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亲历南京大屠杀:日军官高喊你们要怎么死法

拉灯

老兵档案 骆中洋

    1920年生于广东惠州河南岸乡

　　1936年 和哥哥骆奕梧一起参军，在惠州训练近一年，编入83军156师466旅931团步炮连

　　1937年 参加保卫汕头、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亲历南京大屠杀

　　1937年后 一直生活在南京，1939年与侯女士结婚，共有5个儿女

　　1997年 赴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经历

　　2001年12月 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赴美展”

　　日军官对上万中国人喊：你们要怎么死法？

　　“日本的刺刀向我捅来，我飞步向前，走入人群，在我后面的几位同胞，都被日军用刺刀捅过胸前，大叫一声倒地而死。”南京大屠杀过去68年后，满头白发的广东老兵骆中洋手脚并用讲述当年的情景时，依然不断庆幸自己命大，这是大屠杀中他第一次躲过死神的追捕，接下来的日子里，很多次，他的生命都悬于一线，九死一生。

　　多次在生死线上挣扎幸免于难的同时，骆中洋看到很多同胞惨遭杀害，从他们的血泊中爬过，后来又掩埋了很多同胞的遗体。“那些事情，我刻骨铭心。”

　　从广东开赴淞沪战场

　　据说本来要在南京守6个月，可是很快就接到撤退的命令

　　骆中洋是1936年下半年在家乡广东惠州河南岸乡参军的，那一年他16岁。征兵令来了，他便和20岁的哥哥骆奕梧一起报名，被当时的乡政府送到惠州的部队，在那里训练了差不多一年，编入83军156师466旅931团步炮连。“我们的军长邓龙光，也是广东人。”

　　1937年中秋节，骆中洋跟随部队到了汕头，防止日军从那里登陆。在汕头守卫了半个月之后，部队来到广州，从花都(那时叫花县)出发取道汉口开赴淞沪战场。他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淞沪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没过多久就开始撤退了，行进的路上，部队不断遭受日军的袭击，“一边走，一边打，时时刻刻都处在战斗状态”。

　　从上海到南京，骆中洋的部队走了20天，在南京麒麟门，他遇见了哥哥骆奕梧，兄弟二人紧紧抱在一起，两人交谈不过十几分钟，由于分属不同部队，匆匆一晤后就各奔战场。“要为国家战斗！”骆中洋清楚记得哥哥在麒麟门下道别的最后一句话。再次“见”到哥哥，却是铭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哭墙”上的一个黑色名字。

　　南京沦陷前几天，骆中洋所在的部队开到了南京中山门外。日军当时正在猛攻几座城门，守军伤亡惨重。“据说本来要在南京守6个月，可是到南京两三天后，撤退的命令就下来了。”

　　12月12日，“夜里八九点钟，我们连队集合在了一起，那时候通讯不好，负责集合我们的人说要我们等一会儿，他去通知另外一个部队，准备一起撤退，等了半天，他不来了。我们跟团部、营部都失去联络了。于是我们连就撤退了，撤往悒江门。”

　　撤退过程中，连队也分散了，骆中洋和一些战友从城墙上顺着帆布带滑出城外，想去下关乘船过江。“道路上都是散兵和百姓，很多人拥堵在一起。”

　　江边停着几艘大轮船，船上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可能超重了，不能开”。看到无法过江，骆中洋跟着零散的部队，向新河方向冲杀突围，他们没能成功，于是转向水西门方向前进，到了半路上，“发现了一万多名手无寸铁的同胞，被100多名日本兵包围着”。在这里，骆中洋也被俘虏了。突围过程中，骆中洋把军装脱了，而作为炮兵，他是没有常备武器的，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普通老百姓。这时是13日上午7时，天已经亮了。

　　“想被枪杀还是烧死？”

　　日军头目开始通过翻译向人群喊话，随后宣布用刺刀杀人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人群，日本兵用很多机关枪，成排架好，枪口对准中国人，并限令大家面朝枪口，个个要跪下。骆中洋说：“我心想，如果日本兵突然扫射，跪在地上的人，恐怕一个都跑不了。”于是他开始劝周围的人赶快离开现场逃命，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国际法是不许杀害俘虏和无辜百姓的，不要怕。”骆中洋只动员了两个人，和他慢慢移动，走走停停，趁日军不注意离开了现场，“到附近的居民草房里躲避下来”。

　　骆中洋在草房中注视着日军包围下的人群，过了一阵，日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加强了外层包围的兵力，步枪上全上了刺刀，枪口一律对准人群作射击姿势。可是他们这时并没有开枪射击，而是赶着人群往三汊河方向走，日本兵在两侧和后面持枪驱赶。

　　“我们以为日军不杀害他们了，也跟着到三汊河去，到了一座木桥时，看见前面日军布置了更多的兵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杀气腾腾。看到人群中有走出行列的，就用刺刀刺杀，好多人倒地惨叫而死。”骆中洋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超出了他的意料，“心想早知应该留在草房，隐蔽多安全啊，跟到三汊河来却是送死，非常后悔”。

　　行进中，骆中洋想回头跑掉，于是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骆中洋的速度很快，跑进了行进的人群，幸免一死，可是他仍然没能逃离险境。

　　他们被赶到三汊河木桥以西数百米的南面河边，这个时候据骆中洋的估计应该有两万多人被围着，“人靠着人挤在那么一大块地方，比我们一个军一万多人集合时候占的地方都大，我们集合时队伍之间还有点距离呢”。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被屠杀的命运，骆中洋说，“他们不想受日军屠刀之辱，有的用头撞墙，有的跳入河中自溺而死，有的会游泳，则想从河里逃生，被日军射击而死在水中”。

　　日军没有在河边实施屠杀，而是把人群赶到岸上，这里是大同面粉厂的广场，这时大约是上午9时。一个身材矮小的日军头目开始向人群喊话，喊话通过一个翻译传出来，让骆中洋异常气愤的是最后一句，“现在问你们要怎么死法？你们是要用机枪扫射、用步枪打，或是用汽油烧、燃烧弹烧死呢？还是用刺刀刺死呢？”

　　“人群中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喊冤枉，哀鸣声震天。”没过多久，日军头目宣布采用刺刀来杀人，并且马上开始行动了。他们从人群的前面排头，每次十个人，用绑腿布绑成一排，押到河边，用刺刀刺死，尸体倒在河水中。骆中洋离排头位置只有十几米，看样子很快就要绑到他了。

　　68年后，在距离当年三汊河不远的江心洲住所，骆中洋说他不甘心被杀，只要一息尚存，他也要起死回生。“我灵机一动，从人群的前沿很快移动到了最后的排列”。骆中洋蹲在后面的空地上，靠近居民的茅草房，“那时候人们穷啊，芦苇扎在一起，糊上泥巴就是墙了”，因为人多挤压，墙上的泥巴掉了，露出了芦苇。

　　日军一排一排地刺杀，到下午4时多的时候，“被围困的军民已经有70%被杀害，推倒在水中”。正处隆冬，日短夜长，4点多，天就快黑了。而日军也改了杀人的方式，把剩下的人赶到河边改用机枪扫射。骆中洋和另外两个人乘机挖墙进了草屋，进入隔壁暂时躲了起来，伺机再逃。河边频频传来机关枪射击的声音……

　　三汊河的两万人集体屠杀只不过是日军进城后集体大屠杀的其中之一，南京城的其他地方，江东门、燕子矶、草鞋峡、幕府山等地也发生了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的集体屠杀。据国民党政府1944年开始历时三年调查作出的统计，南京大屠杀中被集体屠杀的一共有19万人。

　　尸体随河水汇入长江

　　有少数被杀得半死不活的人，在大声喊叫，很是凄惨

　　逃过了这一次屠杀的骆中洋躲在草屋，屋外都是日本兵，不断地传来他们大头皮靴“咯噔，咯噔”的声音和“啊，诺尔”的说话声。彻底天黑后，忽然冲进来一个日本兵，“他向我们这个方向打了三枪就走了，我们没有中弹”。这一次没有打中，可是骆中洋三人知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商议，必须离开这里。我们趴在地上像狗一样伸出头去观察，看到各处都有灯光，并有日军岗哨暗影，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三个人在屋里又躲了几个小时。“我们考虑再三，决定只有等日军宿营后逃走。”大约夜里11点多，三个人中的一个等不及了，先爬出洞走了，“以后再没见过他”。

　　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来自广东的骆中洋没有经历过，而且他没有穿棉衣，“冻得受不了”，另一个人也是来自广东的，“我们从草屋的角落里就地取了两床棉花胎盖在身上取暖。可是两个人都非常紧张，哪敢睡着呢？”

　　大约到了14日深夜两点，草屋里走进来两个日本兵，身上配有刺刀，但是没有枪，“可能是辎重兵，黑夜里，他们可能把我们当自己人了，走过来拉我们的棉胎没拉动，就另外抱了两床棉胎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蒙头睡着了。”骆中洋两人觉得很不妙，只能跑了，他们从墙洞里爬出，避开日军的灯光和哨兵，沿着三汊河向上双手双脚地爬。“三汊河一带的大街小巷，无数尸体倒在血泊中；河边，尸体更像山峰起伏一样成堆地排列着；河水中也漂满了尸体，随着河水的流动，汇入长江。”尸体中有少数被杀得半死不活的人，在大声喊叫，“很是凄惨”。

　　骆中洋和他的同伴爬到了水中向南前进，想尽快逃离日本兵的驻区，找一条民船住下。他们在岸边找到了二十多条民船，但船上的老百姓也都被日军杀死了。

　　骆中洋两人在水中走了好久，一个婴儿的哭声给了他们希望。“我们断定前面的船上有人，很高兴。”他们洗干净了手脚上的泥土上了船，“船上有很多衣服，我们赶紧穿上两套棉衣，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就留在船上不走了”。天色刚亮的时候，船的主人回来了，“他要我们离开，我们说岸上有日本兵，有生命危险”。船主说没有难民证，在船上也保不住性命。“于是我们想到去找难民证。”

　　据当时在南京青年基督教会的美国人，后来被推为难民区副总干事乔治·菲奇在《南京的毁灭》中所写，12月1日，南京市长马俊超向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移交了难民区的行政权，并交给他们450个警察、1万石(2000吨)大米、1万袋面粉和一些盐，并答应给10万法币现金，随后送来8万。南京陷落后城内一共有25个难民所，聚集了20万名左右的难民，其中金陵大学的大楼中差不多有3万人。

　　难民证：救命证

　　工作人员说“我们只能发给江苏人，广东人我们不敢发”

　　骆中洋和同伴一路胆战心惊，幸运地来到了法云寺难民所。“那里有老头老太，中壮年，有妇女儿童，我们混在人群中，想当作他们的家人。”可是这个时候没有人收留他们。他们找到了红卍字会的工作人员，要求给他们发两张难民证，这个过程也非常困难。

　　“我们只能发给江苏人，广东人我们不敢发。”骆中洋两人紧紧跟着这位工作人员很久，“跟他说救命”，可是他还是不答应。他们暂时离开去找别人了，可是每个人都说，“只有求红卍字会的人才能领导，我们转来转去，走投无路，只有回过头再去找那个红卍字会的人。”

　　“我们是江苏人。”“你开始说是广东人，现在又改说是江苏人，我们还是不敢发难民证给你们。”得不到难民证，骆中洋和同伴一直跟着红卍字会的工作人员。

　　走的过程中，那位工作人员弯下腰去，好像是从地上拾起一个难民证，“后来回想，他应该是故意这样的”，骆中洋和他的同伴都跑过去想抢，“另一个人跑在前面，被他抢去了”。没拿到难民证的骆中洋心里急得乱跳，依然跟着那位工作人员，这个时候，几个荷枪实弹、上着刺刀的日本兵迎面走来。

　　紧要关头，红卍字会的工作人员忽然又从地上拾到一张难民证给了骆中洋，“我没看到地上有这个难民证，我想他是有意救我的”。虽然有了难民证，骆中洋已经来不及找到针线或是别针把它钉在衣服上，只好用左手将难民证压在左胸前。很快日本兵走到了骆中洋的面前，看到他身上有难民证，就问红卍字会的工作人员：“他是良民？”工作人员回答：“是良民。”日本兵又说：“顶好，顶好，开路开路。”就这样，骆中洋再次躲过一劫，而且有了难民证。“证上全文是‘南京难民证’，盖了红卍字会的章”。戴上难民证，他进了法云寺难民区，在这里，也吃到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饭。

装成丑妇也难逃厄运

　　有的妇女被轮奸得太多了，再也没有回到难民营

　　到了难民区并不意味着安全，日本兵经常来检查，查看有没有难民证，翻看身上的衣服，摸手掌上有无军人的痕迹，只要找出他觉得可疑的地方，就把人拉出去杀掉，所以难民区外，有很多零散的尸体。

　　对妇女，日军则残暴地强奸、轮奸，“日本兵每天有十数次来难民区，把中、壮年妇女用刀、枪威胁到外面，有的年轻妇女，面上涂上黑灰，装成丑妇模样，也难逃厄运，如果来的日本兵过多，年龄大的妇女也要受害。也有的妇女被轮奸得太多了，就死在郊野凹地里再也没有回到难民营”。后来骆中洋被日军胁迫参加清理难民遗体，发现数十具女尸，下身无衣蔽体，下部浮肿。

　　骆中洋是炮兵，所以手掌上老茧不太明显，没有被因此认出是士兵，“有的木匠什么的，手掌上也是有很多老茧，就被当作兵抓去了”。倒是身上的衣服曾经让他差点被杀。骆中洋突围时虽然把军装脱了，却还穿着卫生衣，“就是一件厚厚的绒衣，蛮漂亮的，很新，舍不得脱掉。这是还在广东时就发下来的，准备到北方穿的保暖衣服，是中国华侨妇女救国委员会、香港妇女救国委员会捐的，上面还印着这两个单位捐的字样”。

　　在难民区里，骆中洋把衣服翻过来穿，就看不到两个救国会捐的印字。一天他碰到一个日本人，“他看了我的衣服以后指着我说‘中国兵’。我说我生病了，看到地上放着的衣服就拾起来穿，并且马上说‘我地不要了’。”骆中洋回忆时不禁庆幸，“这个日本人还算好，指指划划地跟我说，‘衣服，中国兵，要杀头的’。他没杀我，我回头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就把那衣服脱掉扔了。”不久骆中洋看到穿着这样的衣服的尸体。

　　通过“认亲”找出中国士兵

　　台下两位老人站出来认领骆中洋，救了他的性命

　　各种检查之外，日军还通过“认亲”的方式要找出留在难民营中的中国士兵。他们多次从难民营里把男性青壮年强行集中起来，叫每个人分别站在很高的桌上，然后叫台下的亲属来认。“如果台下有人说；‘他是我儿子，他是我丈夫’。就给你带回家去。如果台上的人得不到台下的亲人认领，日军就把他押到别处去集体屠杀。”

　　骆中洋再度处于极度危险中，“我是广东人，初到江苏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哪里还有亲戚？”可是还是轮到他站到桌上去了。“那时的情形，好像到了阴阳分界线，生死就在片刻之间。”骆中洋是幸运的，台下两位老人站出来认领了他。“一位说我是他儿子，一位说我是他的姨侄，我平安走下了桌子。”

　　为了报恩，骆中洋把救他的两位老人分别认为义父和叔叔，并且奉养他们的晚年。这次以后，他没有再次这么直接地面临“生死一线间”的情境。

　　他被日军强迫为苦力，每天驮面粉，又被强迫去清理难民的遗体、掩埋。15天，这个过程中，他见证了日军的烧、杀、抢和强奸。让他记忆最深的，是和他一起受难的同胞，这其中，有他只能在“哭墙”上见到的哥哥，更多的是他不知道姓名的受难者，那一排排被刺死推倒在河水中的难民，一声声将死未死的痛苦哀嚎，一具具衣不蔽体被轮奸致死的无名女尸……

　　1987年，骆中洋把自己亲历的大屠杀写下来寄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馆自1985年建成后，他会常常到纪念馆去看看，看看哥哥，缅怀一起受难的同胞。1997年他在日本同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见面，当着他这个“中国兵”的面，那名日本兵承认罪过，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

　　有机会，他会以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到各地去作证，1997年和2001年他分别去过日本和美国，去讲述他亲历的南京大屠杀。“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要在有生之年向更多的人讲述这段历史真相。”采写：本版特派记者 王吉陆

　　一九三七 人间炼狱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攻入南京城的日军开始对手无寸铁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进行为期六周的大规模屠杀和奸淫、抢掠、烧毁。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象陷落时的南京。”

　　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说：“那时的长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据中华民国政府1944年开始历时三年的调查中作出的统计，南京大屠杀中被集体屠杀的一共有19万人。

　　除集体屠杀外，日军在城内进行了无数次的零星杀戮。而且杀戮的方式非常残忍、变态。滞留在南京城3个月的国民党守军营长郭岐在1938年发表的《陷都血泪录》中写道，“日军搜刮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南京东冈头有一个大粪池，日军硬说粪池里面藏有值钱的东西，赶来30多位中国老百姓，硬逼着他们下粪池去打捞。时值严冬，30多位中国同胞既冷又怕，站在粪池边上瑟瑟地抖缩，迟疑不前。日军随便拣一个人扬手便是一枪，那位同胞中弹倒地，当场惨死。灭绝人性的日军连杀10余人，再用步枪横扫猛击，把其余十几人尽数扫下粪池去。不久他们都在粪池里冻死溺毙了”。

　　“日军一见到女人，不分老幼美丑，一概加以轮流施暴，稍有抗拒，便用利刃插入下部，一刀毙命”在南京的大屠杀是日军在沪宁线上已经实施了很多次的屠杀的延续。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的想法是“严惩支那军，使中国屈服”。一名日本军人永富博道说，“从上海到南京，已经到了没有任何一位女人是处女的程度，日本军人施行彻底的强奸、轮奸，并加以杀害。”

　　南京大屠杀有多少死难者，历来有10万、20万、30万、40万、50万、60万等等不同的说法。1946年，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的是：日本占领南京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屠杀了平民和俘虏20多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不包括被日军抛弃到长江及焚毁、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

　　而民国政府历时三年的调查则认定集体屠杀19万，零星屠杀15万，总人数30万人以上。30万人以上的数字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被重新确认，并成为一般认识。

　　东京大审判中，指挥南京作战并下令屠杀的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于1948年11月22日在东京被处死。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官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死刑，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毙，南京大屠杀中进行百人斩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另一个连续屠杀俘虏和非战斗人员的田中军吉也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毙。

转载自：http://news.sina.com.cn/c/2005-07-13/03107205453.shtml

zhao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sorrel

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  zt

1945年9月9日，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代表日本帝国政府及日军大本营，在南京向我国和同盟国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时，由于前后方之间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参加受降典礼的，仅有空运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代表、各战区与各方面军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和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陆总”）部分人员、各国驻华使节、中外新闻记者及少数特邀人士共数百人。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主持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受降工作。我当时担任“陆总”第一处的二、三两课上校课长，是最早奉派飞赴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筹备受降仪式并自始至终参与全面受降工作的人员之一，亲身经历和目睹到曾经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代表向我俯首签降的这件大快事，心情无比激动。这是近代中华民族抵抗外国侵略以来的首次伟大胜利，湔雪了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强加于我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在准备受降过程中，“陆总”代表中国最高统帅部主办这方面的许多具体工作。为了慎重起见，规定对日方所下达之文件（包括历次“备忘录”、“命令”），各参谋课、室起草之文书，经过核判以后，必须复制若干份，加盖关防，分送其他参谋课、室各一份（称为“副本”）。据此互通情报，明了受降工作的全面状况，便于向敌军下达文件时，取得口径一致，避免产生矛盾或重复。“陆总”结束后，我又奉调国防部史料局任职。曾参与将“陆总”受降期间的历史文献，以何应钦名义编纂成《受降报告书》，印赠各有关部门，但未公开发售。兹值纪念我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之际，爰将这段亲身经历，回忆撰述，供读者研究参阅。

sorrel

一受降前敌我友之概况
（一）敌军兵力分布状况
　　日军驻华兵力：在华北地区的兵力约30万人，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北平）；在华中地区的兵力，约35万人，隶属于第六方面军（司令部驻武汉）；在华东地区的兵力约34万人，即驻南京之第六军、驻上海之第十三军，各军均附有陆军航空兵部队。驻华最高指挥官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司令部设南京。
　　日军驻我台湾及北越兵力：在台湾地区的兵力约17万人，属于第十方面军；在北越的兵力约3万人，属于第三十八军。这两个地区的敌军在受降时，由日军大本营拨归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统一指挥，划入中国战区受降范围。
　　以上驻华和驻台、越的日军总兵力约计119万人。
（二）我军进展状况
　　1944年冬，中国战区战略反攻的时机已臻成熟。国民政府在昆明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将西南地区的８６个陆军师及特种兵团编成４个方面军、１个防守兵团和“陆总”直辖各部队。即：卢汉的第一方面军，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兵团（同方面军）。此外，自中国远征各军击溃日军，打通中印公路、接通中印输油管道以来，盟国援华军实源源入境，每月内运物资和军火超过６万吨。其中以美式武器陆续装备完成之阿尔发部队（即美械军）已有２０个陆军师，分别编入了“陆总”所属各兵团。
“陆总”的战斗序列编成后，积极策划战略反攻，配合国内各战区的国军及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反攻节节胜利。日军已从主动变为极度被动的状态，其海军舰队几被全歼，航空兵亦已残余无几。盟军已取得绝对的制空权及制海权。中国战区正面战场经过“陆总”所辖各方面军的战略反攻，迄至１９４５年８月上旬，已获得较大之进展。当面之敌我态势，约如下述：自１９４５年４月以来，敌抽调了陆军约７个师团的兵力向我湘西地区进犯，企图夺取芷江空军基地，以空军威胁我陪都重庆，并破坏我在西南地区的反攻部署。经月余之战斗，我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所属各部将士拼命反攻，卒于５月１９日将进犯芷江之敌彻底击溃，歼日军２万余人，取得湘西大捷。
桂南方面之敌，经我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所属第四十六军黎行恕部的猛攻，于６月２４日退出南宁。７月上旬，我军已挺进至梧州以西地区。
桂北方面，我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所属之主力，协同第二方面军之一部亦于６月３０日攻克柳州；７月１６日继续攻克桂林，乘胜追击溃敌。８月初，我追击部队的前锋已抵达贺县附近，后续部队已进至全州以西。敌受挫后，不得不在我西南各省实行总退却。
担任战略反攻之二、三、四方面军进展状况已如上述。卢汉所属第一方面军各部队，固守滇越国境，防范侵越敌军北犯滇境，担任掩护我东进反攻各方面军之侧背安全。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所辖部队之任务为：确保战略要地昆明及滇缅公路之安全畅通。
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我总部决定在８月中旬由昆明移驻柳州，并设置前进指挥所于南宁。在该地与第二方面军策定对雷州半岛之敌进行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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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军（盟军）进展状况
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海陆空军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统一指挥之下，冲破了敌之海上“防波堤”，取得马里亚纳群岛１９４４年秋季的大胜。１９４５年３月，继续攻略敌之硫磺岛。４月初，登陆冲绳岛，经８２天的激战，冲绳被我盟军胜利占领。敌方宣称，冲绳之战，日军将士战死者９万人、飞机损失达４０００架。
盟军的反攻，使敌海军在投降前损失惨重。其战前原有大小军舰３８０艘，截至投降时，敌之主力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基本被全歼，仅余驱逐舰、潜艇、护航舰等大小舰艇５５艘。号称世界第三海军强国的日本海上武力，在盟军的沉重打击下，已接近消灭。由于日本护航武力的消亡，其战前的１５０万吨商船仅余下７万吨了（注：以上数字根据麦克阿瑟总部的统计，原文发表于郑学稼著《近五十年之日本秘史》第２１３页）。
１９４５年７月份以来，盟国空军集中了８００余架空中堡垒（即Ｂ?２９式重轰炸机），猛袭敌之钢铁基地??门司、八幡、伪满之鞍山及其他重要城市如：东京、大坂、名古屋、横滨、京都等地。空袭后发生大火，延烧数日不熄，建筑物毁塌过半，人员伤亡无算。据敌方发出广播声称：连续的空袭，平民无家可归者共达５００万人以上。
在缅甸战场方面，自中国远征各军配合盟军打通中印公路以后，侵入缅甸之敌，除一部经过泰国逃脱外，大部均在我盟军和缅甸人民解放军扫荡下，于１９４５年５月以前被全数歼灭。
在盟军反攻中的各岛屿之敌，因海运断绝，形成孤岛，枵腹困战。这些岛屿被盟军攻占后，发现岛上敌兵大都战死，伤员和岛上居民均已集体自杀。据说这是他们效忠天皇所作的愚蠢之“玉碎”。
各种迹象表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其朝野上下已经开始考虑退路了。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杜鲁门、邱吉尔在柏林郊外举行波茨坦会议，共同签署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叫《波茨坦宣言》，向全世界广播。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时，亦在《波茨坦公告》上补行签署。该公告遂成为中、美、英、苏四国共同之文献，载入史册。
《波茨坦公告》的主要内容是：盟国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次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联合对日作战，不摧毁其抵抗，决不终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对日本战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等。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首相铃木感到为难，军部人员更持反对态度。经不起军部压力的铃木，竟然在当年７月２８日会见新闻记者团时宣称：敌方《波茨坦公告》内容，出于威吓，不值得考虑。
（四）美国投掷原子弹与苏联的宣战
在铃木表态之后，美国政府决定使用核武器严加惩戒。８月６日，美空军即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破坏半径达６公里，毁建筑物９０％，死于强烈高温的光辐射之下的人则达４０％以上。据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２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广岛市发表的调查报告称，该市遭受原子弹直接侵害及其放射能所影响的总人数达４９万人（原文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５日《上海译报》）。８月９日上午１０时，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
同时，苏联政府亦于８月８日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投递“宣战书”，９日，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命令远东红军向驻防伪满及朝鲜的日本关东军进攻。１０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向日本宣战。苏蒙组成的联合军１７０万人，以庞大的装甲兵为前导，分四路突然进入伪满境内。数日后获知：苏联红军第一路从后贝加尔湖方面指向长春及沈阳；第二路指向承德、锦州、张家口；第三路从海参崴方面指向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太平洋舰队之海军陆战队也在朝鲜北部、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登陆成功，敌之王牌部队关东军遭到致命之闪击陷入彻底的覆灭之中。日本法西斯失去了最后顽抗的资本。
形势的发展，迫使日皇裕仁亲临８月９日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由铃木首相宣读《波茨坦公告》后，听取阁僚意见。由于外相东乡茂德、陆相阿南惟畿等人的不同主张，难以统一。会议进行到午后８时，仍无结果。直至次日凌晨，首相铃木以形势十分严重，不容迟疑不决，乃起而宣称：“此刻已是１０日午前２时了，余恭请天皇陛下表示旨意，以圣断为本会议的最终裁决！”日皇裕仁流着泪说：“……如再继续战争，不仅日本趋于灭亡，全世界亦将陷于不幸。此时，只有忍受一切，结束战争！”
１０日下午７时，日本政府便通过瑞典、瑞士两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但以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为唯一条件。
《日本请降照会》全文如次：
　　日本天皇切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俾天下生灵得免于因战争之持续而陷于浩劫。日本政府为服从天皇陛下之圣旨起见，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仍处中立地位之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俾对诸敌国得以恢复和平，不幸此等为促致和平之努力业已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之旨意，希望因战争而造成之不可言状的痛苦能尽速终结计，乃作出下列之决定：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在波茨坦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之赞成的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于天皇陛下为至高统制者之皇权，是日本政府之竭诚希望。
　　日本政府的《请降照会》送出后，静待盟方答复。
　　８月１１日，陆相阿南一意孤行，发表一篇《告将士书》，表示要战到底（原文载东京各报）。
　　８月１３日，代表同盟国政府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复电日本。电文要点是：（１）日本政府应倾听盟国之最高统帅的命令！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公告》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何处）发号施令，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受降时所需之其他命令。（２）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据日本人民自由之意志决定之。（３）同盟之武装部队将留日本，直至《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达到为止。
首相铃木接到以上答复后，立即召开阁议讨论。１５个阁僚中有１２人表示满足，仍有三人力主继续战争。下午，东京发生骚乱，企图暴动的陆军，经陆相阿南的制止而罢。１４日，美国空中堡垒８００架继续狂炸东京、大坂、九州、吴港各地，苏军继续深入、挺进伪满北部。晚７时半，首相铃木再次召开紧急阁议，并请天皇亲临。届时日皇裕仁仍坚持原议，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并下令起草停战诏书，准备广播。当晚，天皇裕仁广播与录音完毕，已是深夜，主战派陆相阿南在其官邸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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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投降电讯传来蒋介石喜忧交加紧急部署自８月１０日夜起，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乞降的电讯传至昆明，各报纷纷发表号外，群情振奋。驻在昆明之美军组成游行车队与市民共祝胜利。人们自发庆祝胜利的鞭炮声响彻通宵。次晨，“陆总”即奉到蒋介石的“未灰亥令一亨”电，大意是：（１）日本政府广播，已向我呼吁，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美、英、苏四盟国无条件投降；（２）授予该总司令的新任务：办理全面受降事宜；（３）警告各战区、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缴械；应策动各战区伪军反正，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并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４）该总司令对敌后各要点、要线之占领及令敌军分区集结、监视缴械办法，仰即日拟具详细计划呈核。
　　“陆总”奉电后，十分兴奋，立即转电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之何应钦总司令。何当时正在南宁之“陆总”前进指挥所，指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队反攻雷州半岛。当日本投降电讯传到南宁时，南宁也组织军民热烈庆祝。何应钦于８月１１日参加了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组织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１２日，何应钦飞返昆明，当天邀请驻昆明之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初步交换处理接受日本投降之意见。晚间，何应钦召集“陆总”各军事幕僚座谈，听取了幕僚们关于全面受降和如何贯彻蒋委员长“未灰亥令一亨”电的指令。席间“陆总”参谋长肖毅肃在座谈会上提出：“本总部乃是由四个方面军组成的最高野战军指挥部，现在转变为全国性、包括各战区在内的受降总司令部，职权增大，任务繁重，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光荣使命。委座令我们总部拟具一个详细计划呈核，由于这不是单纯的战场上的军事受降、缴械的问题，尚涉及党、政、经各方面的许多问题。沦陷区如此辽阔，特别是在共军占据的地方如何受降、缴械及对敌占各城镇、交通线路、敌伪政权等之接管一系列问题，非‘陆总’这一野战指挥机关所能解决。关于拟制详细计划问题，必须与中央各部门共同制订，其中事关最高统帅的权力处甚多，必须请示或由委座亲自决定。”何应钦根据肖的建议于８月１３日偕同“陆总”参谋长肖毅肃由昆明飞往重庆。当日上午９时，正赶上重庆例行的“中美最高幕僚会议”。会议上听取了“中美联席参谋会议”对中国战区的受降计划意见。午后，何应钦向蒋介石电话报告，已从南宁前线返渝，要求当面汇报及请示种种机宜。当日，蒋在重庆南岸黄山官邸召见了何。谈话内容纯属“极机密”性质，虽无法了解，但从何应钦回到昆明转赴芷江之各项工作指示及表情来看，可以推想他对受降问题，是感到责任重大，忧心忡忡。日后，逐渐得知，由于国共双方近年在敌后军事方面不断发生摩擦，逐步发展到受降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从后来肖毅肃透露出的几件事上亦可概见国共双方尖锐对立的情况：（一）共军总部目前自己改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部”，已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这个名义。
　　（二）８月１０日在日本政府乞降以后，共军朱德总司令自动向其所辖部队下达了６条指示：
　　１．派吕正操、张学思、肖毅、李运昌及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人等赴东北，配合苏军作战。
　　２．派聂荣臻等向绥、察、热行动，配合外蒙军作战。
　　３．所有山西共军统归贺龙指挥，循同蒲铁路进攻太原。
　　４．所有华北、华南、华中各交通线附近共军，一律积极进攻，击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阻碍。
　　５．各地共军均得向敌伪提出通牒，限时缴械，如有拒降，即坚决予以消灭。
　　６．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如有破坏或反抗，即以汉奸论罪。
　　以上６条命令，适在日本广播乞降，蒋介石向共军下达“未灰”电令，即令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之后。朱德、彭德怀两将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下令所部坚决进军，促敌限时投降缴械，同时向蒋指出该“电令”之严重错误，并表示抗议。接着，８月１４日，共军的总司令部向敌酋冈村宁次下达了４条电令，令其转饬驻在各解放区之日军，就地向该区抗日的人民军队司令员投降，并指定受降的地点和指挥员如下：
　　１．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
　　２．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
　　３．豫鄂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
　　４．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
　　共军总部这一系列的决定和命令十分及时果断。
　　到了８月１５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才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我国政府，原文如次：《日本政府照会》（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已颁布敕令。
　　（一）、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将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之上述条件的各项命令。
　　国民党外交部接获日本上项“投降照会”后，蒋介石即于当日立电驻南京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指示其投降应遵守的原则。原电大意如次：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一）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指江西玉山机场）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四）所有之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点，但长江内之舰船，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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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应钦受命主持全面受降事宜
　　８月１３日，“陆总”参谋长肖毅肃由重庆电告昆明“陆总”：
　　１．日本确实向我无条件投降，余克日飞返昆明。
　　２．关于派赴南宁的“前进指挥所”人员，希电知其撤回贵阳，待命回归总部。
　　３．我总部新的任务为办理全面受降事宜，全体官兵准备空运芷江筹备“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４．原定在江西玉山机场接待日军降使，现因连日暴雨冲毁机场跑道，改在湖南芷江机场接见日军降使，希电知南京日军冈村大将知照。
　　５．速电辰溪第四方面军王耀武司令官及驻芷江新六军廖耀湘军长，告知我部即派先遣人员前来芷江筹备“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希届时派员协助，并加强芷江机场的警卫工作。
　　昆明“陆总”奉接肖毅肃参谋长之电示后，副参谋长冷欣立即指派“陆总”炮兵指挥官彭孟缉、工兵指挥官马崇六、通信兵指挥官陈某、第四处代处长刘措宜等飞赴芷江，会同驻在芷江之新六军廖耀湘军长、从辰溪第四方面军王耀武司令官派来之邱维达参谋长等商议，筹备受降典礼的有关事项，如会场布置、人员驻地、接待工作、警卫工作……等事务。
　　（一）“陆总”去芷江前在昆明的受降业务之策划当时，将受降业务分为如何接见日方派来之降使和举办受降典礼两大项进行。即：第一、日方降使前来芷江，“陆总”应事先作出一些具体规定：派遣洽降人数、带来哪些文件（包括图表）、陆空联络信号、起飞时间等。第二、投降签字典礼时，需要写进“降书”的哪些内容？何人起草？限何时送重庆核定，向日军签降代表提出哪些具体规定和要求等等。经妥为研究后，作出了以下的规定，于８月１８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名义电告日军驻华统帅冈村大将：
　　①洽降人数，不得超过五名。规定其中须有熟悉南京、上海机场情形的飞行员１员，于８月２１日晨乘坐日本飞机１架，自汉口附近起飞，迳飞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在５０００英尺，为重庆时间上午１０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上午２时）。届时，当有盟军战斗机三架迎接之。如云层过低，该日机应在云层下１０００英尺，盟机高度则在云层下５００英尺飞行。
　　②日机标志，规定在机翼上下各添带有光芒之日本国旗一面；并于两翼之末端各系一条４米长之红色布条，以资识别。
　　③盟机三架将护送该日机至芷江机场着陆。着陆顺序：第１架为盟机，第２架为日机，第３、第４架为盟机。
　　④洽降人员之领队须携带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
　　⑤关于陆空通讯、联络、讯号、波长等的详细规定（因内容冗长，从略）。
　　日军的《降书》全文则由“陆总”肖毅肃参谋长先拟出初稿，并拟定一项《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致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之第一号命令》初稿，准备在签降仪式时，当面交付冈村宁次，饬其遵照命令指示各条具体执行。
　　这些属于受降工作的重点项目，已于８月１３日何应钦、肖毅肃赴重庆之时，在军委会的“最高幕僚会议”上作出原则性的决定。旋即在昆明拟出以上有关草案，于８月１７日专人飞带重庆，交何应钦初核后，再转蒋介石复核、判行后缮正，以备签降之日使用。

（二）驳复法殖民军回越受降要求
　　８月１６日，肖毅肃参谋长由渝飞回昆明总部后，流亡在云南蒙自县的法越殖民军部队司令官亚历山得里少将，专程前来昆明晋见肖，向“陆总”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１９４０年９月，被日本侵略军武力占领，当时的法国军队在欧洲被纳粹德军战败，首都巴黎沦陷，贝当元帅在维希地方建立临时的法兰西政权。日本勾结德意两国签订“轴心三国协定”，组成法西斯侵略集团，妄图瓜分世界，奴役弱小国家。日军侵入越南不久，我法越军即备受压迫，停止供应，逼我遣散。不得已之际，流入贵国，深蒙中国政府同情支持，予以收容。寄驻云南蒙自、开远一带，栖身寺庙，权避风雨。
　　目前，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维希政权瓦解。我代表法国的越南殖民军全体将士，要求贵部协助我军重返越南，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十分感谢！”
针对亚历山得里的这些无理要求，肖毅肃参谋长婉词予以驳复：“日本历次发出投降广播，都是表明接受中、美、英、苏四大盟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我们四国共同签署此《公告》，共同击败日本侵略军，并无法国代表参与其事。本人顷由重庆归来，又悉雅尔塔会议决定：越南北纬１６度以北是盟国最高统帅部指定由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范围，１６度以南划归为英军受降范围，未闻法军可以受降。因此，贵司令的请求，我总部无权擅自改变盟国共同的决议，碍难照办。”该亚历山得里无词以对，乃尬尴辞出。
　　当时，参加会见并担任法语翻译的，是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袁世斌，因他熟悉国际政治，任职我总部总务处的同中将处长。笔者就法军受降权及其如何被日军驱出越南的内幕，曾向袁氏请教。经他的讲述，略知片段如次：清末，越南即被法帝国主义入侵，越人备受殖民者的残酷统治，无时不盼望其祖国早日光复。１９４０年秋，日本恃其与德、意等国签订“轴心协定”，积极向印支半岛入侵，压迫败于德国的法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一个“军事协定”，要求允许日本在越南驻兵，以武力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滇越铁路、桂越公路。维希政权彼时已是轴心侵略集团之附庸。它派驻越南的殖民总督代古（Ａｄｍｉｒａｌｄａｃｏａｘ），于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３日，与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班田少将谈判。谈判结果，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武力占领越南、封锁中国通往越南对外通道的要求。代古总督宣称：“法国政府已赞同日军暂时占领越南的战略要地与机场，由日军担任越南防卫的详细办法，正在维希与河内的代表们谈判中。”该维希政府的发言人更无耻地声称；“日本对越南的暂时占领，是临时的措置，是借以保护越南免受中国、英国、自由法军的进攻。”７月２５日，维希政府与日军代表团竟签订了条约，正式将越南置于日军“保护”之下。大量的日军占领了河内、海防、西贡，武力封锁了我通往越南的水陆交通，掠夺我储留越南的大量待运物资。这就是维希政权充当日本帮凶、助纣为虐的历史事实。驻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司令此次拜谒肖毅肃参谋长，声称越南是法属的远东殖民地，还企图重返旧地，继续奴役越南人民，不让越南在战后获得独立自由，这是违背雅尔塔会议关于日本投降后盟军应在越南组织临时军政府，扶植越南人民建立独立自由的新国家的精神的。

肖毅肃根据盟国划区受降的决议，驳复法军亚历山得里少将的非法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三）今井武夫芷江洽降

８月１９日晚９时，我总部在昆明接获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大将由南京复电，大意是：“贵电敬悉，遵照贵方指示，８月２１日派遣今井总参谋副长等飞芷江。其中：参谋２、通译官１、随行司机４员，乘中型双引擎飞机１架，机尾部系以所规定之布条……等”。

８月２０日晨６时，“陆总”驻明昆之全体人员分乘运输机多架迳飞湖南芷江。与笔者同机出发的有“陆总”后勤司令白雨生、政治部主任李惟果、总务处长袁世斌等。同一天，陆续到达芷江的军政要员，有由重庆派来的高级政工人员贺衷寒、邓文仪等；有第一至第四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和军训部次长王竣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主任徐祖诒、各战区长官部代表、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及各同盟国驻华武官等；还有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院、会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等派出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的接收大员。此外，何应钦还特邀一些知名人士，如邵毓麟、龚德柏以及云南省之地矿专家缪云台等前往芷江参加。原来预定在芷江接见日军降使后，随即举行受降签字仪式。因此，筹备期间，拟在芷江发出的书面通知、信封、信笺，均一律印就“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的衔头，以示隆重。嗣因诸种考虑的结果（内容详后），把正式受降签字典礼更改在南京举行。在芷江只是接见日军降使；进行第一步的洽降事宜，并向日使了解情况，以便作出具体的受降规定。

８月２１日上午，日方派来的洽降代表、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之代表、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第一行８人飞抵芷江机常当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芷机机场为了受降典礼临时突击搭建的棚舍占地近１０００平方米。机场警卫部队由新六军指派辎重兵团团长金柏源上校担任指挥官，除派出该团部队一个营外，并增派宪兵一个连，担任机场警戒。事前，在机场周围用石灰划出警戒圈，圈内布满了岗哨。

参观的人群限制在石灰警戒线以外，防止发生意外。当时围观者成千上万，因烈日蒸腾，挥汗如雨，大家却为争睹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所派代表在洽降时之丑态，不仅不感疲劳，反以能扬眉吐气为快。

当挂着红色布条的日本飞机将在芷江机场着陆时，先围绕机场低空飞３周，以示敬意。围观的群众无不投以愤怒的目光。日机刚一着陆，警卫机场的宪兵立即跑步到机身近旁加以监视。机上的日本领队人今井武夫打开舱门，立即向下面站立着的中国宪兵和近旁的翻译员行一举手礼，并问：“我们可以下飞机吗？”事先派来的联络员即向日使翻译宪兵的命令说：“将你们佩带的军刀缴交给我，就可以下飞机了！”今井等人立即遵缴所佩军刀。他们下机以后，分乘两辆插有白旗（按：表示投降之意，这是国际通用的标示）的吉普车在机场周围绕行一周，再向群众示意致敬。今井武夫挂有少将军衔领章，身躯健壮，年约５０岁上下，身着夏季米黄色大翻领军装，内穿白色大翻领衬衣；他从头上摘下所戴的夏威夷式米黄色考克帽，光头；他从右肩至前胸佩有金线绶带。随行于他的两个参谋，服装亦相似，惟军衔不同。此时，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审判日本战犯！”的口号，声浪高昂，响彻云霄。今井等听到如此愤怒的口号，表面佯作镇静，实际上骇得面如土色，不敢仰视，端坐车中，让大家猎取镜头。接着我方引导日军降使和随行人员的专用吉普车驶抵机场南隅的一间贴有“休息室”字条的临时搭成的篾棚屋，让他们进去休息、饮茶、进餐。他们一行有８人，即今井武夫少将，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和前川国雄少佐，译员木村辰男，飞行员杜员喜八少佐和久保善辅、小八重里正（皆准尉），雇员中川正治等。我方派宪兵数人轮番守候，严密监视，以防止他们一贯所用的卑鄙伎俩，制造自杀事件，损害我国国际声誉。

午后３时，“陆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军降使今井武夫少将及其随行参谋二人。陪同接见的有“陆总”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及美军参谋长柏德诺（或译为“波特勒”）将军。此次接见时涉及的主要内容有：（１）要求今井武夫交出在华及台湾、越南北纬１６度以北的日本海陆空军兵力、战斗序列、位置、指挥区分系统表册等。今井声言：日本在中国派遣军仅负责指挥中国战区之日军，关于在台湾、越南之日军不属本军指挥，故不十分明了。

他只当即呈交出在华兵力配备图，并称确实详情及其他上述所需表册，须待回南京后，再详为列奉。

（２）肖毅肃当面授我“陆总”《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予今井武夫，要他带转南京的冈村大将。

肖告知今井，“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规定：“陆总”将在南京设置一“前进指挥所”，由冷欣中将作主任。采取这项措施，可使日军办理投降事项顺利实施。本总部南京前进指挥所人员、机场设站人员赓即飞往南京，希转知冈村大将妥为保护和接待！

肖还告知今井：何应钦上将不待冈村将军签订降书，最短期间内将先输送军队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各城市，实行军事接收，请转告冈村大将！何应钦上将还有许多问题，将另派中美专家向今井问讯，希据实答复！

以上诸点，今井武夫俱一一承诺，第一次接见即告结束。

当晚，“陆总”参谋长肖毅肃又偕同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与专家多人，专程赴今井武夫住地走访，提出如下询问及要求：（１）沦陷区共军活动情况及南京、上海附近共军实力分布状况。

（２）重申“陆总”《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的重要性。其中主要指示：凡非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和接洽交出防区与交出任何物资。驻华一切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应就各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秩序，直至蒋委员长或何应钦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后接收为止。在此期间内，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于非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暗指中共的军政人员??笔者）。

今井武夫聆悉上项《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后，表示一定转达冈村大将，并将共军活动地区情况交出态势图，以供国军方面研究参考。

肖毅肃参谋长以及由渝来芷江的我方专家（即顾问团的成员）先后接见今井，垂询有关问题，主要是为了掌握收复区的各项情况，以便为收复区的城市接收工作作准备。因为这些广大的收复区基本上都在共军控制范围内，在军事方面尚未受降接管以前，开展工作具有如下种种困难：一是国军多数远戍西南，须长途跋涉去敌后解除日军武装，时间上拖延太久；二是要通过共军控制的解放区，空间上大有阻碍。这些都是重庆国民党上层集团左右为难的大问题，最后仍由“陆总”参谋长肖毅肃提出一个方案加以解决。即“陆总”《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对日军冈村宁次所下达的几个指示原则，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军尚未到达受降区域以前，先遣部份人员到沦陷的受降区设置“前进指挥所”，以监督日军的投降指挥官冈村大将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内载各条，以阻止中共军队就地接受日军投降。这一方案提出之后，无论是重庆国民党中央顾问团或昆明的高级人员都公认是一个绝妙的方案。因此，肖毅肃在到达芷江后，根据同一精神，又拟出“陆总”的《中字第二号备忘录》，划分全国为１５个受降区（不包括东北、台湾）。在各受降区分别派出先遣人员也设置“前进指挥所”以监督各受降区的日军投降部队长不折不扣地执行拒止共军就地受降的指示，其“指挥所”设置的地点统一由“陆总”安排指定。

日军降使今井武夫在返回南京前，再次受到何应钦的接见，今井表示遵照“陆总”的指示（即拒止共军受降??笔者）办理，何应钦当面勖勉。２３日下午１时，今井等人乘原机返航。“陆总”指派军官陈昭凯（上校课长）为联络员、空军军官二员，为加强南京飞机场地面设施的侦察工作而同机飞赴南京。

关于受降地点由原预定湖南芷江临时改在南京的经过，据笔者所知，主要是因在芷江举行签字受降仪式比较轻而易举，而要到敌后解除日军武装并接收敌占区则又是难事。因此，“陆总”参谋长肖毅肃在策划全面受降时，提出一个具体问题：我军尚未确实控制的城市，若只在形式上举行受降仪式，实质上没有军队去占领它，日军的武装何人去解除？这些城市如何去接管与保卫？在各受降区是这样，南京城更是这样。因汪伪组织占据的各机关、部门的文书、档案及房产的接收，对未来的国府还都关系很大。据此，萧毅肃主张：应俟我们的武力能确实控制南京后，在该地举行“中国战区受降签字典礼”，并立即在该地区解除日军武装。各种接收工作也才能在国军的武装协助下一并进行。否则，将失去保证。这个方案，经蒋介石核准遂将受降典礼改在南京举行。国民党上层一致公认这是个“上策”。所谓“上策”，即是因为它能排斥中共军队就地受降，由国军独家垄断。根据这个计划，全国各受降区的分别受降仪式也都是先以武力控制该城市后，再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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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战区受降典礼

（一）新六军抵宁与“陆总”前进指挥所撤销“陆总”前进指挥所是临时派出的先遣机构，它将在受降部队接管南京和陆军总司令部全部迁来后结束。为了办理受降工作方便起见，选定“陆总”的位置必须要与将来受降典礼位置一致。我们初到南京时，考虑以原国府路的“国府”作为受降典礼的场所。后发现该地缺乏较宽阔的操坪和营房不便使用，才决定将“陆总”设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原址。饬该地原驻汪伪军迁出，并调来日军数百名，彻底整饰营房、铲除操坪杂草。我“前进指挥所”人员赓即迁来办公。

自９月５日起，美械装备部队新六军按照预定运输计划由芷江陆续空运南京，分批开赴预定的营房。其先头部队是该军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在大校场飞机场着陆后，即来“陆总”前进指挥所报到。“陆总”另电日军冈村宁次总司令部转知驻南京之日军第六军十川次郎所属部队，按计划克日交出警备任务，限９月６日以前接交完毕。

新六军之另一个师是新编第二十二师，乃是从印缅前线归国的美械装备部队，师长李涛率部陆续由芷江空运来京，加强警备力量。

９月６日午前１１时，肖毅肃参谋长亦由芷江飞抵南京。

在此之前，“陆总”全体官佐士兵和特务团先后到达，进驻黄埔路营房。

同日午后２时，肖毅肃召集我部全体官佐训话：（１）通知日军总部自明（７）日起，令日军官兵一律不准上街，不准佩带军刀公出，公出者应佩“公出证”。

（２）本部人员即日起不得无故外出，下班后不准进舞场！

更不准与敌伪人员私自交往（在芷江出发前早经规定），违者严究。

（３）南京市是新收复区，本部的警卫工作表现松弛，张焘团长应当切实加强岗哨作好警卫，从大营门至仲恺东堂之间需要加岗。并制订“步哨守则”，如应遵守哪些规定，注意哪些事情，如何作好交接班，夜间注意什么？巡查制度的建立……等等。不能徒具形式，要严肃认真。

总务处随即通知：总司令何应钦将于明（７）日由芷江飞抵南京，全体官佐明上午在本总部大礼堂集合，整队赴明故宫飞机场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有南京各界人士上万人及新闻记者参加，规定衣着整齐，按时到达。

肖毅肃接着宣布：本部前进指挥所人员即日起归还原建制，仍返原单位办公。自９月８日起，本总部前进指挥所正式结束并撤销机构。现在南京的总部暂称“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以示与昆明、芷江留守处的办公机构有所区别，各负各责。

（二）何应钦主持受降典礼

中国战区是太平洋战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９月２日由麦克阿瑟上将代表太平洋战区盟国于东京湾之米苏里号主力舰上，接受日本首席代表重光葵（外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签降后，中国战区赓即举行分区受降典礼。何应钦将奉命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名义，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在南京主持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

饱经战祸痛苦的南京市民同胞，他们的亲人曾罹受日军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以后，他们又忍受了８年的铁蹄践踏。值此抗日战争胜利，再见阔别数载的汉家衣冠，喜迎祖国健儿的凯旋归来，其欢欣鼓舞和热烈兴奋之情，达于极点。而从大后方回到南京的军民，则深感钟山依旧、日月重光。胜利的今天真是来之不易。因此，军民上下充满对受降长官和接收大员的敬爱与希望。

何应钦于９月８日由芷江飞抵南京的盛况，对经过８年浩劫后的古城来说是空前的。市民自发参加迎接何氏的达３万人以上。８日１２时５分，何应钦所乘的“美龄号”专机在战斗机９架的护航下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常他一下舷梯。即由代表南京市民群众之女青年郑璞、陈宗旭趋前献给鲜花两束，并献上书有“日月重光”四字的红缎锦旗一面。中外记者拍摄场景后，何徐步通过欢迎行列，向人群点首答礼致谢。

而后何登车，由第一区空军司令孙桐岗上校驾吉普车为前导，迳赴黄埔路“陆总”前方司令部。欢迎人群中，有日军冈村宁次大将、小林浅三郎中将、今井武夫少将等高级将官。他们另成一列，在指定之位置肃立并举手敬礼。何应钦未予答礼。各盟军代表团前往欢迎者，有美军的柏德诺将军、英军的克逸斯少将等，还有法国、荷兰等盟军军官代表多人。我国前往欢迎的行列中，职级最高的来京人员尚不多，仅有初到南京的“中央接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谷正纲、贺衷寒、南京市长马超竣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委卓衡之、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此外，还有南京市商会、工会、农会以及学生总会之群众代表。

受降典礼的仪式决定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上午９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举行。是日的黄埔路，长约５００公尺之大道上布满由空运来京之国民党宪兵及新六军部队的岗哨。自大营门至大礼堂，每隔１０步，竖有各盟国国旗。旗与旗之间，立有持新式武器之卫兵１名，肃立警戒。

受降签字仪式从上午９时开始，中外来宾于８时３０分陆续签到入场（军校之大礼堂）。８时５２分，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等７人分乘汽车３辆，由“陆总”王武上校导引至“陆总”大操坪下车，中外记者纷纷摄影。再由王武上校导引日军投降代表至休息室。此时，中外各观礼人员和外国来宾，均已依席次坐定。礼堂正中央的长餐桌为我军受降席，前对面设置一较小的长案为日军投降代表席，席后各立严肃之士兵１２名。受降席与投降代表席的四周环以白绸。礼堂之左侧为我国高级将领席和记者席；右侧为同盟国军官席及外国记者席。会场内外约有观礼人员１０００余人。

当日８时５６分，何应钦率参加受降的军官４人入场，中外军官、来宾均肃立致敬。何应钦就座于受降席之中央，其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其右为陆军上将顾祝同、中将肖毅肃。其正中置一个时钟与一套中国文具，８时５８分，我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军投降代表等出休息室入会场至规定之位置，以立正姿势面向受降席居中端坐的何应钦上将，行４５度之鞠躬。何氏欠身作答，并命坐下。日军投降代表等乃依照规定（发有“备忘录”规定），分别就坐于投降席内，冈村宁次居中，面向受降席上的何应钦，举首可以望见会场上面的中、美、英、苏四大盟国国旗和巨型的金色“Ｖ”字标示（即胜利之意）。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等，依次就坐于冈村宁次之左侧；日本驻华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译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则依次就坐于右侧。日军投降代表共７人，均遵照《中字第十九号备忘录》之人员规定出席；均着戎装，未佩军刀。日军译员木村辰男，则仍着赴芷江洽降时的灰色西服，以立正姿势肃立于冈村宁次之背后。各自就位毕，何应钦宣布：“摄影５分钟！”中外记者群纷纷在四周及走郎上选择适当镜头，拍摄电影及照片。

９时零４分，何应钦命冈村宁次呈出证明文件，冈村乃取出证件，交付其小林总参谋长呈递与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当即将该证明文件留下，将日军投降书的中文本两份交由肖毅肃参谋长递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当即起立，以双手接受，日军小林总参谋长在旁为之磨墨。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在两份降书上签字，毫无犹豫之状，并于右衣袋中取出圆形水晶图章一枚，盖于签名之下端。此时中外记者争相摄取这一难得而瞬息即逝之镜头，一时投降代表席顿成电影机及照相机之焦点。案头所置降书和笔砚及冈村置于案上的军帽，均成为记者大感兴趣之镜头。冈村签字、盖章后，一面令其小林总参谋长将降书呈递何应钦上将，一面点头，表示日军业已完成了投降仪式。小林乃将两份降书谨慎地持至受降席前，以双手递呈何应钦上将。经何氏检视后，即在日军的降书上签名盖章。旋以其中一份令肖毅肃参谋长交付于冈村。冈村起立接受。何应钦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第一号命令”连同受领证，递肖毅肃参谋长转冈村。冈村即在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并将受领证命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应钦上将。至此，何应钦宣布日军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将引导日军代表离坐，并向何应钦上将一鞠躬，然后退出礼堂，整个仪式仅经过２０分钟结束。

日军代表等退出会场后，何应钦上将即席发表广播演说，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日军在华投降签字仪式，已经历史性地胜利完成。词毕，全场掌声雷动。继而由“陆总”总务处副处长鲍静安译成英语，翻译刚毕，全场再次报以热烈掌声。何应钦旋即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并将自己签字时所用之笔墨携出，留作永久纪念。当何应钦一出会场，中外来宾群立即趋前与之握手道贺，并于大礼堂门首摄影留念。

９月９日，又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广州起义纪念日。上午９时，由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之代表、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签定降书后，何总司令立即派冷欣中将副参谋长于当日由南京携飞重庆。

１０日，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广州起义”典礼上，由冷欣呈递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察阅。呈递式简单、隆重、庄严。与会者亲睹日本降书到渝，全体热烈鼓掌。

（三）给冈村宁次的两个“第一号命令”在代表日本于投降书上签字之同时，冈村受领了两道命令。一为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名义下达之“第一号命令”；一为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名义下达之“军字第一号命令”。根据降书内第七、第八两条中的明确规定：“自此以后，……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受降地区之所有日本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等语。故签降以后，对日军不再使用“备忘录”之形式，而一律用命令或训令下达。

蒋介石下达之“第一号命令”，内容冗长，全约２５００字，款、项、节、目十分繁琐。其中不外重申《降书》及历次《备忘录》的内容。其不同之点，约有以下几项：（一）命令之第一条说：“根据日本帝国政府、日本帝国大本营向联合国最高统帅签定之降书，及联合国最高统帅对日本帝国所下之第一号命令，兹对中国战区内中华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陆海空军，颁布本命令”；第二条庚款：“除另有命令外，凡向本委员长投降之日军，应继续供给其所属军民衣食及医药物品”。辛款之第四项：“一切军事设备及建筑，包括陆海军航空基地、防空基地、海港、军港、军火库及各种仓库、永久及临时陆上及海岸防御工事、要塞及其他设防区域，连同上述各种建筑及设备之计划与图样，须保持完好，并须将一切工厂、工尝研究所、试验所、实验室、试验站技术资料、专利品计划图样，以及一切制造发明，直接间接便利作战所用之其他物品，或与作战有关之军事组织所用或意欲运用之物品，保持完好”。壬款：“凡一切武器军火、作战器材之制造及分配，立即停止”；第四条说：“……各地日军须遵照各区受降主官之命，报告各该区日侨之姓名、住址、并收缴日侨所有之武器，……未发布处置该项日侨命令以前，……不得离开；”第五条说：“日军及日军控制下之一切军政官员，须协助本委员长之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军队，收复台湾（含澎湖列岛）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及中华民国境内各日本军占领区……”何应钦下达之“军字第一号命令”的主要内容有：第四条，“……贵官所属日本陆海空军，应自本（九）日上午九时起，完全受本总司令之节制指挥，不受日本政府之任何牵制；”第五条，“贵官应于本（九）日起，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名义取消，并自明（十）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第七条，“……总联络部之任务，为传达及执行本总司令之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项，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第八条，规定各受降地区之日本投降部队长之原有司令部，着均改为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其投降代表长官原有名义，着一律取消，改称地区联络部长”。第九条规定“……地区联络部长，对中国各地区受降主官之职务，在传达及执行各受降主官之一切命令，办理该地区内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项，但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

（四）中国占领军改变为“驻日代表团”之内情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应由盟国派遣占领军，在日本的要地实行占领，以监督其解除武装（只保留警察武装）和《降书》之具体实施。至于撤退“占领军”则依《公告》之第十二条规定：“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当即撤退……”等语。

“陆总”在受降之初，即酝酿派遣一支占领军赴日本执行占领、监督之任务。

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于密苏里号主力舰上签降不久，即派遣了美国海陆空军兵力约计６０万人，占领了日本的本土若干战略要地。麦帅的总部同时也移驻东京，并组成“占领军军政府”。规定：凡各盟国派驻日本的机关、军队的一切活动及征用日本的房屋、物资等，均应经过“军政府”的批准，以资约束。

由于战争结束，美军官兵思家心切，渴望回国，美国国会对于战后复员、裁军，节省军费庞大的支出预算，早已提上议事日程。决定撤退驻日之第六军，缩编驻日之第八军等部队。麦帅因美军即将裁遣，驻日占领军的镇压力量大为削弱，为了防止日本国内发生暴乱，一再要求各盟国履行《波茨坦公告》之义务，派遣占领军执行盟军任务。希望中国派遣一支５万人的占领军赴日，并授意派遣原来驻印度的新一军孙立人部队前去。因该军在缅战中很出色，享有威名。蒋介石因“剿共”内战的需要，不愿抽调一支庞大的精兵出国。

在麦帅的敦促之下，经何应钦的建议，蒋介石才批准派第七十六师戴坚的部队赴日充任驻日占领军。该师由荣誉第二师所改编，是以抗战受伤的荣军为主体组成，也享有威望。这个师的出发准备很迫切，由“陆总”积极为之调整、充实编制和美械装备，培训干部等等。戴坚来“陆总”联系也很频繁，随时待命出发。但在受降开始以来，在苏北、山东、河北等地的国共两军随时发生武装摩擦，并逐渐扩大。迨至１９４６年初，蒋介石决心发动“剿共”内战。２月，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军师长以上的将领举行了一次“军事整编会议”。以“陆总”名义召集，实际是由蒋介石主持的“戡乱”动员大会，为期一周。会议开始，“陆总”人员漏夜加班工作，中外新闻记者一律不予接待，会议内容，严密封锁。此时，各受降区的受降、接收工作已基本结束，原来的“战区长官部”、“方面军司令部”等等野战指挥机关，多已改称为“第×绥靖司令部”，分属各“国府主席行辕”。“剿共”大战的帷幕即将正式揭开。国民党军新的战斗序列已将戴坚的“陆军第七十六师”列入，因而它的赴日占领军的任务也就流产，不久即开赴“剿共”前线。当时中国赴日占领军并未派去一兵一卒，为什么未引起麦帅不满？这是因为战后的美国正掀起一股“杜鲁门主义”逆流，反对世界进步势力，自然在远东也要援蒋反共。麦帅是美国高级将领，对杜鲁门的重大决策，只能一切听命。中国免派占领军赴日，也得到麦帅的默许，乃改变方案，只派一个“驻日代表团”前去参加对日管制工作。这个代表团的全称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为朱世明中将，团员有：李立柏、唐启琨、王武、廖季威和一等秘书傅允英等共１３人。代表团的任务是：搜集、整理军事资料；调查日本陆海军的复员情况；调查日本战争罪犯的情况；办理申请盟军总部有关逮捕、引渡战犯等工作。
　　以后，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讯甲级战犯之时，“中国驻日代表团”也出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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