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logo

标题: 南方朔演讲节录: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和反省 [打印本页]

作者: 五湖散人    时间: 2008-7-13 14:42     标题: 南方朔演讲节录: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和反省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已有190多个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面真正合格的民主国家,才四五十个左右,绝大多数在欧洲。然后,第三波民主,像台湾,像非洲有些国家,像东欧自由化所产生的一大堆所谓的自由国家;还包括脱离殖民地以后,像南非或者经过第二波失败,第三波又跑出来的拉丁美洲,所谓再再民主化的国家。今天,这些国家的民主都是一塌糊涂。

  “民主”是好东西,可是,要照民主教科书所讲的程度,恐怕要付出很大代价。民主化的过程很重要,然而在教科书上,读不到他们在民主化过程付出多少代价;教科书从来不提,只提民主化以后多好。当我们去看西方写得比较详细的教科书,才知道欧洲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惨重,美国人民主化的代价是多么慎重,这些是教科书没讲到的,所以今天不谈口号,就谈民主化的过程。

  假设要把民主落实,民主该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让人身安全、生活有保障,不会随便被抓去关,生活也有一定牢固的基础。民主之所以可贵,是民主有多大的管道;在管道里,大家可透过相互良好的行为,透过主动参与社会。在很多社会只让少数人参与,多数人不能参与,让这些人很不高兴。因为我很爱社会,你也很爱社会,为什么你要拒绝我的爱?所以民主必须让很多人都能参与,然后,到了民主的最后境界,就是你可以当皇帝,可是对不起我也想当皇帝,于是出现竞争性,对抗性的民族,这是民主的第三阶段。

  假设三个阶段都能圆满达成,这个民族大概是OK的民族,可是要完成这三个阶段,不是那么容易。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一讲民主化之后,都会相信民主就是每个人讲自己的话,讲自己的偏见都有自由。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存在种族矛盾。有一群人是多数,一群人是少数。假设一群人的宗教信仰跟别人不同,假设这群人是多数,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假设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下一些因为种族、肤色、宗教这些很本质的矛盾,那么,这个社会民主的第一步,绝对是搞得很复杂。

  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并不单纯,不是单一民族组成,他们之间多少带有矛盾。19世纪欧洲民主制度出现以后,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到德国,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全是煽动家。每一个国家的煽动家,把自己定位成国家里面的多数派,然后把少数特别是犹太人,当成假想敌。民主社会把一个很弱的,当成很强的假想敌,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廉价的敌人”是可爱的敌人,可以随便打他。所以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社会,第一波出现的政治人物和政党,绝对是煽动家式的政治;在19世纪的美国、欧洲毫无例外,只是这些东西教科书略过不提,所以说民主政治有很多陷阱。

“仇恨政治学”

  第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仇恨政治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痛恨的政治”。19世纪的美国跟欧洲,这种恨的政治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世界都没有例外。有些国家克服了这种“仇恨政治学”,像英国克服了,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完全没有克服,所以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这几个国家都是法西斯、纳粹当道。希特勒、墨索里尼绝不是忽然跑出来,他们都是继承了19世纪“仇恨政治学”,到了经济一不好,它就全面爆发,所以“恨的政治学”是民主化过程里最大陷阱。

  运气非常不好,我们台湾就有“仇恨政治学”的种子在那里。台湾经历了清朝、荷兰、郑成功、日本、国民党这些历史过程,在1949年过后,形成两大族群。一个族群就是所谓台湾人,另一个族群就是所谓的外省人。外省人又很讨厌,掌握了要津,他们的小孩子都很优秀,读了一大堆博士。而我们乡下人,土土的(笑声),本土派都把自己形容为善良,常给人欺负。以前给日本欺负,现在给国民党欺负(笑声),把自己说成是弱者,把一个占了台湾人口20% 到25%的所谓外省人,说成邪恶的外来者,有本领、厉害的坏蛋。多数的好人被少数的坏蛋欺负。

  在台湾过去20年里,这种政治论述是最大的主流,就因为这样一个政治主流,从好的一面来讲,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强的仇恨来作为动力的基础。20多年来一点没放松,成为推动台湾政治民主一个很大的力量。

  可是,当这种心理充满仇恨,而又不管仇恨有没有客观性,政治人物的心里面就被扭曲了。他扭曲历史、扭曲自己,然后,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最后是扭曲了他自己。这种人有一天成功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他是无法无天,邪恶的一群,所以他把自己的行为变得很有道理。我不是最坏的,我贪污才贪八年(笑声)。这种“仇恨政治学”最后会造成很大的苦果,政治、社会完全被扭曲以后所出现的民主,是把国家当成他私人化的产业方式来处理。

  陈水扁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坏的人,他从小苦读出身,三级贫民,很苦读,很用功。他当台北市市长时,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市长。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一当上总统,为什么就搞得乱七八糟?这就是自己被扭曲,扭曲到他成为最大权力者的时候,以前被扭曲的东西全部发酵。

  据我的了解,2000年他真的很想把台湾搞好。2001年还是不错的,到了2003年台湾整个政治乱七八糟,不少人认为这个捡来的天下快要没了,此时不“A钱”,更待何时(笑声)?台湾所有的大弊案,都是2003年以后发生的。

  民主政治第一步所造成的“仇恨政治”以及“仇恨政治”所扭曲的一切政治行为,对权力的放纵,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台湾经过八年,经过这样一个可怕的陷阱,那么往后会怎样?坦白说,我还不敢说。

  我们的“马政府”一当选以后,台湾媒体又拼命在歌功颂德,拼命拍马屁。掌权人被拍得很舒服那就很麻烦,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当权力滥用,那拍马屁的人会和他自圆其说,这种话听多了之后,自己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整个政治会恶质化,台湾有没有抛弃权力滥用的陷阱,我还不敢说。

  “仇恨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到“权力滥用”是最大的陷阱。我们可以说这一次台湾选举,经过了以仇恨作为基础,往后会否有以拍马屁作为基础的权力滥用?我们还在看,说权力滥用,无论基于任何理由,它所产生民主化的过程,造成的这个陷阱;台湾还在发展之中,我们要继续看。

  我们再讲一个概念化的民主化。我们说民主化仇恨会被解放,那仇恨会被解放成社会矛盾,种族、肤色、族群是最大矛盾。可是在任何领域里,都有很多小矛盾。在经济领域里面过去有一堆人是享有某些特权的,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一到民主化的时候,就批评享有特权的人垄断、勾结,意思就是你要分一点给我吃,我才不骂你,所以,经济如此,财政也如此。

  民主化过程里,整个社会任何领域,通通会产生一个所谓斗争的场域,从最高的宪法、司法、财政、经济和教育,最后到言论权也变成斗争场域。

噢!台湾媒体

  以前在台湾戒严的时候,台湾媒体是垄断的,根据传播力而开放。出版社是最没有影响力的,出版业可以有很多家。杂志社稍为有点影响力,所以可以开放。所以台湾早期社会的不满都集中在党外杂志上面。

  在1971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是台湾杂志泛滥的时候。今天办一期上午出刊,下午就被查封。查封没关系,明天再办一期,朝生暮死的杂志多得不得了。这种杂志,反正是反对派的杂志,谈任何事件都不必查证,反正是骂你就对了。所以台湾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言论,早在党外杂志时代就开始了。

  什么证据不证据,只要敢骂就对了,骂得越重,人们就会给你掌声。这种不负责任的党外杂志谈论政治的习惯,到了解严以后,没有因为政治民主化而自动消失,这种谈论政治的风格,还往上窜升,影响了报纸、电视。所以在全世界看不到一个社会的言论、政治、报纸、电视,不客观的报道,不客观的评论,会像台湾那样胡作非为。

  除此之外,台湾以前广播影响力很大,因此广播不开放。于是,台湾出现了好几百家所谓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完全继承过去党外杂志的风格,并不因为民主化以后,任务达成就被取消。

  政治人物发现地下电台对自己很有帮助,不但不取缔,反而加以鼓励,造成台湾社会看起来很热闹,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很有问题。表面上看来,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权,可是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是没有自由权的。我可以相信你从不同立场做研究,从右派或左派立场做研究,我都认可你有发言权,可是没有研究,就不能接受你有发言权。

  可台湾每个人有话就讲,反正讲得越激烈越有掌声。台湾社会在民主化过程中,从最高的宪法、财政、金融银行、教育到媒体,通通成了斗争领域。多元主义的结果,最后造成恃强凌弱的合理化。一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多元,到最后你的“多元”没有意义,因为,我的“多元”有实力就会落实。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在多元主义掩护下,恃强凌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M型化,对穷人的照顾越来越少。多元化、民主化让台湾付出代价,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过去那个政府让老百姓付出很大代价,大家对民主化这部分的“受伤”,已经受夠了。政府应该整顿民主化过程中乱七八糟的现象,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要丢掉。

  台湾是个麻烦的社会,当人民投票形成一个政党是60%左右,另一个政党是40%左右,大家都差不多,这个政治就搞不定。当一个政党选票超过55%,几乎可拿到国家政权,拿到立法院控制权,拿到绝大县、市的执政权。你的60%左右就把全部吃了。持有40%的人,他有强大的群众力量,可是政治实力上得不到一点好处。我很担心,目前选举制度之下有40%人口,政治理念跟其他60%的人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在立法院的代表不多,在县市也很少人,他们会不会因此变得更激烈化?这很值得注意。

  另外,民主化还有一个可怕的陷阱。民主化表面看来每个人都可以讲话,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也不知道谁对谁错。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要有很强的判断。当大家在吵闹,我就选最后的结果。这在理论上有个术语——过度多元主义(hyper-pluralism),意思说社会上杂音太多,会造成具有行政权力的人,在赌局还未开盘前就不选择,等你吵闹定案后,再选一个定案。

  这种现象在美国1960年代,民主制度的重量已经超过政治人物所能担负的重量,所以,会造成国家瘫痪,政府无所对策。

  过度多元主义的现象,台湾过去八年没发生,因为那个统治者非常强悍。我贪污就说成你们勾结中国人欺负台湾人。他很有自信,虽然是乱七八糟的自信,可至少他有种,“坏人有种”。

  而在新政府,我看到“好人无胆”。新政府上台后,只是讨好一切的人。今天台湾百废待举,很多政策必须做出方向式的决定。可是新政府、行政院一成立,第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发下1200亿新台币(约53亿6700万新元)给县市。1200亿新台币是笔巨款,把钱发下去,县市长兴致很高,但对台湾整体经济有多少好处?这就是讨好政治!就是无决断、无方向、好人无胆的政治。

  已形成的物价飚涨,会是一个很大考验政治人物统治的能力。因为民主多元,老百姓在没有找到定案以前做出选择,都会有损失,政治人物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最后政治人物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所谓当代政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政治人物搞什么东西,就搞电影明星嘛。在西方政治人物天天在做秀。政治人物长得漂亮就占便宜,如果你的内阁找来一堆美女,至少大家看了高兴。政治变成表演式舞台。

  近代政治决断要付出代价,政治领导要付出代价,老百姓的民意很难摆平,所以,政治人物什么事情都不做,看民意而办事。我最好天天做秀上电视划龙船(笑声)。

南方朔:政治只剩下表演

  政治在90年代以后,已经变成“表演政治学”。小时候谈到柏拉图的共和国,书里会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这话不是毛泽东说的,是柏拉图说的(笑声),所以当我读到柏拉图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老毛很有学问。从古典希腊时代到民主化初期,都很强调这个任务,可是到了近代以后,民主政治已出现一个奇怪说法:任何政治人物想要扮演领导的角色,就说他有专制特性、专制的人格。所以领导在当代政治里,已变成污名化的名词。然后,政治学已不再谈领袖的角色,不谈领导者应该对国家具有方向领导的作用。领导反而跑到企管学里去了!在西方政治来讲,领导不领导都是这样子;(有)领导不会变得更好,不领导也不会变得更糟糕,所以不必领导。

  政治平庸化,是成熟民主国家基本特色;没有领导,不用领导,不愿意领导。但公司不同;大公司的CEO假如做了一两个很坏的决定,公司就垮了。所以CEO必须对很大的跨国公司产生很强的领导作用。领导学已变到企管学里面,领导学在企管学只是一部分而已。  政治人物不领导只是作秀,这种反现代式政治,在2000年以后的台湾,越来越清楚。当年陈水扁是“超级作秀大师”,年轻人喜欢跳舞,他就把马路围起来,让你去飊舞。讨好式、作秀式的风格取代领导风格。这种风格在马英九身上看得更清楚。每天都是在表现他的人格特质。我是好人,我上台以后决定家人全部辞职,其实辞职不辞职,跟你干净不干净有什么关系?

  假设一个领袖,能够帮我们每一个人多赚100块钱,我让你贪污10块钱(笑声)当做奖励。当领袖,能力特别重要,人的特质很重要;所以你大车换成小车我好感动,小人物最恨大人物坐一辆黑头轿车张牙舞爪,侍从保镖一堆。你忽然大车换小车,心里感觉很好。可是大车放着,这不是亏很多钱吗?这只属于人格特质风格,而不是去构思国家纯粹的大政方针,这种领导风格只是作秀,将来会很有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蒋经国正在当行政院长,我专采访蒋经国新闻。台湾哪里有淹水,你县长还没到,蒋经国先到。台湾每年夏天一定旱灾,他老兄情报灵通,听到哪一个水库干了没水了,他老兄先到。每次淹水他去巡查,前面一堆水,所有跟班西装笔挺怎么办?他裤脚一卷,穿着皮鞋就走过去。下面那些人一看老板走了,也不得不跟(笑声)。以前的人政治不怎么开明,可是我们叫做中国儒家,视民如伤,关心老百姓的痛苦,这部分蒋经国还是有的。

  民主化以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马英九,都对老百姓没有反应,老百姓遭淹水没有人管。以前台风要来,蒋经国一定亲自到气象局等着听简报,了解台风严不严重,了解哪里会淹水,回去就拿起电话,叫县市长小心一点。这一点人家还做到。

  因为政权的合理性,所以在照顾老百姓生活方面,不敢马虎。台湾民主化以后,爱护人民的精神没有了;老百姓要死不活是你们家的事,生活不好,赚钱赚得少,你失业,为什么?你竞争力不足,活该嘛!(笑声)竞争力已取代一切的论述,随着民主化跟西方近代媒体发达以后,所连接起来的所谓“表演政治学”当道,搞政治的传统内涵、人民爱恶、对老百姓问题必须要有反应的能力,这种观念已在政治学里去掉了,政治只剩下表演,只剩下一堆废话。

  民主化过程中,像一个巨浪把过去传统威权社会卷走。巨浪卷来时,浪花看来很漂亮,可是浪花一卷以后,海底的沙石,沉淀好几千年的垃圾、人心的贪婪,所有的坏东西,都同时被卷起来。一个成熟民主化的过程里,好的东西要吸收,坏的东西就丢掉。

  整个东欧的民主化,没有一个好国家,勉强还算OK的只有捷克。捷克有个叫哈威尔的总统,他不是技术官僚,也不是博士,他是一个有良心、人文素养很高、很有道德感的一个人、一个作家。

  这个人当了总统以后,到处去发表演讲,通通在谈道德。所以捷克的政治,被老板的道德压住了,因此,贪污腐化的现象不严重,表现虽不特别好,但属于OK的。

  哈威尔曾说过,民主化就是一个浪潮,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把以前社会积累的坏东西,全部解放出来;假如社会没有很强的控制力量,把坏的东西控制住,民主化的结果会是负面的。民主化最坏的结果发生在南非,南非的族群斗争,流血冲突,然后,少数当权的黑人,忽然变得很富裕。这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40%,我认为南非是个完蛋的国家,可是他还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要把民主看成是万灵丹,要注意民主化的过程,这过程有好的,但坏的东西很多!

  除了这个以外,还必须谈到两岸关系,台湾十年锁国,因为锁国台湾对大陆充满幻想。大陆现在经济势头很好,又要办“奥运”,又要办“上博”,商机无限。

  台湾现在只重视商机。这种谈法谈久了,就产生不切实际的说词,意思就是说只要开放两岸,直航三通包机、大陆客来观光,就会产生很多商机。最好大陆客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股票就会破万点,房地产就会飙涨,台湾就OK了!

  我发现我们的江炳坤讲的话还不错,他说:“台湾人拜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篮子里好不好?这个篮子不怎么牢靠的啦。”大陆客来多少才有帮助?香港每年过境人口2500万,那么小的一个地方,2500万人在撑它;澳门到去年为止,差不多有1600万人。你台湾最先说1800人,现在变 3000人,算一下一年变成100万人,这对经济有多少帮助?台湾幻想把直航包机、大陆观光客,幻想成救命仙丹,这是台湾谈问题被扭曲后,产生不现实的幻想。

  台湾必须经济重建,必须大幅度调整所得。社会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来一个大调整。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只把台湾的生命线,寄托在直航包机、大陆客观光上面;一个社会被扭曲到失去方向感,社会的前途确是让人担忧。

  台湾解严以后,经过20多30年的民主化过程,付出很大代价,很多东西被扭曲,判断事物的标准错乱了,方向感自己不会定位,像大海一叶扁舟,随着时代浪潮漂来漂去,政治人物不敢有任何担当,所以无方向就是最好的方向。

  我曾经讲过“不统、不独、不武”就是无方向,但比陈水扁要搞台独,结果搞到乱七八糟,是错误的方向,所以无方向好过错的方向(笑声);可是,你无方向就会乱漂。

  过去八年里,陈水扁的政治、经济没那么差,台湾60%的人口过去都赚到钱,40%的人生活很惨,所得大幅度下滑。烧炭自杀、全家一起死掉的,跳楼、跳海的都是这40%的人。所以台湾的经济必须来一次完整的重整,让40%贫穷人口活得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至少别去自杀。

  未来台湾社会会怎样走下去?政治会不会变得更好,经济会不会变得更好,整个社会的错乱会不会变得更好?我不敢说。台湾已经乱了十年,我寄望新政府未来从价值判断上、从国家方向上,社会的大施方针、所得分配、经济的发展方向,财政、金融的纪律感,重新恢复。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黄亮录音整理)

问与答

如果国家民主化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民主化到底值不值得?今天,台湾人民的生活是否比蒋经国的时代更好?

目前,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普世有效的口号,大概是很难阻挡。如何定义执行民主化的路径图,每个国家有自主权。这个自主权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必须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很了解,对民主的假相、真相,有清楚的知道,然后才能形成自己国家的共识。

你所设计的民主可能不是那么美好,但是OK的;要如何形成一个国家民主路径图的共识?这需要新加坡的知识分子、媒体去判断(笑声)。下一波的民主化,哪些东西应该开放?绝对没有一个社会是靠单一的价值形成美好的社会。一个社会一定是要多重、有效的价值。单一价值形成的社会,那是会疯狂的。

我不会用二分法去说谁好、谁坏(笑声)。我年轻的时候是反对派一员,是党外有名杂志的写手,也搞过群众运动。我们那代人对民主充满憧憬,我们是在民主象征符号很伟大那个阶段的产物。

争取民主是年轻人,有读一点书、有良心的人都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搞政治,搞过一阵子运动之后,就要回到书房去静下来。罗素一辈子搞过两次群众运动,其他时间全躲进书房里,写《数学原理》、写《西方哲学史》,到现在大家还在读他的书。读书人在必要的时候跑到社会上去,出去后切记要回来,回到书房(笑声)。

知识是一切的基本。美国有那么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的学术力在全世界也是没法比的。美国人写的学术论文在任何领域被引用的最多。美国的大学各类著作,每年大约出版五六万种书,其中15%是大学出版社出的。

美国社会整个文化、学术,无论左派右派,永远跑在时代前端,这是学术力。华人要建立民族可长远的、可发展的民族机制,必须花很多精神去反省民族,让自己的学术力、思想力大大提升,到那时候才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民主机制出现。

台湾民主政治缺乏严肃性、责任感,新加坡较欠缺的是自由度不够。这两者之间有哪些地方可相互借鉴?台湾和新加坡的关系,曾有20年的冷淡期,现在马政府上台,下来双方能否有更多的交往和交流?

台湾一天到晚都喜欢谈打压,跟中共也谈打压,连贪污也不能骂,一骂就说你打压他。台湾有些明理的人都在谈,台湾民主如果不把悲情、扭曲的东西丢掉,那就永远打压。

台湾在谈两岸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因为你的要求不能完成,就说你打压我,不是这样简单的谈问题。所以,打压论的至高无上,一定要把它丢掉,把台湾的悲情丢掉。

未来,台新关系大有可为。台湾的经济要走向东南亚,通过东南亚走向南亚。新加坡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台湾在东南亚有很大发挥的空间;东南亚的南端、北端,台湾都可以发挥。往后,台新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应该大有可为。

另外一点就说新加坡有“Social Engineering”的民主模式,很独特,很值得研究。基本上统治阶级可以放心,放心是开放的基础。台湾很快乐,很乱七八糟,都已伤到根本。台湾要有纪律,政治人物要有责任,统治者要有魄力,要有想法,不能跟着“名嘴”胡说八道(笑声)。

台湾政治人物反省能力很差、体贴老百姓能力很差,心胸狭窄,关心的面也小了,纪律也低了,智慧更没有(笑声);这部分台湾真的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大概在十年前我去美国开会,四季饭店旁边有一家专卖专业性的社会科学的书店,我买了一箱好书大概3000美元,书店老板向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台湾来。他说前两天四季饭店住了四个新加坡年轻官员,(买书)一买就买了1万美元。哦,新加坡官员是会读书的(笑声)。新加坡人在专业知识上很用功,这一点台湾应该学。

台湾几乎每年都有选举,弄得好像举办嘉年华会。台湾的立法院常常打架,甚至男女对打、抢话筒,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有合理化部分,有放纵的部分。西班牙每年的“狂奔节”,一不小心会被牛戳死。我觉得这活动好,社会压抑的闷气会被解放;集体的狂欢,对社会的平衡有很大作用。人是奇怪的东西,很严格的理性可以过日子,但心里面却很压抑,没有狂欢的部分是不对的;我认为每个社会都要制度化一些狂欢的活动(笑声、掌声)。在台湾,老百姓生活在竞争很强的社会里,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有一个选举活动,老实讲,大家都很爽啦!

我不认为台湾选举太多,太“抓狂”是坏现象,反正台湾这么多年来已形成假戏真做、真戏假做,选举时你说我造谣、中伤、破坏、害我,到最后都没事。所以我容忍这乱七八糟、放纵的一面,这是台湾社会最不发疯的原因。(笑声)

至于立法院打架的问题,以前只是台湾,后来好些国家也跟随(笑声),日本人也打了(笑声),美国、加拿大也打了,台湾还能创造风潮。

民主政治一定有冲突,没有冲突不叫民主政治。解决冲突的过程,冲突规模很重要。小打小闹可让他打,只要让他知道这样打可以,可别闹大了;闹大会死人,不行的。所以,在容忍很多现象的同时,要有很强镇压性的批判力,只要在没有严重伤害之下,打打闹闹是民主常态。在民主过程里,必须习惯冲突。

(马亚西亚听众提问)你刚说的“仇恨政治学”在我们国家(马来西亚)非常盛行,不断上演。这种情形在印尼、菲律宾也发生。你认为,要如何解决?

新加坡是个天府之国(笑声),因为华人占大多数,所以不会面对“廉价敌人”的机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命中注定要很长一段时间当“廉价敌人”。马来西亚的华人还算好,占总人口约30%,而在菲律宾、印尼、越南,华人的处境基本上跟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少数,所以把这些人妖魔化太容易了。

在一个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因宗教、肤色、信仰而成为“少数”的人,就是“廉价的敌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之后还可以收到政治效益,当每个人从里面可以收到政治利益之后,打的手永远不会停下来。这个时候境外力量变得很重要,当国际社会对这类事发出了强大舆论,它就会被迫约束。

华人应该学习犹太人的经验。欧洲人到今天为止还在歧视犹太人,但都不太敢歧视了,因为全世界的舆论太强了。

全球华人对于在某些地区成为“少数”的华人,应该要有一个支援,主持正义的呼声。所以具有英文表达能力、有外国朋友的华人,应该要为全球华人,特别是成了“廉价的故人”的华人,建立另一个平台,帮他们主持正义,作为他们道德支援力量。

《联合早报》




欢迎光临 人在德国 社区 (http://rs238848.rs.hosteurope.de/bbs/) Powered by Discuz!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