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 h7 B$ N: x$ \% O2 [* @满洲国建立之初﹐溥仪体弱多病﹐亟需找一位医生照顾他的健康。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准他用中国医师﹐他自己又不信任日本人﹐双方折冲之下﹐郑孝胥就找「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人」的台湾人谢介石﹐请他替「皇上」找一位御医。家父虽然是西医出身﹐同时兼习中医﹐在种种因素因缘际会之下﹐谢介石即介绍家父﹐成为溥仪的私人医生。 ( T7 @2 o8 O# c 1 s4 ~' n3 u0 v6 t3 L) V5 p) p x' |+ r( _「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 U0 ?+ k4 k- Y+ N% J ! u l" n; W4 t3 o L( D. G% D当时所谓的「满洲国」﹐其实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政权﹐内阁各部总长是中国人﹐次长则是日本人﹐日常政务几乎全由次长决定﹐甚至连宫内府亦不例外。「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便是关东军派在溥仪身边的联系官。吉冈是日本鹿儿岛人﹐溥仪的弟弟溥杰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吉冈还在该校担任战史教官﹐两人结为好 p, t' f# |: `* ~+ S
好友﹐关东军知道了这层关系﹐再加上吉冈本人的积极活动﹐一九三五年﹐关东军终于任命他为高级参谋﹐派他「挂」在「满洲帝室」达十年之久。 v" w' |9 ^5 I$ R+ w) ~
那时候﹐宫内府设有「宪兵室」﹐住有一班日本宪兵﹐监视宫内的一切活动。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说法﹐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他自己本人就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他这个皇帝「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没有电流通过来的时候﹐他在「宫内」根本无事可干﹐日常生活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 S; D3 ~$ F3 Z- W5 n' D, X0 Q/ f8 E) N% w) Q/ X/ ?* U- F/ R! e
郑孝胥和「凌升事件」/ J( C9 T1 w4 O7 p A! s( D) n0 z
$ ]# y( y5 g* I) \. B5 n. D* ~& X一九三四年﹐溥仪「登极」后﹐对日本人已经开始心怀戒惧。翌年四月﹐他在日本人安排之下﹐到日本访问﹐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告诉他﹕「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溥仪大吃一惊。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向学员发了一次牢骚﹕「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日本人知道了﹐立刻把他一脚踢开﹐在日本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留在家里作诗﹑写字。不久他的儿子「国务院秘书官郑乘」暴毙﹔三年之后﹐郑孝胥本人也在长春暴卒﹐据说都是出自日本人的暗杀。) b2 |: s; I7 r# C' [) [
4 P ^8 t9 L; z" O; S一九三六年﹐满洲国的「建国元勋」之一﹐兴安省省长凌升在省长联席会上发牢骚﹐说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开完这个会﹐凌升回到本省﹐立刻被抓走﹐并以「反满抗日」罪名﹐跟几个亲戚一起被处斩首。 & f" x5 a! A1 l/ D- q! a. f/ `, p 7 @* D. r7 {6 ~$ N6 T4 q9 L〈帝位继承法〉 $ }$ R# p' ?8 B- ~. U# J8 t! o5 p7 Z$ C% s
「凌升事件」使溥仪感到极度不安﹐让他感到更恐惧的﹐则是日本人搞的〈帝位继承法〉。一九三五年冬﹐溥杰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中尉﹐本来溥仪想帮他安排一门亲事﹐吉冈立刻向溥仪表示﹕为了增进「日满亲善」﹐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子结婚，本在繁大将要亲自替他作媒，希望他这位「御弟」能作为「亲善」表率。 , p0 a1 j6 n s% {8 W) H2 Q8 b4 k" q7 S* j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与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婚。过了不到一个月，关东军便授意国务院通过一项〈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 K" G, ^1 a! B1 n! z5 o. I r % q" k, L: Q6 k% r& ~ y溥仪一看就明白：这个〈帝位继承法〉最紧要的只有「弟之子继之」这句话，关东军要的只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必要时候，随时可以拿他们兄弟开刀。由于时刻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危，溥仪宫内生活的第二件事就是「算卦」，吃素念经，求神拜佛，占卜打卦。譬如，溥杰的日本妻子怀了孕，溥仪就「提心吊胆地为自己的前途算过卦」，直到得知她生的是女儿，「才松了一口气」。* Q/ D n, V) ~& a"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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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病症」和疑心病 7 d6 C* e6 B- j e0 T5 Y# z ! ~4 u2 C8 e; L1 l因为日夜担心自己的安危，溥仪得了严重的「虑病症」，不仅嗜药成癖，而且还收藏各种药品，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他的侍从主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替他管药房、药库；每天他的私人医师为他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一九九六年，我藉著到吉林大学讲学之便，顺道参观溥仪在长春的旧「皇宫」，这所建筑据说是由道尹衙门改装而成，并没有一般皇宫的气派。皇帝居住的「缉熙楼」，一端是皇帝寝室，另一端是皇后寝室，中间则是个药房，也就是家父替皇帝看病的地方。在世界各国的皇宫中，这种「寝宫」的格局，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 u: ^' p/ H8 ?3 U9 i3 C" [5 @/ m8 L8 l6 e* K
除了「害怕、算卦、吃药」之外，溥仪的日常生活还有一项「打骂」。由于疑心病极重，成天担心有人会害他，「脾气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 - m5 F) Z6 Y5 l& J1 I+ g* R7 z3 W打骂的对象除了侍从之外，也包含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夫」。「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叫别人替我运行」。那时大家最怕溥仪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楼下去挨打。打伤了再赶快「把医生叫来抢救」。因此，家父的医护任务，不仅要照顾皇帝的健康，还包含后宫及宫内侍从的医疗诊治。根据家母的说法，家父的御医任务分繁重，每天早上去，下午回来，有时候甚至晚上还得再进宫一次，忙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回到家。( w2 R/ w! c( U; S6 D, x
" D4 ^3 _* E9 B# o4 E7 f# _: f1 L「祥贵人」之死 $ A2 K/ }9 ~$ E m3 |" a3 G+ t: `4 I$ s/ Y
到了二次大战末期，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溥仪更是怕日本在玩完儿之前，会杀他灭口。 # c. x: P2 {. S: M2 q& z" t. N' `9 n# y
1942年，溥仪的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罹患疾病，据中医诊断是「伤寒」，但并不是什么绝症。吉冈要家父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自己则破例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照料」。日本医生开端治疗时，表现得非常热心，给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但是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闭门长谈之后，日本医生态度便整个改变了。他不再忙着治病，反倒变得沉默不多说话。当天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整夜不断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情。第二天清晨，谭玉龄便死了。更奇怪的是，溥仪刚听到谭玉龄的死讯，吉冈便拿来关东军司令官致送的花圈，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前来吊唁。这件事使得溥仪更加害怕：日本人可能随时对他下毒手。- V N3 J( c) m5 u8 A. Q+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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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命运 ) @- G3 l6 J/ I5 d6 |7 W / X" w7 R# d. D( W溥仪的体弱多病以及他对医生的依赖，在冥冥中决定了黄家日后的遭遇。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吉冈向溥仪报告：关东军已经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他到日本去。「不过，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节要听盟军的了。」 / h+ W' V: h9 R2 E9 R 2 i3 c, H& U& Y8 B8月16日，吉冈要溥仪挑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溥仪挑了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随侍李国雄和一名医生，也就是家父。溥仪的第四个妻子「福贵人」李玉琴哭哭啼啼地要跟他一起走，溥仪却坚决不肯带她：「飞机太小，你们坐火车去吧。」 ' {0 R+ ?5 f% \6 c6 g6 l ) E7 P+ B: Z, d/ I9 N载着他们的飞机从通化出发，飞往沈阳换乘大型飞机。不料在沈阳等候飞机的时候，飞来的一队飞机却载来了苏联的军队。飞机着陆后，苏军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溥仪一行也从此沦为阶下囚。 0 H# r. Y+ I/ r0 j/ L. A& u& _$ G& v3 V! R, y
溥仪等人其后大部分时间都被拘留在西伯利亚伯力城的收容所。1950年7月，苏联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政府，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2月25日，最高检测院判决家父免于起诉，获得释放，被安置在辽宁铁岭劳改医院任职医师。两年后，罹病去世，得年五九岁。5 W1 b) N9 p* H; W;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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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帝情结」 3 H' k' y( A! g# n: Z
. s: z. y( z3 f& |5 L. z在我长成的过程里，经由家人口中所获得的父亲形象，是破碎而残缺不全的。在白色恐怖时代，在「伪满洲国」任职的官吏一律被国民政府打成「汉奸」，仅有少数亲友知道家父是溥仪的御医，我们对这件事也不敢多加张扬。直到1972年，我考取「教育部与美国东西文化中心」合设奖学金，到夏威夷大学攻博，才从夏大存藏的图书文件里，慢慢拼凑出父亲的故事。( d; D. E2 s8 ?: o
+ n- j. ~0 B h. `回顾这一页历史，我深刻感受到台湾人作为「亚细亚孤儿」的悲哀，然而，由于我是以研究社会科学作为专业，偏好以一种全球性的宏观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在知道父亲跟溥仪的故事之后，我并没有成为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地，却成为主张以「欧盟经验」解决两岸问题的和平主义者。在我的深层潜意识里，有一种根深柢固的「反帝国主义」情结：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以三年的时间，提倡并发展「本土心理学」；在政治运动方面，于1995年出版《民粹亡台论》；2003年，出版《教改错在哪里》，发起「反思教改」运动；2004年组织「民主行动联盟」，发起「反六一○八亿军购」、「反修宪」，以及去年的「秋斗阿扁」，都是出自同样的「反帝情绪」。这是后话，将来有机会再作自我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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