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繁荣首都服务业 50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组图) 北京日报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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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pan    时间: 2008-1-13 14:22     标题: 繁荣首都服务业 50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组图) 北京日报

繁荣首都服务业 50年前上海名店大迁京(组图) 北京日报

尽管现在拍张照片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但仍然常有顾客穿过大半个京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中国照相馆拍照；“普兰德”的门店已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美味斋”虽经10年停业，但它的新店在白纸坊一开张，就有不少老顾客找上门来……

　　中国照相馆、“红都”、“四联”、“美味斋”、“浦五房”、“老正兴”、“普兰德”……几十年来，这些老字号已成为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已忽略或忘记，年轻些的甚至压根不知道，它们并非北京土生土长，而是半世纪前响应“繁荣首都服务业”的号召，从上海大举迁徙而来。

　　“小上海”变成“老北京”。50年前的上海名店迁京，作为全国人民支援首都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将永远铭刻在北京的记忆里。


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橱窗前一对母子流连忘返。



红都门店东交民巷28号旧址。 记者方非摄

　　当年北京竟做不好一套西服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小尼赫鲁表示了对北京制衣业的不满。原来，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而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

　　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改制西服。从清嘉庆年间起，上海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时，国人将外国人称为“红毛”，为“红毛”缝制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红帮裁缝”。

　　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后来，小尼赫鲁又给外交部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长久以来，这个故事一直在上海制衣业老师傅中流传，也成就了一个“红帮裁缝”的神话。

　　但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解放初期，当老辈儿北京人还沉浸在“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的过往繁华中时，现实的北京却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北京的服务业可以用“全无行业”来形容。全市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其中一半是饮食业，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以及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6岁的王铭珍刚刚从河北沧州老家来到北京。至今他还记得沿着老城墙根儿一字排开的小剃头摊子:“一个凳子，一块白布，铜盆里就一口水，头发沾湿了就得，一块破毛巾谁来都用它……”

　　那时的发型更少得可怜，妇女们不是齐耳短发，就是梳头。为了方便和省钱，小孩和男人们大多刮光头，只有那些公务员和教师才理分头。王铭珍笑着说:“当时不还有句俏皮话吗？‘镶金牙的自来笑，留分头的不戴帽。’”可见那时留个分头也是身份的象征。

　　而上海却早已是另一番天地。由于开埠早，且租界云集，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就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时装、发型和各种商品的潮流都与欧洲同步。上海南京路上先后成立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它们不但装潢考究、橱窗争奇斗艳，而且聚集了全世界几千种商品，号称没有顾客买不到的东西。除四大公司外，南京路上还经营着许多高品质的专营店。那时，上海的商业服务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的经营模式，逐渐发展为规范化、大规模的现代商业、服务业。

　　而在欧风美雨下浸润的上海，也比遗老遗少聚集的北京时尚得多。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上海妇女就开始烫头了，旗袍的款式也是一年一变，穿西装皮鞋的摩登人士更比比皆是。著名京剧武生李万春的夫人李砚秀，解放前常年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巡回演出。时隔六七十年，上海的精致和时髦仍使她难以忘怀，“那时候，在上海演出完，剧院派专人陪着，到最好的时装店和理发馆做衣服、做头，上海的样子就是洋气。北平的发型和服装总是追着上海跑，刚追上，人家又变了。”

　　当时，很多喜欢西洋范儿的北平人还特意到上海做衣服。李砚秀记得李万春有几百套西服，其中在上海做的样式最好。可在北平时，他多数还是穿长衫。偶尔想穿西服出去，还要躲着母亲，到门房去换衣服。“那时候，北平就是老派，老辈儿人都看不惯穿西服，街上穿西服的也少。”

　　直到解放初期，这种状况还没有发生变化。后来，随店迁到北京的张永福记得，有一年，一位北京口音的女士专程到上海万国时装店做了一套连衣裙，试样子的时候她非常满意，说:“得了。”当时张永福不知道“得了”是什么意思，后来到北京才知道，北京人说“得了”，就是满意了。

　　为了改变北京服务业落后的面貌，适应日益频繁的外交活动，更好地服务中央和北京市民，1956年周总理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遂有大批服装、照相、美发、洗染、餐饮业的上海名店陆续迁京之举。

　　把最好的店迁到北京

　　1956年3月的一天，坐落在上海南京路的蓝天时装店里来了两男一女三位顾客，女顾客拿来四块料子想做裤子。营业员一看其中两块浅蓝色的料子不宜做裤子，她向顾客解释后，女顾客却坚持要做，而且要求“吸腰”“落臀”。取衣的时候，她穿着新做的裤子蹲下、站起，照着镜子来回打量，非常满意。

　　后来，店方才知道，这三位顾客是北京服装公司经理连方、副经理兼上海迁京联络组组长方华和业务科长万家骥。他们远道而来当然不是为了做裤子，而是来考察上海服装业的。

　　接到总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马上责成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接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装店迁往北京事宜。经过考察，北京方面确定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支援北京。这些店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且无一例外开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

　　当时在张丰记服装店做店员的郑祖芳清楚地记得，3月14日晚上，他与众多上海同业被请到上海市新成区区工会开动员大会。大会上，区领导向他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领导说:“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务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繁荣北京服务业。”

　　而北京方面开出的条件，也相当优厚，从当时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可见一斑。协议书规定，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并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这些“红帮”师傅们当然愿意，纷纷踊跃报名。“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当年在万国服装店工作的张永福说，“不过，我们也听说北京风沙大，气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那时刚刚解放，大家心气高，被挑选上都感到很光荣的。”

　　会后，大家纷纷报名支援北京。很快，第一批上海店铺迁京工作开始了。令人惊讶的是，仅仅一周后的3月20日，区政府工作人员就帮各家店铺打点好了行装。第一批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坐着火车离开了上海。

　　4月13日，第二批上海服装业人员也来到北京。上海服装业一共迁来21家服装店，208人。当日，《北京日报》以“适应首都人民改进服装的需要上海二十家著名服装店迁到北京”为题写了一篇报道。文中写道:“上海的蓝天、造寸、万国、鸿霞、波纬等二十家著名的时装西服店，已经迁到北京，改为地方国营。为了适应首都人民改进服装花样的要求，他们将大量制作经济、适用、美丽、大方的新式服装。”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当时北京分管理发、照相、洗染等行业的是北京市社会福利局。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1956年5月，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专程赶赴上海，与上海有关方面商议名店迁京事宜。协商后决定照相业迁“中国”、“国泰”两家；洗染业迁“普兰德”、“中央”两家；理发业迁“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

　　据说，此前这份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馆。一天，王崇续在街上无意中发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最精美，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道，中国照相馆的技术力量也相当雄厚，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出头，很有发展潜力。于是，他把中国照相馆的名字也加了进去。对于中国照相馆，上海市还真有些舍不得。不过，为了支援北京服务业，把最好的店迁到京城，他们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了。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儿，坐着同一列火车开赴北京。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北京。

　　“阿拉上海银”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奋。趁着新店还没开张的空隙，他们游览了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闲适的老北京风情。

　　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半个世纪后，几乎所有老师傅都会说到吃不惯。张永福说:“我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馒头、面条，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讲究仪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永福出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没办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提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从云裳理发店迁来的康邦章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康师傅记忆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衣来的呀。”

　　另一方面，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关怀也使他们倍感鼓舞。刚到北京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了部分上海迁京人员。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理发师程寅良记得，会上邓小平把一本苏联友人送给他的发型书，赠给程师傅，并对他说:“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发型。”在此后的岁月里，小平同志的话一直激励着他。

　　面对领导的关心和群众的期望，生活上的些许不适很快就被师傅们淡忘了。新店的筹备工作很快开始了。从上海来的二十多家服装店被合并为七家开张。“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挨着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四个迁京的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义。康邦章记得直到“文革”前，“四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五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地点就选在金鱼胡同33号。原来开在这里的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去了。

　　上海师傅手艺就是好

　　上海迁京店铺开张以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服装、发型、照相手艺的精致与时髦，北京人早有耳闻。现在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些服务，大家能不乐吗？

　　当时，去“四联”理发可是件奢侈的事儿。“在‘四联’理个发要八毛钱，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剃头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已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铭珍受命承担一场国际会议的保卫工作，第一次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王铭珍决定到“四联”理个发，精神精神。那时候，他可真是乍着胆子去的，在他印象里，在“四联”理发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员。一进门，理发员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说话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宝林的相声似的，洗头都说，‘打一打好吧？’”王铭珍笑着回忆。“‘四联’从上海带来10把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服。还有每人八条毛巾……上海师傅活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也高兴。”

　　康邦章记得“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节他们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营业。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夜深了，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华池”忍一宿。可是，刚躺下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来，“四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东城区委一看这可不行，赶快开门吧！”于是，康师傅他们只得睡眼惺忪的，又干起来。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说:“那个月我挣了120多块钱，都超过处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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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卖火柴的老妖精    时间: 2008-1-13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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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pan    时间: 2008-1-13 16:21

半世纪前沪上名店徙京城
来源：法制晚报(2006/11/07 16:47)◇字号：［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中国照相馆的牌匾上已经不见“上海迁京”几个字，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祖籍”，只知道这里是王府井的一块金字招牌。尽管如今北京的发廊流行“韩流”，但不推崇外国风格的“四联”永远是门庭若市。美味斋新店开设在白广路35号出售浦五房熟食的柜台前都隆重地摆出“百年老店“的招牌发表评论短信发送邮给朋友打印文本关闭
  　　三寸起拍“中国照相”成时髦　四家联手发型师傅艺不凡

　　南味北走生煎包切面受追捧　政要外宾中装西装领时尚———

　　今年是一批上海老字号迁京50周年。1956年之前，北京的服务业还基本上停留在食品挑子、剃头担子的阶段，几乎没有品牌。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周总理提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一批上海老字号陆续迁京。从初来乍到，到融入北京。中国照相、红都时装、老正兴饭庄、普兰德洗染公司在京城落地生根。如今，这些外来商户，有些已成为北京响当当的老字号，有些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中国照相馆凌晨排队

　　只图照片印有“中国照相”1956年，中国照相馆公私合营。这家照相馆一直以做活儿讲究、影像美丽闻名于上海。为了响应周总理号召，中国照相馆全班人马带着所有设备和技术集体迁京。当时店里的近20个年轻人对迁京没有一句疑问和一丝犹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有一个理由就够了———“支援首都”。

　　为了选择合适的地址，领导们大费脑筋，是西单、大栅栏？还是崇文门？领导们做了详细考察。最终，周总理亲自选定地址：“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1956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在王府井大街南口4号（福利局保健科原址）正式营业，名为“上海迁京中国照相”。

　　当时的中国照相馆，一、二寸的活儿都不接，全是三寸以上起照。可是，每天早晨四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即使在下午三点就停止发号，生意仍然会持续到晚上十点。能为照片印上“中国照相”的字样，成为当时的时髦追求。

　　现在的中国照相馆，已经拥有多家分店。

　　■声音：一位75岁的老先生正伫立在中国照相馆门口端详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大幅照片，“照得多好啊！”他说，“1956年，我去部队报到路过北京，特意赶到这里照了平生第一张相片。为那张相片，我排了两个小时队，差点没赶上火车。”

　　四联美发厅四家联合

　　上海名店带着美国理发椅进京

　　王府井的四联美发厅虽然也是从上海迁来的，但上海原本没有“四联美发店”。1956年在周总理亲自安排下，从上海挑选了“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名店，一起迁京。当时四家店来京的师傅大约百人，大家带上家伙什儿，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浩浩荡荡进了北京。

　　开始打算在北京东西南北城各开一家，但苦于没有合适地点，最后决定合办成一家。美发厅的名字却成了问题，一开始四家都挂上各家招牌，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后来有领导说，四家美发厅要有统一的名字。大家想了想，就叫“四联”吧，寓意四家联合。

　　1956年7月27日，“四联”正式开张营业，地点就在王府井大街北端金鱼胡同33号，这里原来是东单第一理发馆。四家名店都出手不凡，合并为一家更是优上添优。再加上从上海带来的10把纯正美国理发椅，胖子坐上也不觉得紧巴，这让“四联”身价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四联”的师傅们把南方理发的细腻、时尚与北方理发的朴实、端庄相互融合，创造出的发型美而不艳，秀丽清新，一下子轰动京城。

　　“四联”可以吹风、可以卷发、可以烫发的手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在“四联”洗剪吹一次是50元，这价格虽然不便宜，可每天还是门庭若市。很多老北京人把去“四联”理发，当成了习惯。

　　■声音：康师傅是从上海来京的老师傅之一，“退休都十几年了，但对‘四联’还很有感情。前几天。回‘四联’染头发，是徒弟的徒弟给做的，那孩子的手艺还不错，对得起‘四联’的牌子。”

　　美味斋

　　南味北走包子切面引来百姓无数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经营南方风味菜点的餐馆少得可怜。有关部门决定，把上海的美味斋搬进北京。

　　美味斋迁京很顺利，当时的宣武区政府特地把美味斋选址在闹市———菜市口广内大街68号鹤年堂西侧。溥仪之弟著名书法家溥忻为美味斋题写了匾额，为美味斋增色不少。可惜的是溥忻的题匾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在的匾额出自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归质忱之手，其风韵不减当年。

　　美味斋的地道南方口味，吸引了众多在京的南方人争相品尝家乡菜。据说，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不少演员都是南方人，对美味斋的饭菜情有独钟，著名电影演员于洋、王晓棠、田华更是这里的常客。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味斋为满足大众生活需要，推出了很多大众美食和快餐，既经济又实惠，比如一碗米饭3分钱，肉末豆腐当时售价只有1毛1分钱，白斩鸡5毛钱一盘。当时的北京人最爱吃美味斋的生煎包子和切面，不少人宁可舍近求远排长队，也要买到这个口味。

　　直到1993年，由于扩展“两广路”，美味斋停业。北京翔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04年下半年，投资重建老字号，使北京美味斋得以在2005年4月26日重张开业。现在，复苏后的美味斋又找回了昔日的人气。50年店庆时，美味斋请回了当年的老师傅和老顾客，回忆当年的经典菜谱和经历。

　　■声音：60岁的老韩一直对美味斋的白斩鸡念念不忘：“那时候才5毛钱一盘，我们都吃上瘾了，几乎天天去买，排大队也要买到。”老韩是上海人，起初并不感觉美味斋的菜有多好吃，直到他们去了另一家上海菜馆吃饭，“我才知道，美味斋做菜真地道。”老韩说。

　　普兰德洗染公司

　　首推承诺　百姓认王府井门市为正宗

　　1927年普兰德洗染公司在上海诞生时，是国内第一家以机器干洗衣物的洗染店。“普兰德”以去除污渍、精工织补、手工熨烫闻名。自从有了“普兰德”，中国人才知道“衣服也可以拿出去洗”，并开始干洗贵重衣物。

　　1956年9月，普兰德与上海中央洗染店合并从沪迁京，由一家公私合营的洗染店发展成为国有洗染公司。迁京后更名为“中央普兰德洗染店”，在前门大栅栏开业，当时的业务重点是服务中央首长、外国驻华机构官员及各界人士。

　　“普兰德”字号取自英文“PRIDE”，意为“可靠、自豪、能力大、最优秀”。开业初期，普兰德就提出：衣服上的污渍，经普兰德洗涤后没有去掉，但被别家洗衣店洗掉了，普兰德将以双倍洗衣费返还顾客。这一点令不少同行敬佩。

　　现在，虽然各种洗衣店已经遍布京城，但北京市民一提起干洗衣服，还能想到“普兰德”。虽然普兰德的厂址设在北京市朝阳区，但许多顾客喜欢专门到普兰德王府井门市部洗衣服，认为那里才是正宗。

　　■声音：牛街普兰德洗染店门口，老李满意地看着洗好的西装。“前两天吃饭不小心弄脏了，还以为洗不好了，没想到这么干净。”如果他不说，谁也看不出，这套米黄色的西装曾经沾过菜汤。

　　红都服装

　　“皇家”品牌　专应代表、首长制装任务

　　最初，上海迁京的服装店一共21家，共来京207人。经过筹备、合并和重组，最后成立了6家上海迁京服装店，即“蓝天”、“波纬”、“金泰”、“造寸”、“鸿霞”、“雷蒙”，这些店先后于1956年6月至10月陆续开业。

　　这些服装店开业后，各国大使、访华外宾和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周总理也订做了一套中山装。1957年11月，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附属服装加工厂移交给雷蒙西服店，从此该店承担了为首长、外宾制装的任务。

　　到1958年，北京市服装公司决定由上海迁京服装店组建北京友联时装厂，这就是红都时装公司的前身。友联时装厂在1958年4月在王府井大街原80号楼上办公，下属6个门市部。到上世纪70年代初，公司正式更名为“红都”，这名字既表明了厂商的所在地，又暗示了一种质量上的保证。

　　一直以来，“红都”都为中央领导、国内外政经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制装，并独家承担为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制装的任务，享有很高的声誉，堪称是中国服装界的“皇家制衣”品牌。红都、蓝天、造寸，已经是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老牌子。

　　■声音：蔡先生是外资公司的中方负责人，他有两套红都西装，但只有在隆重场合才会穿出来。“确实不一般，穿红都能感觉精神不少。”他说，经常有人问衣服是哪里做的，他总是说，“红都———以前中央领导做衣服的地方。”

　　浦五房

　　野味成趣　“两要、两净、一透”秘制熟食

　　1956年，在副食品行业中，从上海迁京的仅有一家，即浦五房野味食品店。“浦五房”开业于清咸丰年间，原设在苏州，创始人姓浦，兄弟姐妹五人，故名“浦五房”。1861年，“浦五房”迁到上海山东路。

　　1956年，北京市委遵照周总理“恢复和增加特点和特味”的指示，把浦五房从上海迁到北京开业。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胡厥文还亲笔题写了浦五房匾额。

　　浦五房采用典型的前店后厂传统经营模式，自产自销传统南味和野味熟肉食品。虽然十七八个人挤在不大的门脸里，既制作又售卖，但生意兴隆。

　　老师傅们把浦五房的野味秘诀概括为五个字———“两要、两净、一透”。两要，就是原料要新鲜，辅料要齐全；两净，就是原料洗净，鬃毛刮净；一透，就是肉煮透，但烂而不碎。不仅如此，浦五房的肉制品都是当天生产当天出售，不卖隔夜肉或回锅肉，这也是它生意兴旺、顾客盈门的诀窍。

　　今天的浦五房，已经在北京不少市场内设有专柜，朝内菜市场、美廉美、顺天府等大型市场都能买到。

　　■声音：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匆匆跑到浦五房王府井门市，语速飞快地对店员说：“麻烦您给我拿两袋酱牛肉。”问她怎么会那么爱吃浦五房，她脸一红，“是给我奶奶买的，老人家今天过生日，就想吃浦五房的牛肉。”

　　记者手记

　　50年沉淀谦逊品质

　　作为北京人，以前虽然对这些老字号耳熟能详，但不太了解他们的历史。第一次以采访者身份走进这些老字号，竟然感到眼睛有些湿润，毕竟过了那么多年，他们还在，这本身就已经是奇迹。

　　本来以为，这种名声在外的大牌商家很难打交道，实际情况却出乎意料。中国照相馆的经理和工会主席亲自给我介绍情况，还送给我一张50年纪念光盘；四联的联系人特意帮我找了一位当年的老师傅接受采访；美味斋的经理，声音嘶哑着帮我核对资料细节，并告诉我“牌匾是溥仪题字”的说法不准确……

　　毕竟是老字号，50年沉淀下来的是难得的谦逊和不变的品质。倏然想到，但愿100周年庆时，他们还在，到时我们再去解读，这份更加弥久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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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Guo    时间: 2008-1-13 22:24

apan重现江湖！

ps，口味好像变了。。。:naug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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