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看不到的鸦片战争

五湖散人

1.鸦片的来历

　　毫无疑问，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源头，它总会引起中国人的痛楚：屈辱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

　　鸦片，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罂粟确实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大家族：它有28属，250多种；主要生长在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而这个地方几乎是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 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也使用它。至少在公元前两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等疾病。

　　繁亢的列举我们不再继续，总之一句话：鸦片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 "。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我们的祖宗也早就熟悉鸦片。文字的记录是贫乏的，但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吸烟者。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帧皇帝下令禁烟。因为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始料不及的是，烟草被禁却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直至18世纪中叶的清朝官员黄喻普才首次记录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他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2.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17世纪末，康熙皇帝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它成为官方特许的商行，于是就有了腐败的门户。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户部官员则获得贿赂。整个18世纪中外贸易在发展之中，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角，贸易的范围十分广泛：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鸦片也跻身其中。

　　贸易的发展导致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动摇朝廷的统治；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产生抵触，于是必须加以限制。迂腐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限制的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边远的广东；另一方面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于是官员们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由于中方市场有限，严重的出超使英国为主的商人难乎为继，此外，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更垂涎三尺于中国内地广阔的市场。

　　由于中国的茶叶同样使英国人上瘾，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只有两种商品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棉花和鸦片。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的运输成本导致无利可图；即使印度的棉花也获利菲薄；而产于印度的鸦片却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

　　鸦片导致不良后果的证明在于：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 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对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处，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仅禁令颁布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不可思议的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一个苦涩的故事是，1793 年英国首任外交公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七百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各种礼品抵达北京。使团的规模与礼品之丰厚表明了英王的重视程度。在英皇乔治三世给他的授权书里，不仅有自主做出让步决定的权力，而且还有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的英王允诺，以符合中国的鸦片禁令。英国特使谋求中国开放内地市场。但马戛尔尼拒绝了必须对乾隆皇帝行跪拜礼的要求，于是被视一切外国均为夷、礼品必是贡品的清朝认定为大逆不道，清廷遂限期逐其出国门。

　　而他所赠送的大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机器都被安装于皇宫当做玩物，所提议的建立中英两国外交与商业联系，亦未讨论即被拒绝。英王促进英中正常贸易全面开展的企图寿终正寝。非但如此，马戛尔尼却通过与满清官员的接触得出结论："清王朝已经腐败衰弱，不堪一击。"称之为"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他提议英王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以继续马戛尔尼未完成的使命。结果在跪拜礼问题上又僵持住了，这回清廷干脆连对话也不考虑，直接把他们遣送出境。

　　进口鸦片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颁布了禁鸦片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本国发财的清国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他们阳奉阴违，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与外国- -主要是英国--鸦片商互相勾结，走私鸦片如入无人之境。

　　魏源追述：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马克思也在美国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当时人士蒋湘南调查：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林则徐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

　　由于清国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 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里，中国输入鸦片达三亿元以上。

　　3.英国对鸦片的争论

　　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在当时的世界，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但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1830年代，鸦片占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可以获得大额收入。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是没有吸食鸦片的市场。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这个法案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真正的禁止鸦片一直到1914年。英国甚至制造相当多鸦片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1885年美国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异议。英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在1780年代就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但多数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4.林则徐、义律其人其事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 义律(CharlesElliont)本人就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他终于被免职，临时委任义律担当此职。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在中国的历史航向，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林则徐则是中国方面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当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时，启用了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满意，却令英国朝野愤怒。只是中国历来的宣传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则忽略了他在割让香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至今连《英国名人大词典》仍未提及正是义律首先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且实施占领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后，义律在提交《穿鼻条约》时，又未经伦敦批准。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 1841年8月，义律被免职，璞鼎查（Henry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称义律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就算是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扯平吧。

　　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原本不错。但这次战争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是显示剂，它把中国专制统治的腐败暴露无遗；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体制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忠勇之士忧患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尽管范文澜尊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以他们的能量而言，无力回天。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只有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Larne）号保护。林则徐没有坚持让这些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当义律命令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便满足了。而英商马地臣、查顿则向英国政府状告义律，因为中国官员有人偷偷告诉他们：只需缴"六七千箱足矣。"

　　销毁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一位美国商人金（C.W.King）、一位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途中。林则徐对这个情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他也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直到 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冲突，它也是后来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林则徐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顺从天朝。8月15日，林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义律则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登船，驶离海岸；林进一步命令严禁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的信件之一，要求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之二则要求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林拒绝了。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时代周刊》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战争。

　　5.鸦片战争始末

　　冲突结束之后，无论正常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在整个过程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区别仅在规模缩小了许多。销毁鸦片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双方僵持数月却没有积极的解决不能不是林则徐的一个失误，这种僵持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利用，致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逐渐占上风。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报告朝廷称之为"七战七捷"。道光皇帝大喜，在朝廷昏官的一片赞扬声中，道光皇帝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的问题，而是闭关锁国与自由贸易的冲突。腐败僵化的清政府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已经到了非战争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但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并没有中断，义律提出了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方案。不过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僵持至 1840年5月，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办艇11只；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皇帝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南下。8月道光委任琦善为钦差，9 月28日免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报告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决心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以最紧急件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调湘、川、黔诸省兵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琦善复照义律，警告英国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谓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终究难挽颓势。27日签署《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动并不满意，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穿鼻条约》、《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6.鸦片后话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鸦片并非战争的全部。鸦片并不是英国人带来中国的，它早就在中国存在巨大市场。不是鸦片导致腐败，而是腐败已经造就了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腐败。如果寻找一点安慰，那么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并且最早颁布禁止鸦片令的政府。

　　在那个年代，人类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设立限制。问题在于，只有中国社会吸食鸦片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英国商人如同猎狗，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跟本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西方从那时起将近百余年的"黄祸"说，也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而是"鸦片鬼"之祸害。

　　大致在1820年代，广东、福建沿海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俗称"卖.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于是为了解除烦恼，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华人占95% 以上的新加坡，三分之一男人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随后便发展到这些国家。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的排华法案，鸦片是根本原因。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恰是全球化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美国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略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慈禧正是一个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能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LaMott）《鸦片民族》一书，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后来的毒品历史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

我本善良

有点意思

真精不怕火恋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www.csuchen.de/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五百五十四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www.csuchen.de/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然而事实又如何呢？奕山一伙严重渎职，既战败，又违旨。 www.csuchen.de/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做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 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www.csuchen.de/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两百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六百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www.csuchen.de/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这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www.csuchen.de/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九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而通商则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一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晋爵之理？ www.csuchen.de/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www.csuchen.de/

当然，也有因撒谎而倒霉的。1841年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伊里布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定海县城。而且，接收这座空城的，其实只有三个人──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和两个下级军官。然而，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却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编造情节，说：“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其实是直到26日才会合集齐开赴舟山），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其实是26日进城后就先为争功而吵架）。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其实是早就被英军救回），并饬赶紧起碇（其实城中并无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其实早就走了）。”但这“真实的谎言”却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www.csuchen.de/

二 www.csuchen.de/

伊里布不是等闲之辈。他血统高贵，其家世可追溯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庆六年的二甲进士，满族官员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运亨通，四年间升迁七次；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为看重的四大总督之一（其余三人是两江总督陶澍、直总督隶琦善和湖广总督林则徐），并已由云贵总督迁任两江总督，且被看做善于镇抚边务之才，在云南对付“蛮夷”很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开始和道光皇帝一样，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着做手脚。相反，在他看来，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由两江而至浙闽主持军务，正是他扬名立功的好机会。 www.csuchen.de/

然而一到浙江前线，伊里布就发现情况不对，不但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挟坚船利炮渡海东来的“英夷”和本国的“蛮夷”（云南少数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连哄带吓就能镇住的。渡海舟山，收复定海，就更是谈何容易！作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聪明狡黠很快就意识到，浙江战事绝无可为，万岁爷交给他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 www.csuchen.de/

可是这些话他不能对皇上说，也不能对满朝文武说，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马虎眼、做小动作。他一方面对皇帝虚与委蛇，一方面和英军讨价还价，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敌方当作同朝官僚来讲价钱：“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叫我们下得去，叫我们奏得大皇帝，叫我们大皇帝下得去。”这就简直等于说：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们两个私下里讲个价钱，大家都让点步，也都得点好处，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www.csuchen.de/

这就使人想起广州战役中大黄窖炮台守军将领战前和英军的讲价：“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www.csuchen.de/

可惜洋鬼子不吃这一套，万岁爷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员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江苏巡抚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人纷纷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断。终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诏，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专办攻剿事宜”！ www.csuchen.de/

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乱。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为补救。碰巧，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英军居然主动同意撤兵。这样的大功岂有让给裕谦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由司令员变成了小说家，也就有了前面那个故事。 www.csuchen.de/

谁知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动作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进剿，你他妈的却迟迟按兵不动，总说时机未到准备不足。现在好嘛，让这一小股本可“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www.csuchen.de/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账，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逼出来的。 www.csuchen.de/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www.csuchen.de/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www.csuchen.de/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而且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弋”，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弋”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www.csuchen.de/

1841年3月12日至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 www.csuchen.de/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 www.csuchen.de/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www.csuchen.de/

三 www.csuchen.de/

相比较而言，奕山的运气要好得多。当然，他撒谎的本事也大得多。 www.csuchen.de/

奕山也是一到广州就撒谎的，其“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 www.csuchen.de/

奕山说，据守城士兵报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参将熊瑞探头一看，见有夷人头目数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听了，便大喝一声道：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一听，就摘去军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扔在地上，望着城墙就行礼。我方翻译官就下城去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抗拒中华，屡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来，英夷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没法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到此地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www.csuchen.de/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将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赔款求和的败将成了摆谱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怜兮兮。这可真是从何说起！ www.csuchen.de/

当然，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发生了变化。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只想得过且过（即所谓“守成”）的人。他对这场战争，既无必胜的信念，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衅端何时可弥）；最担心的，是不要没完没了，因为那样太费钱。他曾对伊里布说：“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为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还对伊里布说：“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从这一意义上讲，除了不该赔款外，奕山他们还真没什么错。 www.csuchen.de/

那么，同样是“设法羁縻”，同样是“恳请通商”，伊里布和杨芳怎么就错了呢？原来，道光皇帝的底线，除了“志在通商”以外，还有“又称诉冤”一条。然而“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简直就是“桀骜不驯”。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复”失地，他不喜反怒；杨芳奏请“以通商换和平”，他不依不饶。但等到奕山签订城下之盟时，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何况奕山的谎撒得多么好啊！ www.csuchen.de/

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英夷”既然并非是来“申冤诉苦”的，当然不会因此就像奕山说的那样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们更加嚣张猖狂，趾高气扬。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被内阁免职（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到达广东，驻节澳门（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当日即发出照会，要求重开谈判，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英军将不停止进攻。8月21日，英军主力果然向北开进，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由粤北上，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式。 www.csuchen.de/

这就离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远了。但奕山的办法是继续撒谎。奕山等人说，义律之所以获罪，是因为“连年构兵”（事实正好相反，义律被免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认为他过于“软弱”和“谦卑”）。义律心怀不满，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诉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复照，便匆忙“出洋北驶”。义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恳求码头，很可能开炮启衅。战争一旦打起来，他就犯了和义律相同的错误，义律也就正好“为己卸职”。好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向“副领事”（其实是秘书）麻恭传达圣谕，并行劝阻。麻恭听宣后也频频“点头称善”，表示如能中途赶上璞鼎查，“定当遵谕传知”云云。 www.csuchen.de/

这又是连影子都没有的弥天大谎，然而道光相信。因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这么勾心斗角的。何况在奕山等人的笔下，义律、麻恭等“夷目”无不“情词恭顺”，当然也就不会把这十万火急的军情太当回事了。 www.csuchen.de/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过关。 www.csuchen.de/

四 www.csuchen.de/

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他的邻居。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便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这一回璞鼎查北上时，颜伯焘也没有上奕山的当。他并没有相信奕山的鬼话，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 www.csuchen.de/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3月2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五个月，耗银一百五十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www.csuchen.de/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下午一时四十五分，港内风起浪涌，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焘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一小时二十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十五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未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 www.csuchen.de/

绝望的颜伯焘和兴泉永道（管辖兴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刘耀椿“同声一哭”，然后率领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厦门城。此战，清军战死总兵一员，副将以下军官七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一人，伤十六人，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自己击沉英轮一艘、兵船五艘！ www.csuchen.de/

颜伯焘曾是铁杆的“主剿派”。1941年初，颜伯焘刚刚就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已被罢免的“鹰派”官员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这等于是指责伊里布“剿贼不力”。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颜伯焘如此翻脸不认人，只能解释为他对伊里布按兵不动的“鸽派”倾向不满，同时也说明他确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这时，他和刘韵珂、裕谦（江苏巡抚）这些“鹰派”（主剿派）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这些“鹰派”官员也都是有一颗“忠君报国”之心的。 www.csuchen.de/

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因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对朝廷说，也就只好撒谎，与被他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 www.csuchen.de/

和颜伯焘相类似的官员将领不在少数。比如接替颜伯焘任闽浙总督的广东巡抚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则徐的密友，一纸弹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满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调了，还和杨芳一起向英军妥协。就职闽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进攻鼓浪屿，怡良却阳奉阴违一再敷衍。他对手下说：你们只许严防死守，不许贪功挑衅。如果我们这边开火，“英夷”一定会“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对抗”，这样我们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祸了。怡良的官职是闽浙总督，浙江也是他的辖地。只因为浙江军务此刻不归他管，便如此以邻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话，此真不知“是何肺腑”！ www.csuchen.de/

怡良其实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说：“夷务不可为，闽事更不可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无如何！” www.csuchen.de/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牛鉴刚刚出任两江总督时，也都是唱高调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鉴兵败吴淞后，便变成了“主抚派”的顶尖人物。 www.csuchen.de/

对此，茅海建先生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其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www.csuchen.de/

问题是他们谁都不说，因为谁说谁是“汉奸”，谁说谁是“奸臣”，谁说谁是“卖国贼”！要知道，他们毕竟是帝国时代的人。帝国是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它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一个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的程序，也设定了一个保持“舆论一律”的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基调就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而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因此，一切来犯之敌都是应该而且可以“迎头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国是“天朝上国”，那英吉利则不过“蕞尔岛夷”！“夷”已不足畏，何况乎“岛夷”？所以，谁要说“夷务不可为”，那他就必是“汉奸”无疑！那么，谁又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真精不怕火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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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十四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三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www.csuchen.de/

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局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 www.csuchen.de/

刘韵珂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www.csuchen.de/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挡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www.csuchen.de/

在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动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条：浙江去年雪灾，春粮多未布种，物价与日俱增，小民度日艰难，人心浮动，盗贼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战事，无暇兼顾。在这样一种动乱时期，谁能保证没有“不呈之徒乘机而起”？ www.csuchen.de/

这话很可能打动了道光皇帝。的确，对于一个专制君王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权。“英夷”虽然可恶，但毕竟只是要求通商、赔款、割地，并无灭清亡国之意，也动摇不了国本。然而一旦民众造反，则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于是道光皇帝批曰：“所奏不为无见。” www.csuchen.de/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惟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www.csuchen.de/

不过，刘韵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担任闽浙总督后，继续用对付皇上的办法搞“曲线救国”，用“阴柔之策”对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条约让福州通商，背地里却做尽手脚，让英美商人无利可图，以致185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为三十七万元，1856年、185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刘韵珂对此十分自得。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www.csuchen.de/

可惜他这一套到了咸丰朝就吃不开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不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伎俩，而是堂堂皇皇的胜利，而朝野上下对刘韵珂的“媚夷”姿态也久为不满。刘韵珂混不下去了，称病请假。咸丰皇帝看穿他的把戏，将计就计，打发他回老家“调理”，而且一“调理”就是十二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复出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www.csuchen.de/

六 www.csuchen.de/

如果说倡言“抚手”已属不易，那么，操作“抚局”就更是为难。 www.csuchen.de/

事实上，当钦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抚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发现自己其实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另一方面，自以为是的皇上又不愿让步。两边的来头都很大。“前者以兵势追之，后者以权势压之”，夹在中间的耆英等人两头受气，也就只好如茅海建所言，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做鬼脸了。 www.csuchen.de/

耆英等人如何对“鬼子”扮笑脸，《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其中最可笑的，则是两江总督牛鉴在1842年8月6日发给英国“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会。牛鉴在照会中说，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之员，即便是“扬威将军”奕经，也都不敢上奏，是我牛鉴不顾后果，“三次冒死据实陈奏”，我们万岁爷才恩准了。然而，当此“讲和之际”，“贵国大邦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于是牛鉴质问道：“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 www.csuchen.de/

而耆英则一开始就欺上瞒下，两头哄骗。1842年5月17日，英军重兵逼近乍浦，耆英闻讯大惊失色，也顾不上什么请旨不请旨，即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况，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可惜“逆夷”并不害怕什么“天威”，也不讲什么“大义”，反倒发来一份照会，态度恶劣，语气强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态愿意按照他们的条件办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复对方，也不敢如实上奏，反倒继续撒谎，在29日的奏折中专挑好听的话说，道是“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实根本不是英方的条件），言词尚为恭顺（其实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对策，耆英的说法是：“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全是一派空话！事实是：乍浦失陷，吴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烧屁股，屁颠屁颠地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泾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www.csuchen.de/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督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www.csuchen.de/

无计可施的耆英等人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www.csuchen.de/

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也实在不知是为何人。而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www.csuchen.de/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www.csuchen.de/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的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www.csuchen.de/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等人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www.csuchen.de/

七 www.csuchen.de/

读《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www.csuchen.de/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www.csuchen.de/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www.csuchen.de/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www.csuchen.de/

这样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二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二时许结束。在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显然被夸大了。 www.csuchen.de/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即使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因为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