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之七:程砚秋往事 (从二闲堂看来的)


《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之七:程砚秋往事

作者:章诒和


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
        ——程砚秋往事

在我家,父亲(章伯钧)是梅(兰芳)党,母亲(李健生)是程(砚秋)党。母亲喜欢程派,还源于她和罗惇融(大名士,号瘿公,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之子罗宗震的深厚友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母亲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中的时候,就常去罗家玩,听罗宗震讲革命道理。听着,听着,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决定离校出走,跟着罗大哥投奔北伐革命军。在出走之前,罗大哥偷出家里一些古董、古籍和手抄剧本,把它们统统塞进一个皮箱,放在母亲的宿舍里。

母亲吃惊地问:“你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罗大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卖了就能换成钱,派上用场。”

后来,身为中共党员的罗宗震在上海被捕,关押在龙华监狱。未婚妻不敢前去探望,母亲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知道了这个情况,悲愤不已。揣着两张热烘烘的大饼,就登上京沪火车。到了监狱,人家不让进。母亲一直等到天黑,把饼藏得好好的,自己却饿得要死。终于感动了看门人,容许“兄妹”一见。当罗宗震看见我的母亲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后来,罗大哥为了政治信仰,献出年轻的生命。母亲非常怀念他,也更加喜欢被罗瘿公一手栽培提携的程砚秋。


程砚秋(1904—1958) 男 满族  籍北京  京剧旦行演员


【童年】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经人介绍,投入荣蝶仙(京剧男旦,专工花旦、刀马旦)门下学艺。从前学戏和学徒差不多,先与师父立下字据,言明几年期满,学艺期间的食宿问题,以及满师后给老师义演若干年作为报酬条件等等。程砚秋所立字据是以八年为期。八年期间由荣家供给食宿,但演戏的收入归老师收取。满师后还须继续效力二年,即在两年之内,全部戏份(即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收入都要孝敬老师。

他的母亲像送病人上医院动手术那样签了“关书”,送他去荣家的那天,且一路叮咛:“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钱财上。”

这句话,程砚秋说:“我一生都牢牢地记着。”

程砚秋学戏很苦!边学边唱边挨打,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做,当听差使唤,无异于童仆。荣蝶仙脾气又坏,稍有不欢即举鞭就打,常常无端拿他出气。程砚秋每天要劈柴生火,洗衣做饭,学戏的时间很少,有时整天也不说戏。那时荣蝶仙穿的是布袜,清晨起来,程砚秋要把袜子捧到他的面前。因为自己的手不干净,沾着煤渣或灰土,冬天还有冻裂的血痕,不敢直接用手递袜子,就在手掌上放一块白布,把袜子搁在白布上,再捧给荣蝶仙。就这样,也难免挨打。在程砚秋出师以前,师父终于把他的腿打伤,留下很大的血疙瘩。成名后的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剧时,经一位德国医生的手术才把两腿治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学艺的八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惨痛的一页。”故程砚秋很早立志发誓,将来有了孩子决不让他们学艺唱戏。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又重的程砚秋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因为营养不佳,情绪一直也比较抑郁。师傅认为这个孩子不宜于学花旦(花旦大多扮年轻女性,性格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表演以做工和说白为主),让他专攻青衣(青衣又名正旦,在旦行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扮演的都是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妇烈女,唱工繁重,动作稳重)。荣蝶仙还发现这个孩子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倩,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随风直送玉郎归】

程砚秋登台不久,便声誉鹊起。被当时的大名士罗瘿公赏识,并全力追捧。初次看了他的演出,罗瘿公做了六首绝句。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除却梅郎(指梅兰芳)无此才,城东车马为君来。笑余计日忙何事,看罢秋花又看梅。”诗句表露出对这个少年的称许。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有人来约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每月包银是六百大洋。荣蝶仙当然主张他去。可遭到罗瘿公和王瑶卿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程砚秋现在已经把嗓子唱坏,提前“倒仓”了,说什么也该歇歇养养。罗瘿公欲为其赎身,可荣蝶仙也不是傻子,觉得这个徒弟前程远大,来日收获未可限量,便一口回绝。惜才的罗瘿公当机立断,运用各方关系疏通赔偿荣蝶仙七百大洋的损失费,他与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商量,借出六百大洋。把程砚秋接出了荣家。荣蝶仙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同意废弃合同。这样,未满八年的程砚秋,提前出师了。在把程砚秋接出来的路上,罗瘿公口占一首七言诗,诗的头两句是:“柳絮作团春烂漫,随风直送玉郎归。”

程砚秋家境贫寒,住在天桥的“穷汉市”。学徒期间他的母亲就盼着儿子出师,除了每天挎着小柳条筐上街买煤球,就是到北京前门里关帝庙烧香求儿子早日出师挣钱。难怪程砚秋刚离开荣家,便请一个姓徐的伙计到家中报喜,说:“罗先生给您儿子出了师了,以后的日子就慢慢好过啦!”从这一刻起,他的母亲才结束了每日烧香求佛的日子,真的看到了希望。跟着,罗瘿公又将程砚秋一家人搬离了条件很差的天桥大市弯齿胡同,安顿在相对比较好的北芦草园九号。“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一心进取的程砚秋获得自由后,即追随罗瘿公读书习字,钻研音韵。所以,后来的程砚秋不但精通经史,一手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对京剧的行腔咬字,深具工夫。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艺人当中少有的。

程砚秋虽有人扶持,但事业上却立足未稳,而那时的梅兰芳已是红人,自领一军。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程砚秋听从罗瘿公的刻意安排,拜梅兰芳为师。每晚的演出,梅兰芳的戏都放在后面。这样程砚秋就有了在前面唱一出戏或兼饰仙女等杂角的机会。拜师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得以陪演《上元夫人》、《天河配》、《打金枝》等剧目。陪演就是观摩,程砚秋深受启发。他特别羡慕梅兰芳创造的古装。这一年,罗瘿公虽南游沪宁各地,却不忘唱戏的程砚秋。比如,在二月七日的一封信里,罗瘿公写道:“看见上海报登载十八日全浙会馆的戏评,说你扮《长坂坡》的甘夫人,说你态度顶好,扮相顶好,说你同一班老辈名角一齐唱,体面得很,也有人恭维我一番,我看见很喜欢。上海好些人问候你,知道罗瘿公的差不多都知道程艳秋(那时他叫艳秋)。有好些老名士要给你作诗,你的名可大得很,恭喜恭喜!你的嗓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好了,但愿从此以后天天好。北京下雪没有?有添养鸽子没有?老鸽子可养熟了?……你打了梅(兰芳)先生的鸽子,是不知者不为怪,以后别再打喽。你总要常常写信来,两三天一封,千万别忘了!你再要买什么,写信来。”罗瘿公只要接读程砚秋的来信,总是立即回复,还在信里为他改错别字,甚至觉得他所用信纸太坏,即随复函寄去好信纸。

罗瘿公请年轻的画家徐悲鸿为程砚秋作画,还为他集聚巨资。有了这些钱,罗瘿公在添置行头的同时又为程编了许多新戏。一九二一年,又特意为他介绍了一位武术先生学武术。罗瘿公认为戏曲舞台上的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动作,与中国武术动作有连带关系。学会武术,对程砚秋的表演会有很大帮助。后来的经历表明,武术的作用不仅用在了台上。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的春节,对十八岁的程砚秋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罗瘿公的精心安排下,他独立挑班唱戏了,以一出改编的京剧《龙马姻缘》轰动了京城。他的班社取名“和声社”。程砚秋请来荣蝶仙任社长。心满意足的荣蝶仙任社长后,没有以业师自居,而是积极协助罗瘿公和程砚秋搞好戏班的工作。师徒间的合作,颇能显示出程砚秋的胸怀。学徒挨打在从前是一种行业习惯,梨园行如此,其他行业也如此,程砚秋不以为意。这一年,程砚秋南下上海,初次演出就很受欢迎。有人这样评价:“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艳秋则恂恂如书生。”如此形容,是指程砚秋受名师(指罗瘿公)熏陶,气质自化。

读着这样的文字描述,年轻人可能会说罗瘿公是程砚秋的超级“粉丝”。用超级“粉丝”来形容,还不能概括两人的关系。罗瘿公还是程砚秋的严师,谋士,引路人,策划者,剧作家和真正的后台!一个名士独赏一个艺人,为之脱籍,悉心赞助以成其材。“赢得宣南顾曲人,日日雕鞍骤。”我们从中认识到那个时代艺人与文人相互依存依托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包含着脉脉深情与风雅,但它更是一种文化的情感态度。程砚秋是个孝子。他大红的时候去上海、武汉演出,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回到家中全部交给母亲,听从支配。一次,他的母亲说:“你三哥(即程丽秋,京剧演员)很久没出台了,生活困难,这笔钱给他吧!”程砚秋毫无怨言。


【戒尺】

他的另一个老师是通天教主王瑶卿,这也是罗瘿公介绍的。据说,王瑶卿最初并不怎么看重程砚秋,后来终被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程砚秋踏进古瑁轩(王瑶卿寓所之别称)学戏,王瑶卿就发现他清晨的嗓音还不错,到了晚上八点以后,反倒唱不出来了。平时的嗓音窄而涩,但喝了酒以后,反而宽且亮。禀赋与众不同,不能以常情教之。于是,王瑶卿对程砚秋做了特别安排和特殊要求——早晨只喊嗓不准唱,一直到晚上十时后再开始吊嗓练唱。王瑶卿说:“角儿出场多半要到九、十点钟以后,如果你晚间无嗓,那怎么能当角儿?只好是唱开场戏了。所以,一定要在夜间练习。”半年后,他的嗓子果然慢慢出来了。

程砚秋刚登台,因为个子高,心里紧张,所以把上身缩成一个团,而且左肩高,右肩底,样子非常难看。王瑶卿说了多少遍,都没矫正过来。一次,他又要上台了。这次王大爷在袖子里藏了把戒尺,在程砚秋临出场前的瞬间,抽出戒尺,向着他的右肩狠狠地敲了一下。程砚秋惊恐又疼痛。这一招儿还挺灵的,自那以后,他再不肩膀一高一低地出场了。王瑶卿又依据他的别样秉赋,为他设计出新的唱法,专走偏锋,独创一格。一个特殊的歌喉加一种特别的唱法,骤然之间程砚秋与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音调奇异,虚无缥缈,忽高忽低。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真可谓变幻莫测。

程砚秋研究唱腔,都是亲自到王瑶卿老先生家里去求教。每次去王宅都是在晚上,因为只有等到深夜,王老先生烟瘾过足,精神上来了,才到了说戏的最佳时刻。那时程砚秋住北芦草园到王宅必经八大胡同(北京妓院多开设于此)。罗瘿公告诉他:“你要绕道走,经煤市街进大马神庙东口。”程砚秋很听话,每天多走一里多,从不更改。

王瑶卿感叹道:“唱旦角的,讲究戏的身份儿(即规矩)真得数他。”

程砚秋果然是越唱越红了。


【俩人很般配】

民国九年(一九二O),梅兰芳的原配夫人、也是他的师娘王明华,向程砚秋介绍果湘琳(京剧艺人)之长女(也是余叔岩的外甥女)与之订婚。那年程砚秋十六岁,觉得自己太年轻不想过早成家,提婚的事就搁置起来。当然,果家对这桩婚事也有条件:程家哥们多,程砚秋要从程家搬出来单过,才能结婚。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月,经罗瘿公与梅家再次的撮合,才最后促成了这桩婚事。那时提亲不让相亲,罗瘿公自有办法,带着程砚秋到一家陈列着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馆,让他去辨认。程砚秋左看右看,挺满意。不过,娶的不是果家长女,而是次女秀英。为啥换了人?用程砚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果大姑娘没有二姑娘长得漂亮。”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他俩正式订婚(又称放小定)。订婚之日,礼节隆重。梅兰芳夫人作为媒人,送过来镶嵌的镯子,戒指等定礼。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程砚秋陪着母亲看了位于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二十三号的新居。而租赁此宅全系罗瘿公的一手筹划,当然是为了满足果家女儿提出的允婚条件。一九二三年的四月九日,程砚秋陪母亲迁居于新租赁的寓所后,立即举行结婚聘礼仪式。梅兰芳、王明华夫妇为媒,程砚秋由姜妙香等四人陪同,给果家送上衣服、首饰、红鹅、猪羊腿、干鲜果品以及龙风饼。这叫“过大礼”。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程、果二人举行结婚典礼。来宾有四、五百人,除尚小云赴沪演出,在京旦角无一缺席。婚礼由梅兰芳主持,报纸称这是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稀有之盛况。礼节也极隆重,贺喜画件达百余轴。成婚后,罗瘿公将果秀英更名为果素瑛。

旦角的皮肤一般都是天生白皙,程砚秋不止皮肤白,他的一排整齐的牙齿更是白得发亮,且细密精致,比女人的牙齿还好。他身材高大,头发中分,天庭饱满。那双丹凤眼真有说不出的妩媚。程砚秋常穿一套得体合身的灰色西服,举止斯文,状若书生。别看平素的话虽不多,但为人爽朗大度,全无一般青衣旦角私底下那种职业性的忸怩神态,就是内行人也只有从他嫣然一笑而倩然后敛的习惯口型上,察觉出长期舞台生涯给他留下的一丝痕迹。夫人果素瑛亭亭玉立,朴实无华,头梳着一个横S髻。俩人很般配,走在一起,使人左右看不出他们是梨园行中人物。

日常生活中的程砚秋庄重严肃,倘有女性在侧,总是眉不轻扬,眼不斜视。那时,很多艺人在生活作风上是不大检点的。小报文人也在这些事情上做尽文章,说尽肮脏话。故而一个艺人无论名气多大,多多少少是要受些纠缠、攻击和诽谤的。况且艺人的钱再多,社会地位也在小报记者之下。名伶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因此程砚秋对自己要求极端严格,一生无二色,并立下“不传女弟子”的规矩。即使是男性,他的收徒也是拒人情于千里之外。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唯有以身相殉。”这话近于谑,可还真无法否认。只要听程入瘾,就非此不可,若再去听别人唱的青衣,便觉淡而无味。所以,后来喜欢程的听众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因程砚秋未走红以前曾一度拜梅兰芳为师,亦受关照和提携,于是行内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程腔之中,骨子里多为梅腔。如不深加体会,一时不易察觉。因为梅腔加上程氏的嗓音和口劲,已经脱胎换骨,难以辨认了。

程砚秋的嗓子外显柔和,内敛锋芒,加上标新立异的唱法,唱起来真有鬼斧神工之妙。最耐人寻味的是《玉堂春》一剧,他柳眉入鬓,凤眼传神。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唯其独有。高出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听来惊心动魄。化装也别致,身着红色罪衣罪裙,脸似鹅蛋,眼皮上一层黛绿涂得停匀,妩媚中带出青楼女子的憔悴和满腔哀怨的神情。他的表演强调的是冤案中的冤情,而非着意于一桩花案里的风情。这样,程氏《玉堂春》的格调上就比其他艺人高出了许多。程砚秋身材高大,观众初见,都暗自吃惊:“这么大块头的一个旦呀!”但等演过了一阵,被他的各种身段表演所吸引,你便不会觉得他是个庞然大物,而是个美妙妇人。简淡蕴藉,洒脱雅致。程砚秋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论起他的化装,至今是个谜。因为程砚秋最不乐意让人家看他的化装。除非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知交。他的化装室也只有负责化装的人和他的太太果素瑛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人一概“挡驾”。看过程砚秋戏的人都知道,他在台上的最动人之处,就是那一双眼睛了。好多人都琢磨:他在眼睛是怎么画的?有人说,他的眼皮是用毛笔粘着碾碎了的炭精勾画出来,然后再涂上胭脂。程砚秋舞台上那飞若流丹、澄如秋水的眼神,就来自这黑红相间的奇妙勾画之中。


【梅、程之间 】

程砚秋学艺可比梅兰芳苦多了,他也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也无人能及。故而梅、程之间彼此頡頏,关系就颇为微妙了。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1918年,罗瘿公将他的艺名菊侬改为艳秋。后来有人说这个更名涵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而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程砚秋结婚后的五个月,他与自己的戏班“和声社”一行赴沪,罗瘿公随行,亲自安排一切。这次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六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由金兆棪(字仲荪,京剧剧作大家。浙江金华人,青年时期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为首届学生。毕业后从事文学写作,1924年从一出《碧玉簪》开始专门为程砚秋编写剧本,有《梅妃》、《荒山泪》、《春闺梦》、《文姬归汉》等十余部作品)撰,罗瘿公手书的楹联,先施公司以黑绒红缎制作,宽二尺,长八尺之幅悬诸台前。戏院门口,汽车二百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了。程砚秋自打炮以来,每日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人极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十一月十五日返京,梅兰芳赴站迎接。十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

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是微小的,也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从这时起,他们的竞争才趋于明显化。到了1946年底,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两个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了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章,舌枪唇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了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五场《锁麟囊》,天平向他倾斜了。演出完毕,程砚秋的弟子赵荣琛一次就替师父将28根金条存入了银行。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是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罗瘿公的这两句话是说准了。非但说准了,还深知这两大名旦的内心状态。原本烟瘾大酒瘾大牌瘾也大的程砚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说戒烟酒就戒烟酒,说戒打牌就戒打牌,罗认为那是因为程砚秋在艺术上“名誉心甚重,故能自克如此。”而梅兰芳那边,罗瘿公则觉得他人缘太好,其“党徒甚胜”。梅兰芳见程砚秋“气势日旺,自沪归京后颇有引以自强之意。”于是,梅对程“更益敷衍”。

面对这样的情势,站在程砚秋一边的罗瘿公常常是亲自定下对策。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罗瘿公听说梅兰芳的行头化去七万大洋,便立刻写信给朋友(袁伯夔),说:“玉霜将来产业能至七万金否尚不可知,今已为服装费至万金矣,与梅竞服装断断不能及,唯藉唱以胜之耳。”罗瘿公给程砚秋定下的策略是:“屡诫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做得极人工却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做人圆通之至反不觉其圆通——这是传统社会做人的一种境界。如果没有对江湖规则的高度把握,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举个例子吧!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四十大寿。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在这举动里面包含着道德信条,江湖规矩,人情世故以及个人修养。瞧,戏曲舞台上的艺人多高明,哪像政治舞台上毛主席把个对手加战友的刘主席往死里卡,直到卡死。


【最后的罗瘿公】

民国十二年(1923)12月28日,重病缠身的罗瘿公,听说程砚秋因剧场安排不上唱戏的时间心情苦闷,一次打牌输去准备用于添置行头的六百大洋,愤极。深夜至凌晨,书亲笔信责劝程砚秋坚决禁赌,又致函程的岳父从旁督促。可谓严师情深,用心良苦。程砚秋读后,听从师命,决弃“竹战”,再不打牌。

第二年(1924)罗瘿公患病住进德国医院诊疗,程砚秋每日亲侍饮食,从无间断。9月2日,罗瘿公自知大限已到,遂写下遗嘱。内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程君艳秋,义心至性,胆淹古人,慨然任吾身后事极周备。将来震、垠两子善为报答。”9月16日的半夜,罗瘿公又手书:“墓地能设香山最佳……”一语后,溘然长逝。时年五十二岁。

罗瘿公归去之际,亲属皆不在侧,程砚秋是第一个赶到的!他见恩师殁前所书遗嘱数纸,捧之大恸,几至昏厥。回到家中,为罗瘿公设立灵堂,除朝夕哭奠,唯伏案抄写经书。文人大多清贫,自女亡妻狂,罗瘿公已是每况愈下,经济拮据,以卖字鬻文为生。故而罗瘿公丧事所用祭奠、棺木、墓地之费都是程砚秋一手经办,务极完美。出殡那天,程砚秋身服重孝,抚棺痛哭。人家算了一笔账,罗瘿公自病至死,费金过万元。而程本人决口不提一个钱字。这事儿,搁在士大夫身上都很难做到,一个艺人做到了。难怪康有为作诗,赞程砚秋为“义伶”。

念恩师之逝,程砚秋布衣素服,辍演月余,每忆往事,即为之泫然。遂作《忆瘿公师》五言诗——

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
回想伤心话,时时泪满襟。
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
供影亲奠酒,聊以尽我心。
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

罗瘿公去世后,每当程砚秋外出演戏,行前数日必先往罗墓凭吊;演毕返京,亦去墓前。逢罗忌日,则必去祭奠。二十余年从未疏懒。1943年4月5日,程砚秋携二子(永源、永江)为罗瘿公扫墓。三人早八时乘西直门火车至黄村下车,步行三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园。他见墓地松木牌坊上的铁钉被拔去很多,异常伤感。“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提笔写道:“有两家人代为看坟者在,尚且如此。再过数年,我不在了,无人祭扫,想此处定变成荒原了。”

交往尤见人情濡沫与君子风仪。世事无常,他有常。



【程党·知交】

那时的小报把围在程砚秋身边捧他、帮他的人,叫程党。但凡有个“党”字,便觉庸俗,亦有宗派之嫌。这里,我以“程党”做标题无非是想说一个事实:即无论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来自本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许多人的帮助。像罗瘿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国初建曾任印铸局局长)等人合力共助程砚秋,几乎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罗瘿公去世后,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的生物学家,同盟会成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董事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支持程砚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十九年(1930),他联手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学院,附设戏曲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就设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56号,男女兼收,学校坚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着梅兰芳1930年飘洋过海到美国演出,风光无限,赞誉无数。便也动了心思,为程砚秋的出国张罗起来。1932年1月1 日,程砚秋登报启事:正式宣布更名“艳秋”为“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他以农人开垦之砚田自喻,而不再以“艳”示人。14日,即赴欧洲考察戏剧。显然,程砚秋是为赴欧而改名换字。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内瓦出席国联文化合作年会,并以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名义,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的第六次大会。他把程砚秋列为中国教育考察团团员。

另一个鼎力协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则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 38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29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法科。回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创办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创办《白话报》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的作用对于中后期的程砚秋来说,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如何为人,怎样处世,陈叔通都能做到具体指导。有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罗瘿公去世后,有人觉得程砚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砚秋到王瑶卿家竟也感到了丝丝凉意。这时的陈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确地说: “新戏多编,弟意有时仍须请教瑶卿,不可对他太冷淡。”同年程砚秋到上海演出,陈叔通活像罗瘿公转世,隔三差五地写信做“远程教育”。当听说配戏的小生姜妙香与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里说:“兄性以人格论是第一等人,但处世则非迁就三分不可。”两天后,又补寄一函,说:“妙香已见报,但是不可怒,不可懊丧,须坚韧渡过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决裂,天下事要看得透,还要大度包举。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还有一件事,曾写信与仲荪先生,即年龄关系气息似弱,况以唱为生涯,不知有向来熟悉之医否,姑与一商,每日试服黄芪、红枣加陈皮,我四十年前为讲师试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宁少,试验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读着这样的信函,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1933年,程砚秋从欧洲回来,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此,陈叔通先看上俞振飞、后又听说叶盛兰不错,便在俞、叶之间反复盘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这样写的:“昨发快信后再四思之,叶(指叶盛兰)身材如何?有无倒嗓之事?亦须想到扮相、台步、声音,果下得去,决计拉叶。初出山较易与,且年轻尚可求进步,又有继仙为师(指叶盛兰曾受业程继仙)在玉霜(程砚秋字)成本较轻,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飞),祗以无好小生,则舍俞亦无他人也。叶果是后起之秀,则不如舍俞而取叶。”伶人一向有置房产的习惯。这一年,程砚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还有人请程砚秋去刚刚建立的“满洲帝国”演出。陈叔通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托人给他带去一信。信中明确地说:“我有一言不能不预为提明:华北、此终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责备?如到已非吾土之时,犹能作久居之计,则屋可买……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买一屋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要在自问过得去否?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 很快,日军侵占了冀东、察哈尔,中日签定了《塘沽协定》。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罗瘿公介绍结识了陈叔通,程砚秋的确深受其影响。举凡为人演剧诸事无不求教之,引为知交。可谓经纬万端,逐条指导。陈、程交往持续到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陈叔通函致程砚秋(1950年7月28日),对他明言:“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并叮嘱“在向周扬(中宣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同时,一定也要向田汉(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做同样的汇报。”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砚秋,切嘱:“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这里,我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对陈叔通的劝告指导,程砚秋决非言听计从。比如,陈叔通对程砚秋力排对其艺术大有帮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荪。但程砚秋觉得李、金二人多年来给自己帮忙,虽是从政坛退出来的闲散之人,但乐意办事,又具才华。对他们而言,亦可消磨时间。对自己来说,“旧社会是看不起唱戏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个旧演戏的演员的身份”。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程砚秋始终坚持这个见解。他写于1957年的自传里,也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旧式人物”的看法。程砚秋说:“听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讲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等等言论,他不主张杀生,没有烟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丑无比的;又见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奔走,一切言论行动给我很好的印象。联想到别的政治骗子是挑拨是非、幸灾乐祸、浑水摸鱼、吃喝嫖赌、贪图享受,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李君总比这些骗子们要强得多些。同样骗来的钱,就看他们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郑毓秀、魏道明好像个小集团似的,我问为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呢?李回答:办社会事业什么人都应该有,好比毒药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觉得比喻得很对。叔通先生屡劝告不听,总是坚持我的主观看法……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的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

陈叔通曾说,程砚秋这样的知交“在尘世中不可多得”。今天这样的朋友还有吗?真是引人怀想。


【欧洲行】

程砚秋和梅兰芳、马连良一样,都是戏曲改革家。应该说,那时人家就懂得啥叫“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了。

1932年1月4日,程砚秋为赴欧洲考察戏剧,写了《一封留别信》。每次读这封信,都觉得程砚秋比现在的戏剧理论家要高明。这里,我抄录一段请朋友们看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显然不同的,因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也是显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现代的趋势,一切一切都要变成世界整个的组织,将来戏剧也必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组织,这是毫无可疑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使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要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我们不但要求理论能通过,还要从事实上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国戏剧的脸谱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戏剧也未尝无脸谱,许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装论》里,从演员的面部上指出各种特征来,便是西方戏剧脸谱的说明。再则,以前西方戏剧,在写实主义的空气下笼罩着,与中国戏剧之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个极端。现在,西方写实主义的高潮过去了,新的象征主义起来了,从前视为戏剧生命所寄托的伟大背景,此时只有色彩线条的调和,没有真山真水真楼阁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张以傀儡来代替演员,几乎连真人都不许登场了。西方戏剧这种新倾向,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戏剧的高贵,他方面又证明了戏剧之整个的世界组织为可能。举一概百,西方戏剧之可以为中国戏剧参考的,当然很多,砚秋一个人的联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辈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之间所产生的联想都提出来,交给砚秋带到欧洲去实地考察。这样,将来砚秋回国,在各位前辈及同人面前报告的,或许有供参考的价值了……”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梅兰芳游美(国)是把成熟的中国戏剧,介绍于西方;程砚秋赴欧是考察西方的艺术,用于中国戏剧的改良。

1月5日,梅兰芳为他举行欢送大会。13日,程砚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港而后换乘火车,一路西行,开始欧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 5月份到德国,他在柏林音乐大学参观。学生的钢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砚秋思想的强烈震动。二十七岁的程砚秋,内心热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学艺生涯的苛酷无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科学性,理论性和人性温暖。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就多了一桩心事。他主动增加了和德国音乐家的交往活动,洽谈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诗谱成曲,参与演奏实验。他在给夫人果素瑛的信里说明,自己准备接家眷在德国定居,要就读柏林音乐大学。为表示这个决心,也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开了烟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个月以后体重骤增,还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陈叔通闻讯,惊恐万分。连连函电发来,借程剧团同人生活困难为名,督促他抛弃妄想,火速东旋。程砚秋手里捏着这些函电,心情大坏。“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这是他在哀叹郁闷中写下的诗句。

向往好的,学习新的——这是自然人性的表现,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势力却能极其有效地逼着自己继续操持旧业,退回到那个非常实在、实际、实用的圈子里。程砚秋必须就范!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园行,尽管这是一种极不情愿地就范。所以到了考察后期,他的侧重点就放到了搜求图书、剧本、图片方面。程砚秋购置剧本二千多部,图片五千多张。书籍八百多种。

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6月1日,他亲自带着十岁的长子(永光)从上海启程经意大利、法国转到瑞士,安排在日内瓦世界学校读书,费用自付。程砚秋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说到做到——让自己的后代无一人唱戏。应该说,他对艺人的粉墨生涯有爱与乐,也有恨与悲。


【男子气派】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民国十五年(1926)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金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 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他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 “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


【务农】

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自那次前门火车站遭铁路警宪盘查群殴后,他决定息影务农。第二年(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又在红山口、黑山扈一带洽购旱地六十亩,准备弃艺务农。熙攘人世,若能与自然机趣相契,便倍加珍视。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思在海淀买房,思做农夫,不知能否达到此目的。并将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淀,亦备自作归计,大家也可减少开支。理想如此,不知白住者愿不愿意出城来住?”又说:“因我极喜园艺生活,与世无害。演戏生活暂停不能不另做生活,以免落得白食饭无可对天。我常感做官之无味,尤其做现代官,也极想子弟们务农,儿孙们的心理恐怕与我不同。”

一条溪水,几片白云,柳梢月色,板桥残霜,都令程砚秋感怀不尽。他自己做饭,从早忙到晚。有朋友来探望,也是自己做饭,请吃窝窝头。夫人来青龙桥代洗衣服,程砚秋将初学乍练的贴饼子奉上,还一个劲儿地问:“好吃吗?”。他学着耕地,耕了一亩,铧破了一块,又耕一亩,又破一块。损失虽大心情颇佳。人家说,他的样子“有冯玉祥之势”,他说:“冯玉祥焉有我精神!”种地需要浇水,他请人装辘轳。安装好了,程砚秋兴致勃勃地一边浇水,一边唱歌,还与安装工人一起,喝酒吃肉。他的乡居生活也并非全无烦恼。1944年,他想“扩大再生产”,于是乎买地,买驴,买饲料,买肥料,以及再购大木窗、铁钉、石板等供修建新寓所之用。为了承种更多的田地,程砚秋不得不宴请有关人等。两桌粗菜连酒,就花掉六百元(伪币)。这样一来,夫人就不大高兴了。夫人来,他也不大高兴了。日记里有这样记载:“夫人来了六天,将我每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荞面,豆面炸年糕均吃去了。素瑛回城内,再住亦没的可吃了。”夫人埋怨丈夫务农花钱太多,且什么都不许老管家把家里东西往乡下拿。对此,程砚秋也生气也伤感,他在日记里写道:“好笑!我想一定觉得凡在青龙桥所用之物,同填海眼般从此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觉自己太傻,清闲之福不安享而又经营地亩建筑房屋。人生如云烟梦幻,何苦自己苦自己,不晓得数年后,所有的东西又便宜了哪个?所有一切均我所挣,为什么我就应这样待遇,不是不公平吗?我真觉得太冤,人生再有二十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不肖儿女胡花,更冤……”

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却又是他在日记里反复咏叹的话语。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簃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簃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吃着棒子面的窝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面对粗茶淡饭、土屋绳床,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 “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他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友好,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程砚秋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办学】

从1930到1940年年底,他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聘请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为校长,后焦去法国留学,由金仲荪接替。程砚秋出任董事长。办学十年间,培养了德、和、金、玉、永五个班,共二百多学生。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王和霖,李玉芝,白玉薇等名角,皆出其门下。程砚秋废除了磕头,拜师,体罚等老班社的规矩。在舞台上,不准饮场,不准用检场人,不准用跪垫,即使像《玉堂春》里的苏三整场都是跪唱,也不许用。除了专业课程以外,还开设了文化课。其中包括国语、古文、历史、地理、美术、算术、音乐、音韵、英文、法文、日文等课程,其分量超过当时的初中。他还组织学生排练西方话剧,如《梅萝香》(华尔克著,顾仲彝译)等。全校实行奖励制度,每年评定一次优秀生,头五名发给十二元的奖学金以及铜镇尺、乒乓球拍子等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被某些人视为“歪门邪道”。程砚秋治理学校的突出思想,就是“演戏要自尊”。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你们是新型的唱戏的,是艺术家。”。他又对女学生讲:“毕业了不是让你们去当姨太太。” 最终学校还是停办了,到了1943年3月程砚秋还在处理学校解散的善后事宜。先是偿还一万六千元(伪币)的债务,再变卖学校的大汽车、戏箱、家具,最后再卖掉北京东华门大街南翠明庄校产才偿还了全部的债务。数年间卖掉若许之物,程砚秋心情沮丧,形容自己“像个败家的旗人大少爷”。

1944年在务农时期,为了使青龙桥周围的农家子弟读上书,也创办了一所功德中学,地址就是残破的功德寺大庙。他自掏腰包修缮校舍,定制桌椅,聘请老师,还让自己的老管家去看门做饭。接着又买下占地十八亩的金家花园专作学生宿舍。他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免收学费。后来从城里来了一批流氓学生,打架斗殴,欺负女生,吓得当地孩子不敢露面。因货币贬值,教员也三天两头闹着要求涨工资。一个谋福利、积公德善举,成了一个没底儿的大坑,只见没完没了地向这位艺人董事长伸手要“银子”,却没见办出什么有益于农村教育的事来。程砚秋吃尽苦头,学校越办越办不下去。一次他去天津,见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把自己热心公益兴办乡村教育的苦恼说了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奇怪的张伯苓劝导他,说:“你可不是搞这行的,不知道社会上专门有一批吃教育饭的人。你现在又不演戏,只出不进,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批人。日子长了,非把你吃垮不可。还是赶快收摊为妙。”

他收摊了,当局接手了,功德中学更名为颐和中学。他把金家花园改为程家花园,间或来此小住。抗战胜利后,目睹官场的腐败,他没高兴多久。程砚秋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过着一种时隐时显的生活。

听朋友说,颐和中学今天还在呢!现在就读的学生知道创办人程砚秋吗?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他说:“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什么‘祖传秘方’、‘私藏珍本’ 等等,不也全是这样‘独’吗?”其实,他的“独”是有所针对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和同意,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这里要介绍一个女演员,名叫王玉华,艺名玉兰芳,后改新艳秋。这个叫玉兰芳的女士本来是唱河北梆子的。1925年左右,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以后,兄妹俩一起迷上了程派。她当即暗下决心:不唱梆子,唱京戏,且一心学程。每有演出,她和哥哥必去“偷“戏。俩人躲在戏院楼上的角落,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工尺谱(即曲谱),她就用心记下全剧的唱、念和身段。戏散人静后,二人步行回家,一路研究刚才看戏之所得。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来:哥哥哼着胡琴伴奏,妹妹一边唱着,一边就走起身段来。回到家中多睏也不敢睡觉,接着练。没有镜子,就在月亮地里练。从影子里,看自己的身段,非把当天所学熟记在心才行。有时,一弄就弄到天大亮。在梨园行,这叫 “偷戏”!“偷戏”是大忌。为了怕被人认出来赶了出去,新艳秋是化装成男孩子去剧场的。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梅兰芳和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之后,经前辈介绍,新艳秋拜了梅兰芳。但她实在是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砚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当她觉得时机成熟了,便亮出了“程派”的旗号,改名新艳秋。连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艺名是对程艳秋 “不大尊重”。但她顾不上这些,为什么?用她原话来说是“为了舞台上站住脚,能红!”还说:“我为了唱戏成名,对不起程先生。”——一个人做于心有亏的事,其实心里是明白的。有心计的她不仅红了,还和程砚秋叫板又较劲。一是忽出奇兵,策动了“鸣和社倒戈”事件。简单说,就是用重金把程砚秋“鸣和社”戏班里的小生演员买通,连人带程派剧本都弄了过来。要知道戏曲舞台必须有生旦相配,故程砚秋怒不可遏。二是趁程砚秋赴欧考察之际,她大唱特唱。三是把与程砚秋同台合作的人,拉到自己的班社中,陪着她唱。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我就红得发紫(新艳秋语)。”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本戏偷传给别人时,便与之断然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唱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最早懂得知识产权的保护。

前不久,曾和几个北京老字号药铺的后代聊天。我问:“公私合营以后,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一落千丈。”

“为什么。”

“因为公私合营的前提是必须交出制药的祖传秘方。献上秘方,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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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党·知交】

那时的小报把围在程砚秋身边捧他、帮他的人,叫程党。但凡有个“党”字,便觉庸俗,亦有宗派之嫌。这里,我以“程党”做标题无非是想说一个事实:即无论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来自本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许多人的帮助。像罗瘿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国初建曾任印铸局局长)等人合力共助程砚秋,几乎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罗瘿公去世后,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的生物学家,同盟会成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董事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支持程砚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十九年(1930),他联手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学院,附设戏曲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就设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56号,男女兼收,学校坚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着梅兰芳1930年飘洋过海到美国演出,风光无限,赞誉无数。便也动了心思,为程砚秋的出国张罗起来。1932年1月1日,程砚秋登报启事:正式宣布更名“艳秋”为“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他以农人开垦之砚田自喻,而不再以“艳”示人。14日,即赴欧洲考察戏剧。显然,程砚秋是为赴欧而改名换字。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内瓦出席国联文化合作年会,并以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名义,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的第六次大会。他把程砚秋列为中国教育考察团团员。

另一个鼎力协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则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38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29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法科。回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创办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创办《白话报》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的作用对于中后期的程砚秋来说,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如何为人,怎样处世,陈叔通都能做到具体指导。有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罗瘿公去世后,有人觉得程砚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砚秋到王瑶卿家竟也感到了丝丝凉意。这时的陈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确地说:“新戏多编,弟意有时仍须请教瑶卿,不可对他太冷淡。”同年程砚秋到上海演出,陈叔通活像罗瘿公转世,隔三差五地写信做“远程教育”。当听说配戏的小生姜妙香与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里说:“兄性以人格论是第一等人,但处世则非迁就三分不可。”两天后,又补寄一函,说:“妙香已见报,但是不可怒,不可懊丧,须坚韧渡过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决裂,天下事要看得透,还要大度包举。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还有一件事,曾写信与仲荪先生,即年龄关系气息似弱,况以唱为生涯,不知有向来熟悉之医否,姑与一商,每日试服黄芪、红枣加陈皮,我四十年前为讲师试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宁少,试验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读着这样的信函,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1933年,程砚秋从欧洲回来,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此,陈叔通先看上俞振飞、后又听说叶盛兰不错,便在俞、叶之间反复盘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这样写的:“昨发快信后再四思之,叶(指叶盛兰)身材如何?有无倒嗓之事?亦须想到扮相、台步、声音,果下得去,决计拉叶。初出山较易与,且年轻尚可求进步,又有继仙为师(指叶盛兰曾受业程继仙)在玉霜(程砚秋字)成本较轻,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飞),祗以无好小生,则舍俞亦无他人也。叶果是后起之秀,则不如舍俞而取叶。”伶人一向有置房产的习惯。这一年,程砚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还有人请程砚秋去刚刚建立的“满洲帝国”演出。陈叔通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托人给他带去一信。信中明确地说:“我有一言不能不预为提明:华北、此终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责备?如到已非吾土之时,犹能作久居之计,则屋可买……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买一屋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要在自问过得去否?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 很快,日军侵占了冀东、察哈尔,中日签定了《塘沽协定》。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罗瘿公介绍结识了陈叔通,程砚秋的确深受其影响。举凡为人演剧诸事无不求教之,引为知交。可谓经纬万端,逐条指导。陈、程交往持续到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陈叔通函致程砚秋(1950年7月28日),对他明言:“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并叮嘱“在向周扬(中宣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同时,一定也要向田汉(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做同样的汇报。”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砚秋,切嘱:“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这里,我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对陈叔通的劝告指导,程砚秋决非言听计从。比如,陈叔通对程砚秋力排对其艺术大有帮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荪。但程砚秋觉得李、金二人多年来给自己帮忙,虽是从政坛退出来的闲散之人,但乐意办事,又具才华。对他们而言,亦可消磨时间。对自己来说,“旧社会是看不起唱戏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个旧演戏的演员的身份”。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程砚秋始终坚持这个见解。他写于1957年的自传里,也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旧式人物”的看法。程砚秋说:“听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讲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等等言论,他不主张杀生,没有烟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丑无比的;又见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奔走,一切言论行动给我很好的印象。联想到别的政治骗子是挑拨是非、幸灾乐祸、浑水摸鱼、吃喝嫖赌、贪图享受,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李君总比这些骗子们要强得多些。同样骗来的钱,就看他们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郑毓秀、魏道明好像个小集团似的,我问为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呢?李回答:办社会事业什么人都应该有,好比毒药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觉得比喻得很对。叔通先生屡劝告不听,总是坚持我的主观看法……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的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

                                陈叔通曾说,程砚秋这样的知交“在尘世中不可多得”。今天这样的朋友还有吗?真是引人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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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行】

程砚秋和梅兰芳、马连良一样,都是戏曲改革家。应该说,那时人家就懂得啥叫“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了。

1932年1月4日,程砚秋为赴欧洲考察戏剧,写了《一封留别信》。每次读这封信,都觉得程砚秋比现在的戏剧理论家要高明。这里,我抄录一段请朋友们看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显然不同的,因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也是显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现代的趋势,一切一切都要变成世界整个的组织,将来戏剧也必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组织,这是毫无可疑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使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要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我们不但要求理论能通过,还要从事实上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国戏剧的脸谱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戏剧也未尝无脸谱,许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装论》里,从演员的面部上指出各种特征来,便是西方戏剧脸谱的说明。再则,以前西方戏剧,在写实主义的空气下笼罩着,与中国戏剧之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个极端。现在,西方写实主义的高潮过去了,新的象征主义起来了,从前视为戏剧生命所寄托的伟大背景,此时只有色彩线条的调和,没有真山真水真楼阁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张以傀儡来代替演员,几乎连真人都不许登场了。西方戏剧这种新倾向,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戏剧的高贵,他方面又证明了戏剧之整个的世界组织为可能。举一概百,西方戏剧之可以为中国戏剧参考的,当然很多,砚秋一个人的联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辈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之间所产生的联想都提出来,交给砚秋带到欧洲去实地考察。这样,将来砚秋回国,在各位前辈及同人面前报告的,或许有供参考的价值了……”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梅兰芳游美(国)是把成熟的中国戏剧,介绍于西方;程砚秋赴欧是考察西方的艺术,用于中国戏剧的改良。

1月5日,梅兰芳为他举行欢送大会。13日,程砚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港而后换乘火车,一路西行,开始欧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 5月份到德国,他在柏林音乐大学参观。学生的钢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砚秋思想的强烈震动。二十七岁的程砚秋,内心热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学艺生涯的苛酷无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科学性,理论性和人性温暖。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就多了一桩心事。他主动增加了和德国音乐家的交往活动,洽谈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诗谱成曲,参与演奏实验。他在给夫人果素瑛的信里说明,自己准备接家眷在德国定居,要就读柏林音乐大学。为表示这个决心,也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开了烟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个月以后体重骤增,还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陈叔通闻讯,惊恐万分。连连函电发来,借程剧团同人生活困难为名,督促他抛弃妄想,火速东旋。程砚秋手里捏着这些函电,心情大坏。“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这是他在哀叹郁闷中写下的诗句。

向往好的,学习新的——这是自然人性的表现,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势力却能极其有效地逼着自己继续操持旧业,退回到那个非常实在、实际、实用的圈子里。程砚秋必须就范!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园行,尽管这是一种极不情愿地就范。所以到了考察后期,他的侧重点就放到了搜求图书、剧本、图片方面。程砚秋购置剧本二千多部,图片五千多张。书籍八百多种。

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6月1日,他亲自带着十岁的长子(永光)从上海启程经意大利、法国转到瑞士,安排在日内瓦世界学校读书,费用自付。程砚秋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说到做到——让自己的后代无一人唱戏。应该说,他对艺人的粉墨生涯有爱与乐,也有恨与悲。


【男子气派】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民国十五年(1926)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金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 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他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 “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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