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关系在中国外交日程上日益显著的事实，已经是国际舆论在争辩中国崛起的意义时所无法绕过的课题。 ! n* O5 Q& q. t$ }' }, x4 M B$ W M : i1 K: l" H% e$ n 继去年在北京举办的“中非论坛”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度巡访非洲八个友邦，自然又是一起国际媒体关注的大事。% W8 R7 n$ T# [! Z9 M"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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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西方国家和媒体在意的是中国是否在非洲进行资源掠夺式的“能源外交”，以及不顾西方人权标准，与非洲各政权一视同仁地交易；实际上，让西方社会暗中忧心的是中国会否主导非洲局势，成为黑暗大陆的新霸主。 ) `& t) r; R1 }2 |% g2 j! N9 F1 O/ R4 u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其实更隐含着另一值得注意的线索：中国对非外交的精神与措施，是否将树立一种新的典范，与目前流行的西方外交理念一较高低？. K. X+ Z9 M; ?; _+ g P' Z) I
8 ~! \2 Y0 u* Z) i) q 西方媒体注意到胡锦涛此行的一些微妙变化。他一改以往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做法，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打破沉默，技巧地向苏丹政府施压，希望让联合国扮演更积极角色。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用“令人鼓舞”一词形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 q/ k! n7 y) H: a7 o6 \; K + I8 m m; `% m 另一项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指责是“重商主义”，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非洲，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胡锦涛在纳米比亚和中资企业代表座谈时，要求这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尽量多做深得民心的好事、实事，扩大中国企业在非洲社会，特别是非洲民众中的积极影响。& v9 G9 Z! Z! J3 j0 Y/ ]! \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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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演讲，是他八国行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他一方面通过明代航海家郑和率船队四次到访非洲东海岸的历史，强调“他们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暗批欧洲旧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也澄清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中国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志以及不平等的做法强加于其他国家，更不会做任何有损于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事。” $ B. X: q" b$ H- B) [) Q" p5 h# l
胡锦涛此行也给非洲国家派送礼物，除了签署一系列经贸文教领域的合作协议，中国还保证提供贷款和援助，并免除了一些债务。 0 \; w5 A# ]: b+ ^ n1 A0 Y3 f9 |: X- e# d: {; ^! J
至今还没有完整的证据，说明中国已经在非洲推行新外交，然而客观条件却提供了北京树立典范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三块大陆上，南美洲依然被美国视为后院，亚洲则列强林立，唯有向来被忽视的非洲让中国能施展拳脚。8 L, n8 H. a3 N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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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力雄厚且企图心强烈是个事实，南非总统姆贝基去年曾直言不讳地警告，非洲应防止同中国陷入一种“殖民关系”。中国历史固然充满着“合纵连横”的奸诈，但也不缺如何避免成为霸主的经验和思想资源，《春秋》就满载着“兴灭国，继绝世”的王道人文主义。 7 r: c3 }5 P3 K9 H p/ @2 m& a0 G/ _3 O& \" w; V0 x* L
历史家何炳棣指出，尽管上古政治与武力斗争不容过份美化，存亡继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华夏文化的宽宏气度与高尚情操。他考证发现，“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则从夏禹到春秋，延续千多年，而且适用于华夏及非华夏先朝先王和诸侯。 4 A7 j* H3 u8 S* I& ~6 M* s " H. @8 `1 b) K* {7 q( I 寻找被消灭的部族后代旁支继续繁衍，恢复其政治组织，代表着华夏民族尊重各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气量，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也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国际政治精神。 / V; l, |( T, J, J% P+ X7 t2 B$ Y: J, R; M4 P( u1 g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首次以强权姿态返回国际舞台，从美国宣布组建非洲司令部看来，新一轮的非洲大国竞争或已拉开序幕。背负着几世纪惨痛殖民历史的非洲，对外来强权在自己的大陆上竞争并不陌生。美国的军事反应显然并没有摆脱旧思维的本能，中国如果能在对非外交上开创新的典范，“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则不仅将在非洲获得外交成功，恐怕对于现有西方国际关系准则也将提出全新的挑战，从中真正实践大国崛起的意义。 9 ]# H# k% K7 l4 h$ U. D# I2 A3 S8 A/ W5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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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07-02-12) 《新加坡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