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公的钱与孔子的愚民术

阿空

1、粤北山区某校长来广州培训，顺便来看看我。谈及以前共同认识的一个校长。这个校长刚当校长时，我曾经在13年前做过他参加培训的校长班班主任。现在已经步入政界了，完全脱离了教育界。那时他还在粤北某山区的一个乡镇中学当校长，虽然是山区乡镇中学，但是，在1999年已经欠下了400万元的债务。而当时学校教师的工资还不到1000元一月。这样巨额的欠款压得刚上任的年仅二十多岁的校长有点喘不过气来。每天都紧巴着过日子。但是，他说他们学校欠债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有欠1000多万的，如果按照当时学校能够收到的学费来算，这样一笔钱即使不吃不喝，也要还上五十年。但是，事实上不到5年就还清了。怎么还清的呢？由省财政统一拨款，再把欠款的利息免掉，还另外对所欠的钱打个九折，然后再让省财政统一埋单。这一次，那些紧巴过日子，不敢欠钱的学校十分后悔。因这次不管是欠了1000万的，还是欠了10万的，或者根本没有欠钱的，都一次了结。事实的经验教训就是，阿公的钱，能用就用，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



2、广州的大学城，当时也是欠债累累，许多大学被动员进去，但是，就是不肯去。说是去了就是一个大窟窿，永远也还不起这个债。因此，不去。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是省政府埋单。那些不肯要大学城校区的大学也是十分后悔。那可是白得的土地与楼房啊。用阿公的钱，替自己征地盖楼，替自己挣钱，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3、其实当年林语堂针对这种情况就作过详细的论述，我因为看到这种阿公的钱随便使用的情况，因此，又想起了当年林语堂的一翻精辟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停止谈论人民的道德改革，中国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现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么些人坚持认为道德改革是解决政治腐败的方法，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们幼稚的思维方式的标志。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把政治问题作为政治来处理。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在重复着那些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以产生一个稍为廉洁、稍微美好的政府。他们应该看到，如果道德教化还有一点点用处，那么中国今天就应该是一个圣人与天使的乐园了。我怀疑人们特别是那些官员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什么道德改革，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谈论不会有害于任何人。其实，很可能所有道德卫士们的良心都有问题。我发现像张宗昌将军这样一些试图恢复孔教并提高别人道德水准的人通常都娶了5至15个老婆。他们在勾引年轻女子方面也很能够有些手腕。我们讲“乐善好施是美德”，他们也随声附和：“不错，仁慈是件好事。”谁都没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却从未听到，我们的官员们讲法制政府，因为人民会回答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所以，如果我们能早一天停止谈论什么道德，早一天讲如何实行严格的法治，我们就会迫使这些官员正视这些问题，阻止他们装模作样地在外国租界内研读什么儒家的经典。

  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的统治者是仁人君子，总是在正义的大道上穿行。我们应该肯定他是假定的囚徒，并想方设法阻止这些可能的犯人鱼肉人民、出卖国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后一种制度效果更为明显，它可以制止政治上的腐败。这样做比等着这些仁人君子们良心发现要高明得多。



然而在中国，我们所做的恰恰相反。我们并没有假定他们是可能的无赖、骗子或窃贼，尽管我们早就应该这么做了。相反，我们把他们当作了仁人君子。依照孔子的教导，我们希望他们是仁慈的统治者，爱民如子。我们期望他们诚实。我们对他们说：“干吧，公家的钱你就随便使吧。我们不要你公开的预算，不要你公布帐目。我们绝对信任你的爱国心，允许缔结任何一个国际条约而不用事先经过我们的同意。”我们对行政官员们说：“如果你变成仁人君子，我们会给你立牌楼，永久瞻仰。如果你变成了无赖、骗子或窃贼，我们也决不会把你送进监狱。”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其人民是这样仁慈地对待他们的行政官员的。   

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太多的私人。其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这与道德无关，罪恶在制度。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对贪婪腐败的官吏没有惩罚，那么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腐败是对人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定购去横滨或者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建立什么廉洁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荣誉，而是简单的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荣誉的官员们拉出枪毙的勇气。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那些认为我所讲的将人性置于法制之下的观点伤了他们感情的官员们，就应该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愿意在一个严格按照孔子仁政观点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资。在这里，股东们不举行任何会议，不清理帐目，别人也不查帐，为债务问题潜逃的财务管理员或经理也得不到惩罚。中国政府正是以这种绅士风度管理着。如果现在的政府有了什么改进，也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西方人敢于要求统治者清理帐目，不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失掉任何绅士的荣誉。然而，在中国政府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它就永远会象一个混乱的股份公司。这里只有经理和职员们在谋取暴利，股东们却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丧——他们就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节选自林语堂《中国人》210—215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原版于1934年。）



4、中国的政府自古至今，都是十分推崇孔子的这套学说的。因为，这套学说只谈仁义道德，从来不算经济帐，相反，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别人算这个帐，叫“正其谊而不计其功，谋其义而不计其利。”像西方宪政政府，在国会控制与监督之下，每分钱的使用都有人盯着，那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如此，做官还有啥意思？因此，用仁义道德忽悠人，让人丧失对经济账目的警惕与追问，然后趁机混水摸鱼，都是令人十分惬意的事情。不仅经济账目上要混乱，而且法律也不能够让人知道。因此，孔子是坚决反对铸刑鼎，将法律条文一条一条地刻在鼎上，让广大百姓知道的。因为，广大百姓如果知道了法律条文，那么，那些百姓就不那么好糊弄了，大夫们要胡作非为，就会变得困难。因此，孔子才坚定地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联系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怎么理解，孔子都是一个愚民的高手。

许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