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
到场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司法系统高级研讨班的全体学员还有校外的同学，欢迎你们光临我们中华文明通论的第九场——毛泽东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的我们三位年轻教师他们综合性的学术研讨会。首先我代表我们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的全体老师和我们的几位教授，向今天光临我们本次讲座的三位年轻的博士表示欢迎和感谢。（掌声）我们的同学们和老师们都知道，我是受学校的委托来做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的课代表，（笑）做这个课代表很辛苦，我们的同学从各方面给予理解和吃吃，我对他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为什么举办这么一个谈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学术讲座，从我个人来看，我是基于三个方面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我们可能有很多关于大学的评述、关于大学的目标、关于大学的使命，在我看来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体面的走入社会，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还有能力，要养成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们培养成美国时代周刊中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是这样知识分子。如果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去努力，我们任重道远。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点理由基于大学生本身的使命，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高等教育尽管现在超过了21%以上的升学率，这远远不够，尤其是我们升学率在提高的同时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下降。我们的扩招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与教育部的那些官员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还在强调，扩招是必要的——没有一定的数量哪有什么一定的质量，有一次我差点把周济的话都打断——你别扯了，教学质量已经是这个样子，一届比一届滑坡了，文科的学生论文已经写的越长写越丑了，我们大学生本身有引领社会、开启民智的任务，那你在开启别人的智慧之前你自己要先开启一下，一定要养成在事实面前先把事实搞清楚，然后怎么去寻找事实，怎么进行价值评判，这个东西不解决的话，哪怕学术创新哪怕是什么时期的创新都无从谈起。第三个，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他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把他来作为一个系统的讨论的对象，可能会使我们同学达到一个基本上目的。因为长期的神话式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掌控包括现在我们好多的媒体也好我们的新闻机器也好还有我们的报刊杂志也好，从求真的层面上来把历史的真实向全国人民进行交代或者是诠释，这个任务还很艰巨还不太方便。那么我们借助于我们的大学学府的学术的论坛来跟我们的同学一起来进行讨论，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毛泽东他确实在多个层面上至今还影响者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前景包括我们的决策层面包括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理论方面。我今天还知道了我们胡尚元老师他主持的一门课叫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的……”很长，我背不下来（笑）。他简称为“毛特”，我想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话，你叫它“毛特”他要枪毙你（笑）。因为这个叫进步呢，把这样严肃的课叫它“毛特”，“特务”的“特”（笑）。下面请我们这三位英雄好汉来登台来给我们展示一下。给自己也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多种声音是大学必须维护和坚守的对话的最有效的平台，一个人的话、一种声音的话那是很片面的。第二，第二个理由，我们三位老师，刚才同学们很辛苦的简报已经介绍过了，他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学科，有党史专业、有近代史专业、有哲学史专业。他们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笑）他们也受到同学们不同程度的欢迎。那就第三个理由，我在史学界尽管他们叫我“年轻学者”，经常让我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去发言，但是在他们面前我可以摆姿态，包括邓文初老师他还跟我有复杂的关系（笑），这个请他们来谈，本身我还有一种我作为他们的老教师，我们还有扶植亲人、培养新教师或者锻炼他们和扩大他们知名度的一种义务，这是我非常的一个愿望。因为我们同学经常喜欢搞一些活动给我们的老师投票，我希望如果你们下一次评我为优秀教师或者最受欢迎老师的票先投给他们，他们也是很优秀的，我的话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按照年龄的顺序——中国传统文化，在……不一样 你们想调整那么你们再思量。第一位是66年出生的胡尚元老师。（掌声）
胡尚元老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笑、掌声）那么首先我要感谢郭老师举办了这次活动，刚才郭老师说和邓文初有复杂的关系，实际上not complicated，邓文初是咱们郭老师的研究生。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毛泽东的民主观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主要讲三个方面，为了慎重起见，我准备了讲稿。第一个问题跟大家聊一聊毛泽东对民主主体的认识。何谓民主的主体，简单的讲就是“民”是谁的问题，这是民主的核心也是我们谈论民主的逻辑起点。那么在毛泽东看来，谁是“民”呢？请大家看屏幕。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中共中央就开始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39年8月23号至24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提出，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外还特别提出民主化。他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张闻天肯定了，大家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史实，当时我们党内主要领导者还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张闻天在好几个会议上肯定了周恩来的这种提法，用“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在1939年12月13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张闻天、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提出新文化还是用“四大口号”为好，哪“四大口号”呢？“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但是让我们很惊异的是就在1940年1月他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他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只概括为三个方面，“民主的”这个字样不见了。为什么呢？毛泽东自己没有直接的去对这一问题做出说明，但是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做了解释。在建国初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对收录的文章进行修改，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他在原文“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后面加了“因而就是民主的”七个字。 这七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分析毛泽东对民主主体认识的一把钥匙，“由于是大众的，所以就是民主的”，那么民主的“民”是谁呢，很显然就是“大众”，因此有了“大众的”就没有必要再提“民主的”。那么谁是大众呢？毛泽东紧跟着就解释：就是全民族当中90%以上的劳苦大众。很清楚，所谓的“大众”并不是指全体民众，只是大部分民众。在建国前期他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当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从内涵和外延来看，“人民的”这个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大体上跟“大众”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一般合称为“人民大众”。就一般政治学的常识来讲，作为民主主体的公民，理所当然应当是一国之内的全体公民，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怎么样，不管他的民族归属也不管他的政治态度，都应该同样享有人权。所谓“天赋人权”是什么意思？他否定的就是一部分公民剥夺另一部分公民权利的天然的正当性，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就是不仅要尊重多数人的权利，还应当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很显然，毛泽东不认同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学，他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把全体民众分成两部分：一部份是人民，一部分是敌人。所谓民主呢，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具有剥夺敌人合法权益的天然合法性。我们今天我觉得没有必要讳言，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民只是全体民众当中的一部分，哪怕是绝大多数部分，那么谁是敌人呢？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由谁来划分呢？划分和判定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谁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谁的政治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其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当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阶级都被踢出了“人民”这个范畴。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阶级，接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然后是右派分子，搞到后面是“党内的走资派”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所谓“坏分子”。在此起彼伏发的政治运动当中，很多人今天还是人民在义愤填膺的批判、批斗“敌人”，第二天就自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敌人”，自己的政治权利就被剥夺了。当判断权最终落到毛泽东一个人手里的时候，就连刘少奇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敌人”的命运。（笑，掌声）年轻的朋友们，通过以上的分析，你们对这种历史现象还会惊叹吗？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对民主价值的认识。民主的价值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命题，在我党的话语体系当中——首先声明一下，我是具有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笑）。在我党的话语体系当中有一个更宽松的表达方式，“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请大家看屏幕。在建国之前，他曾经多次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目标，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政体；建国以后，他也也曾经提出过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从这些材料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来讲的。然而他还说过其他一些话，我给大家看一些材料。1951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他有个讲话，他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呢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56年他更明确地讲“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在1957年年初，就是2月27号，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当中，他讲的更明确“民主这个东西，有时候看来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那么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这些话都可以表明，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更多地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看成是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往往把民主看成是集中的手段。请大家看一个材料，在1962年初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的总结经验……”我不一句一句读了，大家看一下。很简单，在这个讲话里面，他是把民主看成是更好达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这种人是有问题吗？问题在哪呢？在我看来，很显然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呢？由于毛泽东对民主作为目的这一问题认识不足，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从而减弱了民主的目标意义，降低了民主的地位，因而也就难以认识到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道理很简单，既然民主只是一种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来就用想不起来就不用，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笑、掌声）所以从毛泽东的一生，他也始终没有想过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与他对民主价值的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三个问题，毛泽东对民主基本路径的认识。民主的路径问题其实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就基本问题来说，要首先做一个区分：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豫剧电影叫《七品芝麻官》，其中有一个县令讲了一句话大家都清楚可能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大家都听说过，是吧。我小时候对这句话很崇拜、很崇拜的，但是当我读了林肯在《》中所讲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之后，我就再也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了。道理很清楚，“为民做主论”实际上它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什么前提呢？即存在一个独立于公民以外主体，它能够完全理解和代表全体公民或者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够完全按照全体公民的意愿来行使公权力，也就是柏拉图所讲的“philosophy king”——哲学王。显然这个虚拟的前提在现实中是难以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人性、与权利的本性在根本上是冲突的。那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单从文献来看，两种观点他都讲过，请看屏幕。1939年5月4号，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中讲：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54年4月14号他又讲：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的整个宪法当中。那么这些话都可以看到“由民做主”的倾向是非常清晰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1944年12月15号，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叫做《》，批评了一些人官僚主义的作风，提出：自己应当对进行教育，在党内和党外应该大大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他们说话，讲错了也不要紧。1945年7月，他与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谈话，关于历史周期，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知道我就不多说了。翻阅毛泽东的文献不难发现，在建国以后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的说法讲的就更多了。这两段话很受学界的追捧，引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郭德鸿先生早就指出，说：这两句话中的真正含义大家都没有领会，其中体现的恰恰是毛泽东‘为民做主’的思想。一个‘让’字，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不是代表着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让”当然也可以随时“不让”喽，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那么既然这两种看法都有，在毛泽东那里哪一种看法是主流呢？其实很好判断。一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大家看的也比较多了。二是从他对法治大态度来看。为什么呢？因为由民做主的关键在于制度，特别是法治，它是实现民主不可或缺的保障，只有通过具体的制度、法律把民主固定下来人民民主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只是空谈而已。所以后来邓小平讲要使民主制度化、法治化，很显然毛泽东是不喜欢法治的，他是喜欢人治的，请大家看屏幕。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明确的讲“法律这个东西没必要立，我们有我们的那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马青天”是谁啊？马锡武啊，“马锡武审判法”大家都知道吧。他还说“不能靠法律解决问题，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能记得呀，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了。”（笑）他还讲“我们基本上不靠哪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研讨就得了，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这么一句：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啊，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会议之后，中央政法小组就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笑）所以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他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实际上却脱离了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了全局性错误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桩桩件件莫不如此。不仅如此，“为民做主”呢还必然导向个人专断甚至个人集权、个人独裁。毛泽东严防“右倾翻案风”越来越严重，与他把“为民做主”等同为“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我想以孟德斯鸠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孟德斯鸠说：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掌声）
谢谢！
没有超时吧？
郭世佑老师：不错不错，感谢你啊，先开了好头，没有让我们的……来K你，他们三位我刚才才发现他们的年龄是按照等差级数在排列，胡尚元老师是66年……
胡尚元老师；我是文革那一年。
郭世佑老师：文革那一年，你还记清澎湃谈毛泽东的民主观，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