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B/ ^) Z# i* L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拆迁运动方兴未艾。显然，其他城市的主政者也在感受这一拆迁时代的阵痛，关注着“风暴眼”中的郑洪和重庆其他官员。 + T* k/ p) R2 ?$ Q! V$ Z( h# z. ]$ |; ^9 V
4月9日，吴苹主动致电本报记者，在事件结束后首次露面接受采访，详述最后谈判的情况，并表示“感谢网民，感谢媒体，感谢政府”。8 @9 Y) N+ P( r4 a%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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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风暴渐去后，这一事件中的主事者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本报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以及重归平静时收获的教训和心得。作者: shishi 时间: 2007-4-13 20:09
大风起兮 + i2 i$ ]' m v7 X, Z/ B ' F; u8 e j. u) f0 k9 H 如果说郑洪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事件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则是最为重要的协调官。他说，“钉子户事件”给他的压力，“40年的人生中从未遇到，一生可能也就这么一次”。这个事解决过后，他觉得是自己人生中一次很难得的经历。“我一个区法院的院长专门两次去市长办公室陈述事件在司法框架内的进展和意见。”今年元旦过后，张立从另外一个县换届来到九龙坡区。3月16日，他才正式被选为院长。面对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就是“钉子户事件”。3月17日，星期六。当上院长第二天的张立接到副院长的电话，告知有媒体要来旁听3月19日关于杨武房子强拆裁定的听证会，他觉得很错愕，当时根本不知道网上已经流传了“最牛钉子户”的照片。“当时觉得跟媒体打交道是件很麻烦的事，生怕说错一句话，便拒绝了采访，坦率地说现在很后悔。”将近一个月之后，他这样对本报记者反思。3月19日听证会那天，张立再次惊讶，“怎么有那么多记者来了？”重庆直辖后，城市建设加速，“这种案件一年二三十件是有的。唯独这件引起那么大关注”。那天，法院责令被申请人杨武在2007年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管局的拆迁行政裁决书。之后，局势爆炸性发展，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等待22日那场强拆。“3月22日是自动拆除的期限，不是强拆的期限，即便是那个4月10号的期限也不是强拆期限，而是说4月10号后随时可以强拆，我也有可能4月20号来拆。”张立解释说。但这个教训让他开始反省对待媒体的态度。“局势陡然紧张起来，我感觉到我很迟钝，才意识到局势很严重，跟高院领导和区领导汇报，决定要改变策略，不能再和媒体隔绝，主动打开大门，市高院和区委都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做法。”作者: shishi 时间: 2007-4-13 20:10
夜以继日的紧张$ t0 E, K+ u/ T2 @, n' b5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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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在22日上达到高潮，长枪短炮都在那里守着到凌晨。”郑洪说。那个晚上，张立在他的办公室通过关系和吴苹通了个电话，“她当时很亢奋，说要调解可以，但必须撤销之前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和法院的司法裁定，这等于自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司法程序的原则我们是无法后退的。”“网上很多人对我们国家的强拆制度、对国家保障私权的做法有争议，但作为法院，我们是无法推翻现行法规的。”张立说。这是杨武独上危楼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吴苹说她那个晚上一宿未眠。那个不眠之夜同样属于政府和法院的工作人员。官方决定，23日上午开一个通气会，22日晚上张立忙了一个通宵。当时开发布会的主要意思是告诉媒体22 日晚上不是强拆。但发布会只宣读和散发通告。“第一次面对媒体，没有经验，又害怕言多必失。”张立回忆。当时有各种意见，“甚至有同志提出法院和房管局、区政府一起开新闻发布会，法院方面觉得很不合适，房管局是行政机关，法院审查房管局的行政裁决，(如果一起开)社会会怀疑法院丧失了独立权。”张立说。作为区委书记的郑洪明白这个道理，“在国外，政府官员和法官是不会坐在一起的，但国外记者不理解中国的党委领导”，最后，法院单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同样地，政府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法院也不参加。其他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发布会现场安排在哪里？应安排多少容量？拆迁户会否来闹事？控制现场局势应否安排法警执勤？法警穿制服好不好？是否穿便装？到23日凌晨一点多才安排妥当，张立回到家，刚洗完澡，一个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通知不期而至。重庆市公安局领导从治安角度，担心现场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相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从凌晨两点开到早上七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郑书记都熬了一个通宵，房管局汇报纠纷是怎么形成的，宣传部汇报媒体为什么来这么多，法院则介绍案件前期的情况。”早上七点，张立回到办公室，他只能睡2个小时，9点开通气会，“来了61个记者，代表40多家媒体。记者对我们只发通稿不回答问题的做法很有意见。”“老实说，这个发布会开得晚了点。”郑洪说，之前媒体多是从吴苹方面得到单向度的信息，局面一度被动。从那次发布会起，由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房管局和法院各自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形成机制。郑洪要求，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的说法，相互不能矛盾，内部统一起来，把事实真相核实清楚，不要相互指责，事情完了以后再总结经验教训，“虽然晚，还是起到了效果”。上午开完通气会，张立仍无法休息。3月 23日通报会下午，重庆市高院召集3级法院召开会议，研究法律上的问题，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不对。事实上，早在3月10日，九龙坡区就成立了处置鹤兴路片区拆迁工作组，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琪挂帅，随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便由区长黄云亲自挂帅，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维稳办相关处室也加入了工作组。郑洪透露，政府内部讨论时，很多人主张强拆，因为这样也符合法律规定。“但我们觉得强拆付出的行政成本比较高，仍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渠道使双方达成和解。”作者: shishi 时间: 2007-4-13 20:10
法院是惟一的通道 . w g: `: L4 h- @* o. [& L3 m# X5 G& P" \" k
张立记得，3月24日又是一个星期六，“那天王鸿举市长亲自召开了一个会议，市长用了一个词‘无懈可击’，如果法律上有瑕疵有问题就不能走强拆这条路，底气不足。那天，市政府的法律顾问和专家，各个参加的部门可以说畅所欲言，表明了市里头的重视，也明确了架构分工。”张立说：“王市长的法治意识非常强，市里头和区里头都成立了临时性的处置小组，但都没让法院参加这个小组，王市长说不能把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来参与处置小组。”法院既感到压力很大，又感到被寄予厚望。“大家都意识到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党委、政府过度介入影响并不好，这事一旦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和司法权威。”“法院是双方(杨武吴苹与开发商)唯一的通道”，郑洪这样分析当时的局势。因为已进入司法程序了，再回到行政程序来，只能让事情更复杂。法院在3月 24日之前，除了走程序之外也作了大量工作，“3月19日听证会之前，法院要跟他们协调，但是吴苹很抵触，不要法院的人参加，要求跟开发商单独谈，她对房管局也一样。”郑洪坦言，法院当时想尽一切办法跟吴苹做工作，最终，吴苹表示愿意调解，但必须由张立主持，因为觉得新来九龙坡区的他可能不会偏向开发商。 “我虽然感到有点突然，但觉得没什么。”张立说。“3月25日下午，她来到办公室，我和法院的另外两个同志跟她谈了3个小时，她又提出要撤掉我们的裁定书和房管局的裁决书，我说如果你认为国务院的拆迁条例有问题，只能把法律和法规改掉我们再裁定，后来她没有再坚持。”经过前一天的沟通，3月26日法院把开发商找来，双方开始新一轮的谈判。“26日、27日谈了两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但她坚决不见开发商，只好把开发商安排在另外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的谈，法院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同一天，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全国书市动员大会上表示，要依法、冷静、妥善处理“钉子户”事件，但绝不迁就漫天要价。但吴苹说，“他们只记住王市长说的‘绝不迁就漫天要价’，闭口不谈王市长‘依法、冷静、妥善’的指示。”作者: shishi 时间: 2007-4-13 20:11
毕业论文 4 g) T: Y& a. b, N+ d( H( N0 H' N8 C1 }1 s. K
郑洪开玩笑说，这事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如果论文写不好，他就要“下课”了。“当时我们担心中央哪个部门出来表个态，会造成我们被动的。”九龙坡区给重庆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及时汇报沟通，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这篇论文的节点到来了。张立透露，谈判过程中吴苹还是很合作的，要价逐渐降低。“她玩语言游戏，她没直接说要1000万、2000万，而坚持要房子，但房子有预期值的。要求一楼14万(一平米)，二楼5万(一平米)，那么加起来不是将近 2000万了？”除了房屋安置，还有其他补偿要求，比如从1993年到2004年的补偿400万，从2004年到现在则每个月赔4万元，经过做工作，到 27日晚上总补偿额降到了100多万。而此时现场情况更趋复杂，张立感觉到有越来越大的紧迫感，“那个地方成了一个舞台”。郑洪透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拆迁户赶到现场声援，其中有个珠海的“钉子户”还跑到杨武的楼内，要挂幅标语。有个人甚至喊出了极端的口号。“我们当天晚上就查清了他的身份，但只是对他帮助教育。”公安部门和街道都投入了力量。“说老实话，现场和周围都有24小时监控。”郑洪说。“坦率地说，27日晚谈出的价格，开发商都同意了，但市领导的态度变得明朗，决定了几个原则，第一不能说假话，第二不能解决这个事情而引发其它事情，这给我们谈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立说。对于每天损失6万元的开发商来说，即便满足吴苹的所有要求，也更符合其利益，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政府方面必须考虑其余280户已经搬走的拆迁户的利益，还要考虑今后重庆乃至全国的拆迁工作格局，“必须对历史负责”，当地官员称。张立透露说，27日那个方案，当时还房就是定的鹤兴路原地还，补偿则高达170多万，高出最终披露的协议数字60余万。“当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吴苹也不行了，当天晚上就去输液。”作者: shishi 时间: 2007-4-13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