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送礼者的痛苦

五湖散人

一批已经开始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生于７０年代末的年轻人，在光鲜的职业外表和不断上涨的收入背后，却充满了迷惘和彷徨。他们有着集体困惑：人生的方向在哪里？

　　“人为什么活着？”李柯点燃一支烟，很郁闷地问道。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观察，李柯不应该有什么烦恼。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道路平坦而顺畅。

　　自从１１岁参加小学毕业考试，高分进入省重点初中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决定命运的考试。在无数学生忐忑不安进入中考、高考考场时，他只是一个悠哉游哉的旁观者。因为，他的学生时代一直和“保送”紧密相连——保送进入省重点高中、保送进入北京名牌大学。在中考、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保送”绝对是一个荣耀的标记，它表明了作为一个学生所能具有的最大优秀。

　　李柯并不是那种戴着宽边黑框高度近视眼镜、以考试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书呆子”。在他的档案中，有着学生会主席、班长之类的头衔。痴迷篮球的他，也在床头贴过麦克尔·乔丹的画像，还在一次篮球比赛中摔断过胳膊。甚至，在高中阶段他还谈了两次恋爱。“我没发胖之前，还是挺英俊的。”

　　对于这个出色而成功的学生，他的高中班主任这样评价：“聪明、勤奋，最重要的一点，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干什么。”

　　在当了四年商学院大学生之后，他又在择业的沙场上杀开一条血路，穿上了一件令人艳羡的职场外套——国内某著名ＩＴ企业销售经理。工作四年之后，他已经自食其力，在北京购买了价值８０万元的房产和一辆中档轿车。“都是贷款买的，一个月给银行还贷５０００多元呢。”软磨硬泡之后，李柯才吞吞吐吐的说出，他的年收入在２０万元左右。

　　这样一个青年才俊，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和迷茫呢？

　　一个“乙方”的痛苦

　　在一天的喧嚣和躁动之后，凌晨一点的北京寒冷而寂静。很多人已经进入了梦乡，有些人却还在工作，比如我，比如李柯。原本约在晚上８点的采访，因为李柯的忙碌而不断推后。最后，谈话不得不在他的车里进行。

　　“刚刚陪客户喝完酒……”，李柯向记者表达了一再推迟采访的歉意，态度诚恳，用语得体，颇具职业素养。“我从事的是阳光下的职业，但却不得不经常在夜间活动。”李柯说笑着，但浓重的酒气和烟草味道却传达着他的疲惫和无奈。

　　他递给记者一本备忘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人名。“最近确实太忙。这是年前需要拜访送礼的名单，我有５万元的经费，必须送出去。给什么人送？送什么东西？送多少？怎么送？送完了要达到什么效果？为这些问题我绞尽脑汁了。五一、十一、中秋、元旦……，每个节日都是这样，这是逢年过节的必备功课。”李柯说，连着一个礼拜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敲开一扇扇紧闭的房门，满脸陪笑、低三下四地给人送礼，这决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给客户送礼，请客户吃饭、桑拿、唱歌，这都是李柯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名销售商，我的工作一部分是台面上的，比如技术交流、投标等等。另一部分则是台面下的，在饭桌上、在酒吧、夜总会里。我们需要这样的场合和客户交流感情、拉近距离。甚至客户家里的私事，比如接人送人、送东西取东西等等，我都要表现得热情百倍，随叫随到。四个字——人情世故，这是我每天都必须琢磨的。”

　　李柯说，“我一年花费的公关费用大约在２０万元左右，还不包括在客户授意下出血的赞助费。行业内其他公司基本差不多，一个销售人员一年最少也要在请客户吃饭、娱乐上花个７、８万元。”

　　记者仔细数着，李柯已经点燃了见面后的第１０支烟，“刚刚工作的时候，面对这些感到的是刺激和新鲜。很多以前只是在书上、电视上见到的情景一下子都出现在面前，好像潘多拉的魔盒突然打开了。高档酒楼里和达官显贵觥筹交错、吆五喝六，一顿饭花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在各种娱乐场所斗鸡走马、纸醉金迷。这些都让我这个原本在小饭店吃吃宫爆鸡丁，喝喝二锅头都当是打牙祭的穷学生脸红心跳。好像是一夜暴富，当时只有兴奋。但这种金钱带来的兴奋像潮水一样，来得快也去得快，因为你从中得到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

　　李柯说，“不管出入怎样的高级场所，怎样流水般花钱，我的身份是改变不了的。我是卖东西的，我是乙方，我扮演的就是一个看人脸色、仰人鼻息的角色。不管有怎样的烦恼和问题——家里有人生病了，刚和女朋友吵过架，身体不适等等，只要面对客户，就必须把肝肠寸断收起来。每一根神经都要微笑、要阳光、要积极，要带着一副职业的面具去说话、去做事、去点烟敬酒。１０天、１００天处在这样的状态，你可以忍受，但当这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就成了折磨。”

　　很多销售商都有过这样的痛苦。有人母亲癌症晚期躺在病床上，却只能回家呆上几天，又坐飞机匆匆赶回来，因为手上有几千万元的单子要投标；有人夫妻反目，家里闹得鸡飞狗跳，还要打起精神、春风满面地宴请客户……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养家糊口、要保住这份工作。我们工作的好坏是用销售业绩来衡量的。每个销售人员都有一个销售指标，这个数字犹如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力斯之剑，你必须努力完成它，否则它就会砍掉你的头。”

　　哈姆雷特式的困惑

　　“我明白，每一份工作都有自己的不易和艰辛，都会有烦恼和郁闷。痛苦在于，我常常忍不住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有价值吗？我不能干一份我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吗？虽然我卖的ＩＴ产品价值少则几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甚至更多。但本质上，我仅仅是一个销售，我的任务就是把我所代表的产品卖出去，和卖袜子、卖手套、卖盗版光盘没什么区别。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乙方，是给公司赚钱的机器。现在，每做成一笔单子，就算是过了一关。没有满足感，没有成就感，只有如释重负。”

　　在忙乱工作的小小间隙，李柯的生活安静平淡。睡前短暂的阅读时间，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为留连的时光。“刚上班的时候日日笙歌、夜夜燕舞，喝酒泡吧，唱歌跳舞，最大限度地挥霍精力，拼命地玩。突然有一天就累了，心里空空荡荡的，对于发泄式的娱乐再也提不起精神。现在，我甚至有点厌恶那种喧闹空洞的生活。”李柯说，“还是安安静静呆着舒服，给父母打打电话，看看书，听听歌，心里会有难得的安宁。”

　　对于即将到来的春节，李柯抱有热切的期待。在温馨平和的家里，他要休息自己疲惫的心灵。同时，想一想未来何去何从。“工作三四年之后，我站到了一个岔路口上，眼前一片迷茫，不知道何去何从。一条路，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干下去，寻找机会升迁、跳槽，或者自立门户开公司，为赚钱而生活。另一条路，摆脱现状，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能够体现人生价值的事。这么做肯定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和代价我愿意承担、付出。”说到这里，李柯忍不住大笑起来，“但最滑稽、也最可悲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结局，这个被老师评价为能够把握自己的年轻人，在看到了世间百态、了解了生活艰辛之后，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在我身边，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热情、有活力、有过纯洁伟大的理想。但现在，我们为了赚钱而奔波忙碌，一点也不快乐。我们想摆脱这种状态，但茫然无措，找不到方向。我们陷入了集体的方向迷茫。可悲的是，对于一个人的评判，这个社会好像只提供了一个现实而残酷的标准——金钱。也许，我们只能通过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１９８０年，梁小斌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写出了价值观混乱的一代人的心声，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似乎是一语成谶，又像是一个轮回。２０多年后，一批已经开始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生于７０年代末的年轻人，在光鲜的职业外表和不断上涨的收入背后，却充满了迷惘和彷徨。他们开始呼喊着同样的问题——“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