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质疑美国式资本主义
何洪泽 詹德斌 姚蒙 纪双城 青木 陈一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全世界竟然会对美国这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当美国政府决心将相当于其GDP5%的7000亿美元投入到金融市场的“黑洞”中去时，警告“美国跨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红线”、讽刺其成了“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声音便席卷而来。 % v- [( b5 ~) q1 V; Y3 U7 q- {3 c g
几十年间，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几乎成了全球标准，也同时是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之根本”。而今，随着美国不得不开始与“政府干预”、“国有化”等一系列以往用于指责别国的词汇打交道时，对“自由资本主义”前途的担心就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美国意识形态的霸权也被认为处于“危机中”。
“自由资本主义”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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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次贷危机刚爆发时，美国总统布什和财政部长保尔森不断用这样的话为美国人打气：“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具有强大活力”；“相信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吧，它会对美国经济做出调整的”。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200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就会恢复增长。但最近的事实是，华尔街大投资银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就连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最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股市依旧下跌。
“自由资本主义”出问题了，但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似乎偏差更大。6日，美国《时代团结报》在题为“拯救计划使我们处于社会主义改革边缘吗”的文章中说，美国人一直依据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生活，但政府当前的干预行动已经使美国人很难再遵守这一理论了。看来，作者把政府为银行坏账埋单与社会主义画上了等号，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不过，类似的议论近来反复出现在多国媒体上。《新西兰先驱报》6日引述奥克兰大学经济系主任提姆•黑兹尔丁的话说，美国应因拯救银行业而将国名改写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上个月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之后，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也提过同样的说法。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毫不掩饰地批评说，美国再也没有资格树立起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旗号令世界市场了。3日的法国《费加罗报》称，金融危机深深触动了美国，打碎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意识形态：国家自由放任政策。英国广播公司（BBC）讽刺说，“向来夜郎自大的美国金融体系在国际上成为笑柄，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也可能因此遭到摧毁”。+ ^0 {4 A3 q) n: f: i/ c2 x; b7 k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周期中，主张政府在市场中退出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总是交替着循环往复。美国建国之初尤其是内战以后奉行相当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其迅速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宣告“自由市场终结”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巨头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又在高通货膨胀危机的背景下复兴。美国由此再度进入了一个“镀金年代”，美国模式则一步步在全世界推广。但现在，世界又开始冷静思考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了。
英国伦敦销量最大的晚报《标准晚报》3日评论说，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应当责怪的就是美国政府。文章说，欧美金融界对“信用”二字一向谨慎对待，绝不愿意过高夸大资产的价值，但美国从克林顿时代开始不断向世界输出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涨期，一切资产都将急速升值，由于有美国政府的担保，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不计后果的发展阶段，还引得英国、意大利等国跟风效仿。法国公营电视二台的评论节目也说，美国金融危机使与其同一体制的欧洲国家受害最深。“劫贫济富式的资本主义”5 u0 u U- h: z, O; S. E4 b8 \ M
如果说“自由市场”的神圣原则被打破让美国政治经济界人士难以接受的话，那么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CEO）们补亏空就是令美国普通百姓最愤怒的事。
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仅为一位数，可CEO的年薪却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尤以华尔街的CEO为甚。2003－2007年，美国五大商业银行的总管一共拿到了3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破产的雷曼兄弟总裁福尔德，在去年次贷危机风波中年收入仍高达2200万美元；被美国政府托管的房地美公司前总裁理查德•塞隆去年也收入了1800万美元，即使是在这些银行破产或被兼并后，CEO的遣散费通常也有几千万美元，而这些公司的很多普通员工年薪只有几万美元。正是这些华尔街巨头因为不满足于一两千万美元的年薪，大搞投机，导致了现在的金融危机，但这些人至今却仍无一人公开认错。韩国《朝鲜日报》1日的社论说，“美国人对富翁的愤怒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在美国众议院为救市计划投票前夕，议员办公室纷纷接到选民的抗议电话，“凭什么用我的税款救助华尔街的富翁？”而民调则显示，80%的美国人反对政府的金融救市计划。( ^/ b1 L4 i$ l5 R
德国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罗德曼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的失败，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劫贫济富的资本主义模式”。他认为，比起北欧各国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这种带有一点“劫富济贫”味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目前美国政府的经济干预措施，根本不是什么“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劫贫济富的资本主义”。德国《每日新闻报》6日说，如果不能束缚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那么同样的悲剧还将重演，因为作为非法银行和证券交易原动力的贪婪在此次危机中毫发未损。法国电视一台4日则“号召”美国向欧洲学习，因为欧洲大陆舆论早就把美英单纯依靠市场的体制说成是“野蛮资本主义”，认为是这种弱肉强食的体制导致了巨大的贫富差异。
美国媒体也有一些客观分析指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实体经济萎缩，过于依赖金融业。多年来，美国政府是如此依赖华尔街，二者因此成了利益共同体，政府对华尔街的CEO的监管就很难严厉。在金融产业一片繁荣时，政府根本不担心金融业会出现问题；但这些CEO贪婪自私的本性促使其甘冒更大的风险，追求更大的利润。到头来，他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却把风险转移到国外或一般的投资者。前银行家戈瑞德因此说，如果华尔街侥幸脱身，那将代表着对美国民众的历史诈骗——坏人得到了所有的好处，而受害人则得到持久的痛楚与伤害——尽管不公平且带有讽刺意味，但美国纳税人却不得不出于恐惧而痛苦地接受。( L6 I& h9 U) r1 q0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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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不再追捧美国模式$ t- V% S9 o5 M; e" U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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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年前遭受过金融危机的韩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看来，美国现在的救市举措与其当年对待危机中的亚洲国家的经济政策，简直是天壤之别。路透社发自马来西亚的一篇报道回顾了当年那段惨不忍睹的历史。美国财政部的备忘录中记载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其发给亚洲金融官员的多条建议：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和负债、让房地产价格下滑、不要去挽救那些做出错误决定的人、遵循并推动美国繁荣的自由市场政策。但这些天美国完全忽视了上述原则。该报道说，亚洲决策者们没有忘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颐指气使，他们提供资金，但以升息、关闭银行、开放市场等作为条件。马来西亚一位财政部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10年前，亚洲不得不卑躬屈膝，多数国家采用了美国和IMF开出的苦涩药方，而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的国家；美国政府最新推出的购买不良债务计划一项就需要7000亿美元，而当年印尼、韩国和泰国接受苛刻的条件一共才换来了IMF1100多亿美元的援救。
路透社说，10年前，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断言，亚洲将会意识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采取的市场资本主义是更为优越的模式”，但最近发生的事让亚洲失去了方向感，这个地区长期以来被灌输：美国鼓吹的自由市场理论是通向繁荣的门票。“现在，谁是亚洲的榜样？”这正是不少韩国媒体思考的问题。韩国《今日亚洲》网站1日说，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将IMF推向前台，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拒绝要求的马来西亚因维持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饱受批评，但如今对这些措施持肯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文章认为，美国金融危机逐渐让人们认识到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干预市场的重要性，而在各国资本市场日渐成熟的过程中，不再照搬美国模式，朝着修正自由主义方向走的可能性正在增大。《朝鲜日报》在题为“警惕华尔街模式的终结”的评论中认为，金融危机就像给了美国市场万能主义者当头一棒，一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要求把美国的体系当作全球标准的美国也随之威信扫地，“韩国现在应该考虑，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标准”。6 H7 n% O$ \9 ^4 R- q
“美国政府对主要金融巨头采取的确实是一种极度非美国式的治疗”，韩国大田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孝喆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一度是全世界追从的标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借助信息革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而亚洲多国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后，只能将美国视为模范。但现在，必须重新思考将美国式资本主义当作全球标准的这种判断。他说，所谓的全球标准，实际上是将自己主导的技术、规范和机制在全球推广，然后坐享利益的美国等霸权国家制造的制度竞争的产物，而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不适合自己的技术、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所谓全球标准，无论如何追捧，最终都很难为国民创造利益。
担心美国意识形态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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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政府此次出手救市，是亡羊补牢，不得不做的，也是明智之举。即使是对此持激烈反对的人心里也明白，如果不救市一直拖下去，金融危机会动摇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最终导致美国经济垮台并连累全世界，这个责任是谁都承担不起的。分析人士认为，那些批评救市计划违背了“自由市场”原则的人，实际上是担心，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严重损害了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这块“金字招牌”的名誉。“自由市场”在美国之所以有很多人深信不疑，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确比其他的资本主义更加自由一些，美国的主流舆论也都将其成为超级大国的功劳全部归功于“自由市场”，而忘记了美国客观经济条件本身就很好的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从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成了两种制度之争，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美国把“自由市场经济”吹得天花乱坠，把计划经济或政府干预说得一无是处。苏联的解体仿佛是印证了美国制度的正确，但这次的金融危机却证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两者对经济的稳定发展都是需要的，任何一种极端的做法都会出现问题。
为华尔街建立了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体系的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开篇就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画上了一种逻辑关系。可以说，自由资本主义不只是对美国经济政策的理论支持，也是美国政治政策的哲学基础。因此，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行动，使其在意识形态霸权的建设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正如美国《新闻周刊》4日在题为“美国公司的衰落”的文章中所说，随着华尔街一些最知名的公司的倒闭，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也倒塌了，美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就是“思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以两个最根本的思想主导了全球思维，一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认为低税收、少调控、小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二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倡导，使自由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走向更加繁荣和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最佳途径。文章称，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但依赖于坦克和美元，还依赖于其“软实力”，很难想象美国这些曾引以为豪的标志性特点现在是多么的“不光彩”。金融危机可能会对美国“意识形态霸权”造成的冲击，将是对美国的下一个严峻考验。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10月7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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