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讲,几乎在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同时,中国的储蓄也开始增长,储蓄的增长防止了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人口的大幅反弹。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在发表于2004年的最后一篇重要论文(与Shi Larry Cao 合著)中认为上述人口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储蓄率的上升,原因是子女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成了中国民众最主要的投资手段。
不仅如此,尽管经济上的不平等在两国都呈上升之势,中国民众和美国民众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在被人们普遍誉为“机遇之国”(the land of opportunity)的美国,人们无法忍受贫困所带来的耻辱,特别是当整个国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使贫困人口保留一点自尊。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很多人为了保住脸面而消费,竭力维持着表面的成功。不仅如此,摆脱了窘困经济状况的暴发户尽情享受着刚刚得到的财富,他们的个人消费着实令人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