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体育精英主导时代

 去年12月初,中国政府宣布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退休,由完全没有体育管理经验的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鹏接任,标志着体育精英主导竞技体育决策的时代结束。

  中国媒体普遍以“袁伟民时代”的落幕来看待这项人事调动。排球选手出身的袁伟民,1980年代率中国女排连续夺取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冠军,而受中国最高领导层赏识,直接跃升为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由他执教的一批世界女排冠军选手,也顺势担任中央或地方体委领导干部。

  袁伟民从辅佐伍绍祖开始,因熟悉竞技体育发展规律,以及过去处理中国女排新老交替的成功经验,实际上是中国“奥运金牌战略”的制订者和操盘者。

  中国奥运健儿的表现,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只获5面金牌的低谷,进步到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16金,再上升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28金,以至去年雅典奥运会取得的32金,被认为是袁伟民的政绩。

  随着中国与国际体育交流日益频密、运动员的国际见识日益宽广,个人意识的抬头开始动摇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前世界女乒冠军何智丽拒绝输给队友、第一位登陆NBA的篮球国手王治郅拒绝为国家队效力。

  前不久全国瞩目的奥运跳水冠军田亮被国家队开除事件,以及去年7家足球俱乐部老板要求中国足协释放权力的改革运动,则反映出中国体育产业已经形成,体育明星商业价值的开发与管理,成了体育官员面对的新课题。

  但是,中国运动员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世界冠军大都只是中小学学历。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官员面对足球彩票、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和潜在利润,缺乏必要的专业经营和管理知识。

  另一方面,中共对体育新闻的控制日益宽松,体育媒体甚至都敢向体育官员“问责”。

  例如,足球记者质问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应否为中国足球队无法进入世界杯负责下台;《劲体育》也曾批评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助理何慧娴片面理解体育产业,“总以为自己手里攥着的资源能换来钱,这就算体育产业了”。

  去年6月24日,国家审计署公布审计报告,显示41个政府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其中,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人民币1亿3100万元人民币(约2593万新元),引起媒体一片哗然。

  于是,有一种看法是国务院对体育精英已经失去信任,所以改派刘鹏来整顿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层。随着李富荣和何慧娴离任,国家体育总局中一下子空出多个副局长级空缺。

国家体育总局

政府角色可能取消

  目前,尚在位的副局长有段世杰、于再清、王钧,同样级别的局长助理肖天、崔大林、冯建中,无一具有运动员血统。尽管他们也都在体育一线工作多年,但在外界看来,他们更像文官,而不像体育官员。

  另一种说法则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的政府角色可能被取消,其下属各运动管理中心将变身为单项运动协会(就像目前的中国足协)。换言之,中国体育将从“举国体制”向“体育产业化、市场化”过渡。

  按照惯例,每届奥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都会调整领导人事,准备迎接新奥运周期的挑战;不过像这次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则前所未有。

  拥有机械工程系固体力学教育专业背景的刘鹏,不论是否因其“团派”背景而被放到国家体育总局“过场”,以便将来另有重用,他能否为中国体育产业建立新的规范制度,值得关注。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