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 " F i. d7 U* N1 V# n" i+ E6 f/ V
$ K: Y" v. _) x 汉学大会已散，不过托顾彬的福，由汉学大会引起的话头却余音袅袅，主办方想必对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为满意。 6 r9 T h& h1 X* u* v1 o( u8 \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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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在于他的“外语论”。将“不会外语”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病灶之一，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也显示出顾彬在文学研究中的独到之处。 , N. }, L/ N' F; z/ d8 l1 o- x7 \" N( F
比如他举的那个例子：汉学家需要借助古汉语的工具来了解孔子。这个话当然说得没错。因为孔子是部分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为了接近这个对象，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语言工具。这本就是汉学家的份内工作。不过话锋一转，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又对中国作家（研究对象）的语言提出要求。这就好比一个修理工责怪螺丝的形状不符合自己带来的扳手。大概顾彬的古代汉语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君子不器”一说。何况，细论起来，孔子也并没有使用过“古代汉语”这样一个东西，他有的只是伦理与文化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大抵也是如此。 ; Q$ Q8 V$ e3 s* V6 f4 [2 N, Q" |) a: h% q' M
说到这里，不免要追问一句“文学的功用”之类的沉重话题。说来说去，文学都是一个关乎“自身”的活动———对作者来说，关注的是作者自己，对读者来说，关注的是读者自己。 ) L6 j2 Z, d' M
+ E, ~, M8 w& V1 Z% r 不过，有一种人却常常站在作者与读者之外，建立了关于文学的第三种身份———文学研究者。这个物种的出现让局面显得有些混乱。当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视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并要求作者以此为创作的基本规则时，问题愈加明显。古代汉语管这个叫“越俎代庖”。 ( r ~' c. z& I, s$ `! m+ _; F0 b- g9 E
随后，面对陈平原的反驳，肖鹰先生再次站出来为顾彬“两肋插刀”（见《新京报》4月3日C02版）。他并没有直接评价顾彬及其“外语论”，而是远兜远转，祭出一个“大国小民心态”。肖先生说这种心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普遍没有真正的母族文化认同感”。 # |& i8 j! l) U . \& q( u5 Z8 a1 F 不过，“外语论”一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是，中国的作家理应通过外语的研习，反过来观察母语，并进而提高母语水平。这种说法并不希奇，古代汉语管这个叫“假道伐虢”。 , {9 R: n* P! M; N4 e
" s' p: U6 y1 Z 先不管这种怪异的母语修炼方法是否有效，看看它的内在逻辑：仅仅凭借自身的环境，无法达到汉语文学的最高境界，只有借助甚至进入“世界”（亦即西方的，或者现代性的）的“文化视野”，最高境界才可能被达到。 & C S" D2 w9 {
8 ^$ T# ^, b5 P7 ?, i: N 肖先生撇下问题不谈，转而讨论态度，所以无从查考对这种逻辑的看法，不过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它与肖先生所谓“极力寻求西方学者的认同与首肯”极为相似。 & |/ p) d: j6 {3 E * S% p, [+ ~' U1 h! b9 c8 ], v 无论是最初的“外语论”，还是稍后关于“大国小民”问题，都是一语就能道破的伪问题。可为什么在这样的会议上，一场如此浅显的闹剧被反复提起，甚至引起部分与会专家的不满？这或许需要从本次“汉学大会”的皮相上找原因。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或者材料的文史研究。它在身份上更接近考据实学，伯希和、高本汉以及京都学派是它的旗帜。而1940年以来，随着政治、经济需求的增加，汉学被赋予了“中国研究”的新概念，内容上逐渐虚化。反观此次大会，与实学相关的与会者并不多见，三个主要议题中，也仅“景教”一项，与汉学略有关系。 , b- D( N1 s, q1 R
3 `; q M, n5 C/ {. Q0 U 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在这个旅行团里讨论中国文学怎么办的问题，古代汉语管这个叫“问道于盲”。作者: 日月光 时间: 2007-4-5 10:27 标题: 顾彬，请你想好再说话
我不认为顾彬先生看到的“中国文学”，就能代表中国作家诗人的水平，凭什么说：“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 , s# K' b9 o. l3 U9 i) ]" L4 `# m6 R+ k0 t2 f, w
看了贵报记者及实习生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访谈，我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 $ y3 t. }* l; 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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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得主，我遇到、认识与深交的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肯定比王家新多得多。但我没有听到一位中国作家诗人说自己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包括莫言、闫连科等大作家，他们也是极为谦虚而文明的。我相信王家新不敢、也不会那么讲———说“中国作家盲目自信”！当然他若这样讲，谄媚于德国学者、作家，那我也没办法，但他只代表他个人。 6 K T( S$ F# w4 \& _* F)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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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可能不懂外语的多，但不等于不懂外语就不懂审美。我相信歌德在写《浮士德》的时候肯定不懂汉语，也肯定没有读过《离骚》，但决不影响他写出伟大的作品。 % {2 S( v3 C# X6 J7 ?6 U& U 2 n4 @ E. ^9 N0 P( J5 C 尤其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种又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审美习惯与经验。 , G3 T9 n% M* B* l- C8 G, C! I, L/ ^7 ~1 C0 e
这是常识，顾彬先生却明显一知半解。 ) o3 S* ~' s6 G( [ Q N2 E1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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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究竟看了中国文学的多少古代与当代的文学作品？他说：“在我没遇到李白翻译成英文的一首诗之前，基本上对我来说，中国是不存在的。就像现在印度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中国、印度和希腊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他竟敢说在他没看、没好好学习之前，人家就“不存在”，中国有哪一位作家敢这样无视它国的存在呢？顾彬如此讲话有失学者的斯文。 0 @9 e# O4 e3 |% b
: B8 ~! x/ {) V V& u8 z3 Q 于丹、易中天等学者为普及中国古代经典，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中国13亿人口不可能人人坐下来逐字逐句地品读古典名著，而通过这些学者与强势媒体的合作，向更广大的文化薄弱群体解读经典，从而摆脱文化虚无，这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你研究过，你可以不用研究，别人也许需要。 3 O- N: \ Q! S! z x( k' s" Z 1 l1 u% J9 G# q3 S 事实上于丹、易中天的书被抢购，就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也证明了他们解读的成功。或许他们的解读，还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但毕竟提供了一条理解古典名著的道路。 + |1 R+ x/ u: D; O 9 i- r" Y+ ~" E) x+ Z/ n, A- c/ f 是有路好？还是没路好？这又是一个常识，无须多言。 . Y. b( L( h2 Y# Z9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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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太肤浅了，对中国作家的认识更是少得可怜。我不认为顾彬先生看到的“中国文学”，就能代表中国作家诗人的水平，凭什么说：“中国文学热已经过去了”？在我看来，尽管中国文学没有在世界走红。但我相信，走红的不一定是经典，而经典或许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的检验。谁敢或谁能这么武断地说话呢？我看除了顾彬的“一孔之见”外，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是持乐观态度的。 4 \3 O& b% K6 i. K U4 I6 z; Y0 j6 S! I- K! I" O5 K6 I9 P: M6 v; K
中国作家可以知道全世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获奖人的作品及生平事迹，我到过德国和波兰，这两国的作家百分之九十九只知道中国的古代作家和现当代作家极个别的名字和作品。通过座谈我还知道，他们所知超不过十个，而且说得还极不准确。原因除了不懂汉语之外，还因为不赚钱，所以不愿翻译出版。而没有出版，又怎么能了解呢？德国作家也同中国作家不懂德文一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家不懂中文。如果按顾彬的说法：德国文学是不存在的吗？他敢这样说，我却不敢无视歌德以及歌德故乡的文学存在。尽管这个顾彬先生在不了解全面的中国文学之前，就敢说这些令人喷饭的“大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