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23年，太阳天体物理学家赫尔（George Ellery Hale） 和德朗达尔（Henri Deslandres）在物理奖评委会的早期讨论中是主要候选人。但根据奥斯陆大学的历史学家Robert Marc Friedman的说法（《卓越的政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背后》一书作者，Henry Holt公司出版，纽约，2001），委员会的新成员裁定，天体物理学是天文学的一项分支，而不是物理的分支，因此不合格。
物理学家普朗克与爱因斯坦获奖的延迟，表现了一次有代表性的斗争。根据Friedman及其它史学家的说法， 这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早期的瑞典科学界注重实验物理，而将理论轻视为纯粹的猜想。直至192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物理奖评委会成员 Bernhard Hasselberg还从病床上提出抗议，反对因相对论而授奖给爱因斯坦。他写道：“将猜想放在授奖对象考虑之列，是极不可能的。”面对僵局，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迟颁布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次年，评委会成员之一、乌普萨拉大学的Carl Wilhelm Oseen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提议以光电效应的名义给爱因斯坦授奖。但Oseen 很小心地没有详述这一效应如何从经验上证明了量子论的理念——光既有粒子性，也有波动性。
没有人怀疑获奖者们的贡献，然而由剑桥分子生物实验室的 Cesar Milstein（1984年因发现单克隆抗体获奖）为首的一些前任诺贝尔奖得主认为，Moncada在这项研究中起到了与获奖者们同等重要的作用。现在的Moncada不愿描述他极度失望的心情。不过Murad 说，还有“一到两个人”排在Moncada前面，他对反对意见导致的负面宣传感到很失望。
关于这件事，争议也许永远也不会完全平息。但它突出显示了三人规则的局限。在许多领域，找出对某一发现做出特殊贡献的三个及以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高能物理及基因组学等方面，这更是不可能任务。CERN对撞机研究项目负责人 Roger Cashmore 说：“随着合作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在不容易分辨谁是主要贡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