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v; @( V5 ?持“利大于弊”看法的人认为，对穷国政府来说，与其把所有人都锁在自己国家中受穷，还不如放行那些有意愿、也有能力出国打工的人。他们说，出国打工者寄给家人的汇款支撑了母国的往来帐户，有利于祖国的经济发展。 & C. K, m, H5 i4 n / p6 h: A. M, }$ T i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一份关于移民汇款问题的最新报告，在有些移民输出国，移民汇款的数额比外国投资还要大，例如，移民汇款在摩尔多瓦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就超过了四分之一。! d: v j) \/ o# G
- A+ d/ v5 @" }9 H+ D! U; k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勒格雷因（Philippe Legrain）在他的新书《移民：你的国家需要他们》中这样写道：“提供给穷国政府的援助常常被浪费或被侵吞，但移民寄回家的钱却直接进了穷人的腰包。”5 ^% c. h$ a- l/ b
1 o2 E9 i; a( h# [& h) N但持“弊大于利”看法的人却认为，跨国移民使富国渔翁得利，坐收穷国年轻劳动力和精英人才，穷国因此失去了经济发展所急缺的各类人力资源，此外，穷国白领在富国从事蓝领工作，这本身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浪费。针对“移民汇款有助母国经济发展”一说，这些“弊大于利” 论者反驳说，移民寄给家人的汇款可能也会把母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一种人为的高水平之上，从而损害祖国的经济增长。9 T0 c: i4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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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那份报告也承认，移民汇款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储蓄和商业投资，因此仅仅对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有限的刺激作用，但在缓解贫困方面，移民汇款却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为在国外打工的移民通常来自城市中较为富裕的家庭，而非农村中的贫困家庭。 - d9 {# N* M i/ h1 } 9 k/ c- ~, v9 e4 o# w不管“利大”派和“弊大”派哪一方的看法更为正确，但对于同为移民输出国的中国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一波最新的移民潮中，它却颇为奇特地从中大大地获益了一把。0 `( w" I9 \' x5 M# H2 f4 H& u y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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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因工作原因，我又移居英国。( ^) y: ^) c, b7 T
: P3 L9 |5 |6 i; t3 @$ z; ]这些年来，我重返过一次加拿大，从熟人那里辗转了解到我的那几位前室友的下落：那位上海人已经“海归”，在上海一家外企担任高级白领；那位北京人也已回国，自己创业，当了老板；那位广东人终于拿到了合法的移民身份，目前仍然住在加拿大。# |7 x/ L; i/ ?5 t4 H& n.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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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多次回中国采访和探亲，并常去《中国青年报》报社坐坐，与老同事唠唠家常。张建伟仍在中国，继续以文为业；武力曾弃文从商，穿梭于中澳之间，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海归”，后患骨癌，英年早逝；其他出国留学或定居的前同事，多数人在海外改行，如今也有不少人“海归”。7 U3 W( w.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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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高层对于是否开放海外留学，是否放宽出国限制，曾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结果，主张开放的观点占了上风。张建伟的《第五代》中也曾写到当时中国对开放留学之利弊的争论。/ w2 b# ] R# G2 c'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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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学校“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1978年邓小平就说过鼓励留学，他甚至说，出去的人能有三分之一回来就不错了，教育部也是一种来去自由的态度。但是民间，特别是媒体，反倒显得很保守，总认为这是‘人才流失’。”" \. K# G9 U: @ {; v9 k
! b( ]' |/ m, I- e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不仅反对者没有料想到，就连支持者也没有想到，实际上的结果竟然好过他们当时所能想象的积极后果：出国潮使大批的中国学子涌入西洋、东洋最好的学府，学到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知识，取到了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领先的“真经”；即使那些纯粹出外打工挣钱的“假留学生”或偷渡客，也有不少人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华人天生吃苦耐劳、勤奋节俭、善于钻营、工于算计的精神，从移居国的底层爬到中层，还有少数人甚至从中层爬到上层，他们因此非常熟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上上下下的运作。这两类人后来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吸引，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海归潮，不管是作为外企的华裔员工派往中国，还是直接受雇于中国本土的私企或国企，还是自行创业，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极缺的人才，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4 a) _9 z8 S" p&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