’。
对什么叫‘霸权’?我没有水平给下定义。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霸权’的思路。
前面说过;不算平时的零碎,联合国会费美国自家就出一半。按我们的思维;多给就多给吧,不该以此‘要挟’呀。但老美就直言不讳,说你们联合国的有些钱‘瞎用’,甚至用在客观支持‘非民主’甚至 ‘无赖国家’。另外;你们联合国有的官员也不太‘干净’,帐目也不清楚。
指责联合国,骂某些国是‘无赖国家’,可说在全世界美国独此一家。
他要求你联合国改革,你不改,我就‘因国内预算紧张’,欠你的会费。搞得联合国秘书长成了‘讨债专业户’。
很让人生气吧。尤其是爱生气的东方人。但生气又怎样?难道这钱我们中国人去出?去‘杀一杀’老美的牛气?
大家注意没有?美国的每一个‘霸权’行为,都有大量的人‘开骂’。但像欠联合国会费这样的事情,至少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基本是低调,没有去‘导向’。
再一个典型的就是‘人权’问题。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别人国家的事情干你什么痛痒?
我们都知道责任感之类的词。自己家的垃圾从阳台往下倒,是缺乏‘社会责任感’,或者道德感。这个,没有人抬杠。即使那些倒垃圾的人,也知道这个道理。
在美国人看来;自己家的垃圾不能从阳台往下倒,别人家的垃圾当然也不许从阳台往下倒,还不许别国有人往街上倒垃圾。也许在一些国家;人家往街上倒垃圾根本不犯法。
你说我‘干涉内政’?我就干涉了。不但报纸干涉,我还要以国家的身份写出什么‘人权报告’发表。这还没有完;我还要到联合国搞‘人权提案’。非将‘人权卫士’进行到底。
的确是招人恨。别人国家政府自己都不说,甚至老百姓都忍着不说。却能屡屡急坏相隔万里的美国。
要说美国‘维护人权’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抓别人总统的事情了。
1989年巴拿马的诺列加总统与美国交恶,逮捕美国公民,打死了美军士兵。美国便空降特种部队将他从巴拿马抓回美国审判。
这种事情;也只有美国人敢干,并不怕别人谴责。
当然;因为推翻诺列加政权较容易,那次谈不上是战争(国际法当然算是),甚至不算战役,只能算一场战斗。
如果对手异常强大,美国就会不惜代价,倾国力去打一场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欧洲,还是亚洲,没有人说美国出兵是‘霸权’。因为没有美国,欧、亚人民至少要被德,日,多残害些年头。
很多人当然会说:“二战美国打得是法西斯,与后来的作为,甚至是帝国主义行经,不是一回事情”。
可问题就在这里;例如美国认为北韩就是‘侵略者’,所以‘操纵’联合国出兵同北韩(包括中国)打了那场战争。对北越,也是这种思维的翻版,认为北越是‘侵略者’。所以又打了一场相同的仗。当然;这两场战争老美都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尤其越南战争。
我们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的‘霸权’,甚至‘帝国主义’行为引起的。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思想基础。
首先是教育体系和国家舆论的决定作用。
说到教育和‘舆论导向’问题:首先是我们的政府声音和教育宗旨。
‘政府声音’,除了政府发言人,新闻播音员的传递,很多是由‘专家访谈’等形式传递给大众的。在访谈中;主持人和‘专家’们,经常是用:“狼子野心……”,“充分暴露……”等‘文革’语言。
说到教育;当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喊“打倒美帝”。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打倒啊”,我会说:“阿姨教我们的”。
在幼儿园;阿姨的话一定的对的。在上小学、中学时;老师的话也是不能怀疑的。
在小学,记不清是几年级了(大约一,二年级),又有了政府和党的权威意识。从老师那里知道了打倒美帝是从国家来的理念。包括‘蒋匪’和 ‘蒋匪军’的概念。现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变为‘台湾当局’,‘国民党当局’,‘陈水扁当局’等。但我们小的时候就没有这些词,就知道‘蒋匪’,‘人民公敌’等。
因此;我小时候的仅知道:天下最坏的人是美国和‘蒋光头’,最好的人是毛主席和共产党。
当然不能光有敌人;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也是毛主席的原话)。究竟朋友是什么国家?我们记不住。只知道在电影记录片中看到来访问的黑人国家好像都是(那时连‘非洲’这个词我们都不大会说)。因为我们懂事的时候,国家已经和苏联及东欧的‘修正主义’决裂,所以我们的印象中没有什么 ‘白朋友’,都是些‘黑朋友’。
这就使我们学会了‘穷人—富人原理’:穷人就是好人,富人就是坏人。这是阶级斗争理论给我们留下的烙印。
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全部政治知识。
决定思想基础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对占大多数人的中国汉民族,这种影响倒是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汉民族信奉的佛教基本是与人为善。并且解放后新一代人基本没有什么人信教。但佛教,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圈,就产生了数目极大的反美群体。
结论就是:宗教原因产生了一个大的反美群体,政治教育产生了另一个大的反美群体,第三类是个人价值观的原因形成的群体,比如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包括美国自己国家的许多人。之所以说第三类人群是‘个人价值观的原因’,意思是说既不是宗教的影响,也不是‘教育’出来的结果,仅仅是个人的判断标准问题。
有不少西方人说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形式的宗教。这种评价本身是不带褒贬含义的。因为在西方是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终极奋斗目标’的政治形式的,因此;对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信仰,对其领袖的高度崇拜,的确同宗教定义有相吻合之处。(当然;这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一门学科。即使在西方,马克思学说也是被看成一门有价值的科学)。说我们信仰的是宗教,是因为我们一度把马克思学说空泛化、机械化,甚至荒唐化。例如毛主席在晚年思维不清晰时说:“马克思主义我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在他早年还算清醒时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而我们大家跟着一起从事过数不清的‘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事情,这是我们授人以柄的地方。
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二种类型;即政治教育产生的反美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就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的政治思维,是在经历了一个很大范围,很长时间的‘意识形态’(西方曾把我们中国等国家叫‘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
要说清‘意识形态国家’是什么?很是有些麻烦,加之本人水平有限,所以也不可能说明白。
按西方的经典法理,国家意志应该是民众意志的体现。至少是‘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今天不讨论世界上那些国家都代表了那些,多少的民众意志。只想说明一个事实;国家意志会影响到国家的舆论(包括所谓的导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
但问题是;这个国家意志,会影响到到什么程度?例如纳粹政权向全民,甚至小学生强行灌输种族优秀论就是个极端例子。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是否容许‘多元’存在。能否允许其它观点,包括政治观点。
如果在高度‘统一’的超政治环境下生活,我们的思维方式可能就会很单一,狭窄。
我们骂美国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爱国’。当年的梁漱溟也认为无论是在国民党执政时还是共产党执政时,他骂人均是爱国的原因。例如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不爱农民就谈不上爱国。当他在人代会上说,时下农民生活在‘九地’(意地狱)之下时,毛泽东当场批驳说:“认为农民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说共产党不了解农民,笑话”。急得梁漱溟冲着毛泽东直喊:“毛主席你应该有雅量”。
因此;照顾农民是小仁政,打美帝是大仁政。打美帝是比农民重要得多的事情。
给大家出道思考题:毛主席不顾一切要打美帝,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可以给大家二点提示:第一,我们1949年刚解放,国家百废待兴时,就同时支持北朝鲜打南朝鲜,北越打法国。这是种什么‘权’?第二,我们的这种‘权’会在世界上受到谁的阻碍?
在东西方之间隔着‘铁幕’的年代,形成了被称为‘冷战思维’的思考方式。双方因政治原因,文化差异,舆论控制,教育作用,缺乏了解等因素,双方共有的‘财富’就是仇恨。有了仇恨,当然要骂人。
在‘铁幕’倒下以后,东西方整体的对抗姿态发生了很大改变。许多西方人到‘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来看,感到这里的人民都是很友善的。台湾人到大陆首次探亲时,发现我们不是‘6个人一条裤子’时,就大喊上当。我们最初的政府访问团,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后,也发现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我们当初的宣传有很大出入。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改革开放之初,到复旦大学演讲时说:“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你们的教育印象中仍然是被资本家用鞭子打着干活,打死了往外一仍。其实,西方的资本家是不敢打工人的。这倒不是说资本家有多好,而是法律的威慑作用。他要敢用鞭子打工人,必然会落个倾家荡产,身陷牢狱的结果”。
但;我们许多人心中的‘铁幕’并没有完全倒下。它的惯性是如此的大。
我们让‘铁幕’和‘冷战思维’倒下的理由,不是说要认同西方国家有多好,如天堂一样。就像我们也不能指望别人说我们这里是天堂一样。
我们与美国及西方交恶,一般人认为源于是朝鲜战争,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其实不然。在解放战争期间就有打英国军舰,和建国初期羞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事件。这是政党性质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我们的思想内部,有很深的简单思维烙印。儿时看电影去晚了,如是战争片,就忙问:“好人把坏人打败了吗”?如是生活片,就忙问:“好人把坏人揪出来了吗”?
那时的电影中是不容许有‘中间分子’的。从‘好人’中,或者是‘坏人’中,临时‘异化’到中间位置的人物,在结局上只能有二种;一是改造成好人,二是变为坏人。绝对不容许有人站在中间,不好又不坏,没有任何变化,就让这个电影结束。
这种只有好坏之分的‘儿童是非标准’;曾长期大行其道。尤其在政治领域上的政治人物,今天说某人好时是完美无缺,明天打倒时就变为十恶不恕,后天给他平反时又成了‘圣人’。
我们的语言因此变得如此贫乏,如此刻板。我们骂人,包括‘歌颂’,都始终处于很低的非理性水平。例如上述的政治人物,有的曾‘三起三落’。于是我们的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包括不少百姓,都跟着三捧三骂。中年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一个著名相声演员,前骂邓小平,后又歌颂邓小平的事情。
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我们政府的声音,无论对内,对外,年复一日的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在1987年北朝鲜的特工炸毁韩国客机后,外国记者问中国外长钱其琛:“在世界各国谴责时,为什么中国没有声明”?钱外长说:“中国与朝鲜民主共和国是友好关系,所以我们没有谴责(这是原话)”。
这种反人类及种族灭绝罪行要是发生在美国呢?我们的人民会怎样反应呢?
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和1987年的二次印尼屠杀华侨事件,我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人上街游行。只看到中美仅为互伤一架飞机,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还要买原子弹炸美国。怎么没有人想去炸印尼呢?
在国际上发生任何事件;只要当事双方各为东西方国家,我们这个‘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就立即会行‘抑强扶弱’侠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谴责‘第一世界’国家。至于发生了什么,到底是谁背理,我们是不管的。
在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时,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晚‘出声’的国家。并且态度很勉强。这不好解释啊。我看只能说一是伊拉克同中国是多年的‘朋友’,朋友的理由是它反美。二是科威特和伊拉克下一个准备吞并的国家沙特,都是亲美的(相对地)。
还有;当俄罗斯别斯兰市的上千名人质被恐怖分子杀死杀伤后,整个欧洲的政府,民间都自发的用各种形式悼念时;我们这个正义化身的?国家却异常平静。我们的政府还发表了谴责声明并援助了1000万元的药械,可民间呢?我仔细观察身边的人们;与‘911’相比,仅是叫好的人少了很多,但我几乎没有听到谴责声。
难道我们的头脑中没有怜悯,只有仇恨?而且只有对‘霸权’的仇恨?对禽兽不如的绑匪却恨不起来?鲁迅如活着,一定又会写出责备我们同胞的文章。
有人根据中国人历来同情弱者的文化根源来解释我们仇视西方的做法,但仔细一回顾,就发现时常解释不通。举二个我们一直一边倒的恩仇录。一个例子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究竟谁是弱者?1947年联合国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时;以色列才几十万人口,军队也仅有几个类似准军事民兵的旅。在建国的第二天,数个阿拉伯大国就同时攻入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每一个旅要在自己新国家的每一个方向抵挡一至二个阿拉伯国家军队的进攻。当时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有数亿之多。在以后的数次战争中,以色列尽管全民皆兵,仍是屡屡面临灭顶之灾。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如果容许大家都把道理摆在桌面上说;实在不知道支持坚决把以色列灭绝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们的政府变化了很多。我们已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的外长访问时也说每个民族都有生存的权利。无论是军事、科技、农业诸多方面,我们与以色列都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获得许多他们独特的技术利益。而巴勒斯坦几十年来都只是获得我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如果我们的援助都被用来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条件,也算我们尽了人道主义。可事实也许不等于我们的愿望。
可我们的很多民众却有很强的滞后性。‘烈士旅’炸死以色列的妇女儿童时无动于衷,还有说炸得好的。以色列反击时‘定点清除’‘哈马斯’ 领导人时却破口大骂。这使人想起‘911’死了那么多无辜平民,包括中国人时;网上叫好的人大大超过谴责的人。这种变态无论是从我们的佛教,儒教,中国的俗文化中,都找不到基因的影子。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培养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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