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经济学家史晋川：浙江经济应该如何面对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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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einhardt
时间:
2004-2-6 18:25
标题:
经济学家史晋川：浙江经济应该如何面对新现实
王丰：经济学家用自己的或自己信奉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期往往出现冲突。为了便于理解，在我们对话之前，请您先把您的理论或
观察方法摆出来。
史晋川：我的研究方法是着重把握三个变量：制度，行为，经济现象。制度决定行为，而行为决定着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生。
但在观察经济世界的时候，就要反过来：看到经济现象，要考虑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然后研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王丰：也就是说，把制度作为一个变量考察，而不是像有些经济学理论那样，假设制度不变。
史晋川：对，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经济体，制度与经济主体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互动，因此，中国的现实是大规模制度变迁下的现实。
国家整体政策环境制约浙江经济升级
●由于市场准入问题没有解决，浙江大部分企业只能在允许进入的产业中做平面运动
●浙江经济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在同一个政策平台上运行，显然要产生冲突
王丰：好了，我们就按照您的逻辑，进入浙江的经济故事吧。浙江的故事是一系列令人振奋的中国经济故事之一，浙江较早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70%以上，这使得浙江经济充满活力，形成了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城市化发展相互推动的“三位一体”结构。
凡此种种，现在的浙江经济让很多人感到踏实，您的看法如何？
史晋川：从发展阶段，浙江经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而中国从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阶段，浙江的人均GDP目前已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
再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浙江已经成为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有机成分，而且，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也找得比较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想这是令大家感到踏实的原因之一。但现在有不踏实的因素出来了，比如资本大量外流、产业升级缓慢等。
王丰：我也注意到了一个信息：2003年1—9月，温州的服装、皮革、塑料制品、食品等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导致同期温州GDP的增长速度居于浙江省各市的末位。
史晋川：这说明温州区域内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势头已经开始明显放缓，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是其中之一。有很多领域国家管理严格，进不去，一旦进去了，投资需求和效益就会迸发出来。比如高等教育(大专)和职业教育，1998年之前政策不许民间资本进入，1998年政策放开，当年浙江就出现36家民营教育机构，几十个亿的资金一下子进去了。几年时间，宁波万里学院、上海剑桥学院等民资教育机构已经非常有号召力了。
所以，受制于国家的大的政策环境，大部分企业只能在允许进入的产业中做平面运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基地迁往成本更低的内地，但温州本地的生产却得不到迅速升级。
王丰：很显然，挑战来了，这个挑战的核心是政策的转变与区域经济现实情况的转变要相得益彰。否则，浙江经济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在同一个政策平台上运行，显然要产生冲突。
我注意到了两个有趣的例子：春节前夕，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召开了一次经济座谈会，他向智囊们抛出一个棘手的问题：浙江资本为什么大量外流？另一件事发生在此次座谈之后，浙江省长吕祖善在“香港·浙江周”上说：“香港是浙江企业最重要的融资地”———请注意，吕省长没有用“最重要的融资地之一”这个词。
我想说的是，对于浙江这样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已经对国家统一的金融政策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方面，民资富庶，东冲西撞，集群式地在地产市场、外汇市场甚至期货市场活动，另一方面，庞大的中小民企仍然在银行门前发呆。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浙江如何向前走，对当地政府提出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这个难度甚至不亚于东北振兴战略下的东三省各级政府。
史晋川：确实如此，解决好由此带来的冲突，关键而且困难。中国是一个改革式的经济，非均衡是其基本特征，区域经济体的制度变迁快，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相对慢，于是冲突出现了。这种情况下的冲突有三种体现：方向上的冲突，进程中的冲突，步骤上的冲突。
1992之前，发展方向不明，目标模式没有确定，冲突非常强，那是大冲突。1992年以后至十六大，主要冲突存在于改革推进的进程当中，也就是围绕“何时做”而产生的冲突。
十六大后，主要冲突则体现在步骤上。在步骤上产生的冲突，也就在“怎样做”方面的冲突，就要挑战政策层面存在的旧习惯。
王丰：据说您在这方面总结成了“三个优于”的说法。
史晋川：是的，具体而言：对外国资本的保护优于对国内资本的保护；对大资本的保护优于中小资本的保护；对资本所有者的保护优于对土地所有者、劳动所有者的保护。目前我国正执行两个区域战略：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我想提醒各地政府，一定要将“三个优于”的观念丢进垃圾箱。
温州模式的内在困顿
●热火朝天的“配套经济”前途究竟如何，1980年代日本电影《阿西们的街》或许是一个警示
●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成就了温州经济，但温州的未来取决于法治和规则的营造
王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放过一部日本电影《阿西们的街》，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阿西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他的企业为丰田、三菱、马自达等大汽车公司做配套，阿西的生意起步、兴盛于配套，又由于渐渐放弃了技术创新从而在不自觉中将自身导入了来样看图加工的经济当中，越来越受制于配套，受到大公司的价格剥削，最后破产。
这让我联想到近几年在中国长三角演绎得热火朝天的为外资作配套的“配套经济”，以及温州模式下集群式企业的配套模式，配套企业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阿西呢？
史晋川：这部电影当时我看了五遍，印象非常深，我要问，阿西是企业家吗？阿西开始是企业家，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已经有点像中国计划经济下的车间主任了。
阿西在创业时要面对市场，找客户，后来一旦傍上大公司，便过上接订单的日子了，阿西的企业慢慢变成了拿订单来做的车间，只与生产管理有关，不清楚市场了。对他们而言，虽然利润越做越少，但稳定，不知不觉间，作为企业家应具的发现机会、利用机会的特征没了。
王丰：看来你很怕《阿西们的故事》出现中国版本。的确，如何摆脱日本阿西的悲剧结局，对浙江的阿西们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几年前，人们发现温州模式并盛赞它的时候，将温州看成意大利的莫地那—爱米利亚地区，同时认为浙江将是又一个意大利经济。现在，在历史制度经济学领域，结合温州及浙江企业现实，又出现了马格里布商人与热那亚商人之说。
史晋川：10至14世纪，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仅从本族商人中选择或雇佣贸易代理人，维系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的机制是一种人格化交易机制，即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作出集体性的永久惩罚。
同一时期，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还有热那亚商人，热那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并不只在热那亚商人中选择贸易代理人，他们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并为此创立了类似于法庭组织的“社区法庭”，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执行。
后来的结果证明，基于法治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而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较前者也为长远。
王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您正在为博士生开时下仍然生僻的一门学科———法经济学，我的理解是您正在寻找一条引导温州经济走向热那亚模式的法治途径，这个时候，法治甚至是一种资源供给。
史晋川：温州人已经建立和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成就了有效的贸易活动，这种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当地政府官员默许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自觉成为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了一张区域性的不可触摸的网，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这不仅造成了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有诸多的不公平，事实上也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导致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长远来看，温州经济的方向不应是马格里布模式，政府应该配合温州模式的演变，为温州经济营造有效的法治、规则资源。
“无为政府”要变成服务型的“有为政府”
●转型经济中政府的力量不可或缺，但也最忌讳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形成“认人而不是认政策”的人格化交易倾向
●“没有优惠政策”恰恰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秘诀
王丰：浙江经济的崛起，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初期地方政府采取了无为的取向，不干预市场或少干预市场。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最近特别强调说，浙江经济不是“政府经济”或“官方经济”，而是“百姓经济”———浙江经济成就的基础在于城乡千万人的勤奋和创造力。
问题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随着经济的崛起，地方财政日渐丰裕，浙江各级政府要做事情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史晋川：一般来看，发展中地区的政府都会直接进入经济当中。幸运的是，浙江发展初期，由于国有投资在浙江非常少，从而催生出无为政府下的经济增长。
现在，对于浙江发达地区而言，政府的发展方向是要变成服务型政府。无为政府是不该管的不管，该管的也不管。服务型政府是划清界限，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转型经济中，政府的力量不可或缺，同时也最忌讳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人格化交易倾向，人格化交易倾向的体现是，政府的服务功能出现“认人而不是认政策”的情况。在这方面，吕省长也说过，“政府并非无所作为，重要的是做好应该由政府做的事，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因素，经过浙江省近年来两轮审批制度改革，原先的3200多个审批项目，经撤销、合并已减至850项左右。浙江省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明确为搞好产业带、城市发展、大交通网络、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王丰：近期一项研究发现，浙江一些经济搞得很好的市镇一直没有出台过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当地官员说：“现在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民营企业在做，有钱赚，大家就做；没有钱，说什么也没用，就是这样。”
如此看来，“没有优惠政策”恰恰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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