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