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5 _/ Q/ G* ^1 ? 汉学大会已散,不过托顾彬的福,由汉学大会引起的话头却余音袅袅,主办方想必对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为满意。 . b# r$ q. [6 s! |+ ^8 p2 a% A ( B( b3 K, @4 d. o& t6 @9 T 顾彬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在于他的“外语论”。将“不会外语”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病灶之一,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也显示出顾彬在文学研究中的独到之处。 / h8 N9 [, h# A7 e& p$ D% Y
" C9 N! U5 Y ?4 d0 P 比如他举的那个例子:汉学家需要借助古汉语的工具来了解孔子。这个话当然说得没错。因为孔子是部分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为了接近这个对象,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语言工具。这本就是汉学家的份内工作。不过话锋一转,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又对中国作家(研究对象)的语言提出要求。这就好比一个修理工责怪螺丝的形状不符合自己带来的扳手。大概顾彬的古代汉语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君子不器”一说。何况,细论起来,孔子也并没有使用过“古代汉语”这样一个东西,他有的只是伦理与文化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大抵也是如此。 # d9 H( N, c. h" z% S
. m* o$ y# K3 L1 F$ |: ^1 p4 G/ w 说到这里,不免要追问一句“文学的功用”之类的沉重话题。说来说去,文学都是一个关乎“自身”的活动———对作者来说,关注的是作者自己,对读者来说,关注的是读者自己。 4 w. b/ K7 F7 h8 o: U&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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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种人却常常站在作者与读者之外,建立了关于文学的第三种身份———文学研究者。这个物种的出现让局面显得有些混乱。当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视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并要求作者以此为创作的基本规则时,问题愈加明显。古代汉语管这个叫“越俎代庖”。 7 s( F- q! @4 z2 E' Y3 A" A7 h: i( l' p
随后,面对陈平原的反驳,肖鹰先生再次站出来为顾彬“两肋插刀”(见《新京报》4月3日C02版)。他并没有直接评价顾彬及其“外语论”,而是远兜远转,祭出一个“大国小民心态”。肖先生说这种心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普遍没有真正的母族文化认同感”。 & M5 C8 [5 m2 Z!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