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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之谜※※

当考古学撞击传统的屈原身世定论的时候，关于屈原真实的死因，也在一系列的质疑中成为新的谜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屈原身上的巴人影子。

□死亡真相□  
国画大师傅抱石笔下的屈原




    每年端午节，我们都要重述那一段似是而非的传说——屈原“投汨罗江自沉”，家乡人为防止饥饿的鱼虾伤害三闾大夫的身体，用龙舟将裹着大米的粽子投入江中。据说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起源。但这个传说也遭到质疑。

    首先是死因。

    屈原真是死于投江自杀吗？新的立论层出不穷。一度有人说屈原死于政治谋杀，或者是中毒而死。而北京学者王红旗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更为理性。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屈原巴人巫师的身份看，他不会投江自杀。在古代，自杀属于大家非常忌讳的“凶死”，身为巫师的屈原不会明知故犯。他认为，屈原既非死于投江自杀，也不是死于政治谋杀，而是自然死亡，巴人的船棺是屈原最后的归宿。

    在王红旗看来，许多推测都来自屈原的作品中。虽然屈原在他的诗歌里多处提到“赴江湘之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要自溺。这些文字，更多的属于表示决心的文学修辞。比如形容一个人有登天之志，是比喻他有远大理想，并非就说明他有攀上青天的想法。

    而且，就算屈原曾经有过投江自杀的念头，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实施了。

    他说，许多人发现，屈原在《惜往日》中写有“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满篇的追死之词，赴死之意，感觉就是屈原写给自己最后的挽歌。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屈原最后的作品，创作时间离他自沉汨罗江不会太久。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王红旗提醒我们思考一下当时的地理状况：屈原此诗创作的地点在沅水、湘江之间某地的“玄渊”（黑水潭），位于今天湖南省的中西部；而传说中屈原投水自尽的地点是汨罗江，位于湖南省的东北，两地相距很远，屈原是无法写完《惜往日》之后立刻就自杀于汨罗江的。

    王红旗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屈原的情绪非常低落，的确萌生过投水自尽的念头，甚至准备“不毕辞而赴渊”。不过，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不仅创作完成并流传下了《惜往日》，而且写得很有条理，说明他的生活并没有混乱，也没有立即结束，一个要自杀的人，怎会在意文章条理是否清晰，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

    通常，人们都认为屈原是在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郢都（公元前278年）之后不久就自杀，死时大约62岁。王红旗按照这一说法分析，屈原记述郢都沦陷的作品《哀郢》中有“9年而不复”的句子，是说他亡国后9年都没有回到郢都。如果屈原在楚国亡国后很快自杀，怎么能有“9年而不复”的说法？。照此推算，屈原起码活到71岁高龄之后才去世，如此年纪死去，在那个时代算得上寿终正寝了。

    王红旗甚至分析了屈原的性格特征：屈原在《天问》里一口气提了174个问题，关注天下万物，自然演变，宇宙运行等问题，其胸襟何等宽广博大。一个有如此胸襟的人，就算有再深沉的痛苦，在9年之后还会自杀，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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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船棺□

      

人们不禁追问，屈原最终是如何离去的？屈原投江自尽的传说，很可能暗示着他离去时的一个真实场面。

    关于屈原《九歌》里《怀沙》一篇的标题，一度有一些学者认为“怀沙”是怀念长沙的意思，也有人说那是“怀抱沙石而自沉”的意思。但在王红旗看来，这种种说法，其实都忽略了两千多年前巴人地域内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俗，而一系列有关屈原死因的误解，也由此发生。

    他强调，当我们立足于屈原是巴人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就应当注意到当时巴人区域的典型葬俗——船棺葬。

    王红旗分析，屈原投江自尽的传说，其实正暗示了屈原选择的下葬方式。船棺水葬是巴人生活中一种主要的葬俗之一。而所谓船棺水葬，是为了防止尸体漂浮，用沙石将尸体固定在船棺内。船棺在水上漂流时，死者的亲人划着船，不停地向船棺里投放沙石（包括食物、生前用品和其它的随葬物），促使船棺沉没，以完成葬礼。汨罗江位于湖南省东部，靠近江西省的地方，当地百姓对巴人的船棺水葬原本毫无所知；因此，当地人见到屈原死后使用的船棺葬，在千百年的口口相传中，最终误传为屈原自沉汨罗江而死。

    事实上，端午节龙舟竞渡、向江河里投放粽子的习俗，乃是模拟再现屈原船棺水葬的场景。王红旗得出了这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使屈原与巴人的联系更加清晰可辨。

    这样，我们这次发现之旅又有了一个意外收获。结束之前，请容许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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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化的自觉□

     


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同于这个认识——屈原是巴人。但这个认识至今仍处于猜想之中，尽管随着三峡考古的推进，我们已能看到越来越多有关这个猜想的证据。

    不过，强烈的巴文化的元素，也的确如影随形，缠绕了屈原传奇的一生。

    屈原是否真是巴人巫师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一颗两千多年前由巴楚两种文化共同孕育的伟大灵魂，一个丰满、真实、完整的巨人。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管维良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从关于屈原身世的猜想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看似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对整个中华文明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缺少巴文化的中华文明是残缺的。巴人的身影并没有消失在远古的峡江，而是化为热血，浸染了整个巴渝大地，哺育了重庆人。远古巴文化转化为今天的巴渝文化，在文明的进程中，阵痛着，适应着，期待着，如凤凰浴火的重生。”

    从峡江边一个巴人聚居的地方走进荆楚平原的宏大政治舞台，屈原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的一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象征，影响着两千多年后的炎黄子孙。

    走过这一段发现之旅，我们隐约感到，灿烂一时的巴文化，也许最终是在大山的阻隔之下走上了与中原文明不同的道路。大山大江孕育了一个出色的文明，同时也为这个文明的持续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屏障。山地文化的厚重积淀，需要在更大的地域舞台上获得新生。开放与交流，对当代巴渝文化的复兴，是如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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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Judith at 2005-6-24 04:32 PM:
dozingoff.原来这样的啊

谢谢第一个回复者yes.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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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Judith at 2005-6-24 04:42 PM:
hoho不过兼论的是巴楚关系吧

前面有巴和蜀的,请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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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半半 at 2005-6-24 11:37 PM:
公元前11世纪，聚居在湖北武落钟离山的巴人西迁川东
巴人极有可能起源于三峡的鄂西地区，然后沿江西进至今天重庆的峡江流域。
这是不是有一点矛盾阿
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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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有什么矛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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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本期话题前：作为一份立足重庆的城市文化周报，都市热报理当为梳理重庆的过去做点事。

由地方传媒来做地方文化的“猜想”，很容易落入“贴金”的陷阱。一方面是自己落进去，另一方面是被人推进去。本报的“巴文化惊世大猜想”系列专题，正面临这样的两难。

诚如有的读者所言，今天的重庆人未必就是巴人。的确，在一个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移民的地方，今天的“重庆人”与过去的“巴人”已经不能等同，巴文化也从来不仅仅属于重庆。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古代巴人的文化总会给重庆这一方水土造成深远影响。如果一旦有人站出来梳理过去的巴文化，就是“贴金”，这算什么逻辑呢？

文化的载体是人，人是流动的，所以一个地方的文化总会向另一个地方流动。过去是怎么流动的，今天的人要追问。如果一追问，就意味着一个地方可以傲视另一个地方，这算什么思维呢？

到目前为止，这个猜想系列已推出了三期，网上的讨论很热烈，但也确有不少言论误解了我们的立场。既然是“猜想”，就不是铁板钉钉的结论，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证明它是谬论，更何况即使“定论”也有可能被推翻。针对屈原巴人身世的猜想，有人说“那孔子、孟子是不是巴人呢”。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如果将来考古发掘引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史书记载被发现有这样的疑问，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这样的猜想。

我们之所以猜想屈原的身世，是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屈原故里在当时是巴人聚居地，是因为司马迁的记载与屈原的自述明显矛盾，是因为《楚辞》里有浓厚的巴巫色彩，是因为屈原身上有种种与巴文化的密切联系。这个猜想，不可能为重庆“贴金”，因为屈原故乡乐平里并不在重庆，而在湖北。我们之所以猜想他，是因为鄂西地区在当时是巴人活动的地方，是因为学术界确实在热烈讨论这个猜想。探索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巴文化。仅此而已。

我们在开篇语里提到过“一个城市的文化自信”，绝对不是说让巴文化给重庆人以自信。梳理过去的文化，帮助了解今天的文化生态和处境，以便于我们作出判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才是自信。

本期我们猜想都江堰的巴人身影，依然坚持以学术成果为据。它不是定论，只是猜测古蜀文化与巴文化在平原上的对撞与融合。一个地方的人把有用的东西带到另一个地方并发挥作用，并不能证明这个地方“优于”另一个地方；相反，正说明后者的吸引力，正如中原文明吸引着周边文化的进入并加以融合。在巴文化的猜想发现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自古巴蜀一家”。而从文化学角度看，这个“巴蜀”，也并非仅指“成渝”两地而已。天下很大，夜郎早就醒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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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创建都江堰？大禹与涂山氏※※

都江堰






用今天的思维去考量昨天，从而把昨天当成了今天。这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忘记了昨天，因为我们远离了昨天的生活。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被我们写在书上的“历史”会充满谬误。比如，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计划前往休憩的避暑胜地——都江堰，很少有人知道，围绕它发生的一个巨大谬误，可能诱导我们两千年来一直错误地信奉了一个神话，崇拜了一个神。二王庙至今香火旺盛。

现在，让我们来推倒一座神坛吧。


※※被误读的昨天※※

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守李冰主持兴建了都江堰。这是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历史。但历史的真相远比历史的记载复杂。

这一期探索之旅，我们从几个异常简单却被忽略了两千年的“常识”开始，来问几个问题。


■□一问：都江堰是个什么工程？■□

今天，即使一个小学生也可以回答，都江堰是“全世界唯一至今仍在发挥防洪、灌溉作用的、最古老的宏大水利工程”。

不过，普通人很少知道这个被全世界看作奇迹的杰出工程，包含了怎样一个“宏大”的概念。

《史记·河渠书》是最早对都江堰工程加以完整记录的文献。我们将这段记录翻译成现在的白话——

“秦国灭蜀以后，蜀郡守李冰主持开凿离碓，以除沫水（岷江）之害；又在成都平原上开辟了两条江作为分流岷江的渠道，渠上可以行船。当水量有余的时候，用以灌溉田畴，百姓因此享受衣食之利。水渠所经之地，人们往往接引其水，灌溉田畴的大小水渠数以万亿计。究竟有多少水渠，没法计算。”

分解这段记录，可以看到都江堰工程包含的几个重要部分：1、开凿离碓；2、开凿两江；3、打造数以“万亿计”的纵横水渠。

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的建成，不仅直接把长期遭受岷江洪灾的成都平原打造成了“天府之国”，而且将这个美称一直保留到今天。现在，中国人感受到的“天府之国”，仅仅是成都市民悠闲舒适的生活，而要真正明白那种悠闲的来源，我们需要到川西平原去实地感受。在那里，即使在豪车飞驰的公路边，你也能看到纵横交错的水渠网络。这种在川东绝对看不到的景象，早在两千多年前李冰坐镇四川的时代，就已形成。


■□二问：“宏大”意味着什么？■□

正如对古埃及金字塔工程的追问一样，我们也应该追问，像都江堰这样宏伟的水利工程，究竟意味着一个怎样的工程量？

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去拜访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教授李可可，他对我们这个问题饶有兴味——

不妨把李冰和他的治水大军合称为“李家军”。“李家军”当年面对的是一项什么工程呢？

首先是要把阻挡岷江导致水患的玉垒山打开一道缺口，让岷江“顺势”奔腾。这只能在岷江的枯水季节施工。而开凿由坚硬砾石构成的玉垒山，整体采石量大约是2万立方米。科学地测算：当年一个壮年男劳力，一天大致能开凿0.1方山石。若按100人同时开凿计算，一天也只能凿10方，这2万方“硬骨头”起码得100人凿2000天。还不算扣除夏汛和严冬季节的休工期。

其二是开凿从都江堰引水入成都平原的“郫、湔（音坚）”两江，每条引水河长50多公里，深约4米，宽30余米。两江的土石方量高达1200万方。按每方重1.5—2吨计算，仅此两江就得搬走1800万吨—2400万吨的土石。若按用于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的超级大卡车计算，每辆载石30吨，投入100辆，拉完2400万吨土石，每辆大卡就得跑上8000趟；再按每辆大卡每天跑10趟计算，那每辆大卡得跑上800天。

按这个工程量，现代的机械化大军也得奋战2年多。如果“李家军”每天投入5000人，每人每天挑十担，每担按50公斤算，仅仅挖这两江就需要9600天，合计超过26年。

更何况2260年前，都江堰就能灌溉万顷良田，星罗棋布的河渠网道数不胜数，这些设施，更是绝非轻易而得。


■□三问：什么技术支撑这项工程？■□

战国是一个青铜与铁器并用的时代。那时候青铜还是主要用于帝王、贵族祭祀和生活的器具以及兵器的贵重金属，作为生产工具的青铜器是少见的。而铁器虽然已经使用，但在炼钢术普及以前，其坚韧度甚至不及青铜。2260年前的李冰，率领的应当是一批在成都平原上主要用木石工具和少量青铜、铁器辛勤劳作的“四川老乡”。

当然，急于积蓄力量统一六国的秦国，给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军事意义的“国家级工程”一些特殊政策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李家军”里特配有少量的“尖端”工具——铁制的錾、钎、锹等，但这些铁器的效率也是十分有限的。


■□四问：工程耗时多久？■□

一本成书于公元355年，以详细记载中国西南三省历史而闻名的书——《华阳国志》，是探索古代四川历史真相的重要典籍。据这部书记载：“周灭后（公元前256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而专家们又注意到，公元前246年，李冰又调任上郡守，距他初任蜀守的时候刚好十年。

如果我们把《史记·河渠书》的记载理解为李冰兴建了都江堰，那么都江堰从开工到完成的时间就在十年以内。

在一个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完全依靠肩挑背磨的时代，要完成一项土石方量上亿的工程，“十年以内”可以想象吗？

李可可强调，这还没有考虑勘察设计的问题。都江堰工程不光要解决岷江水患，同时还要将行舟、灌溉、漂运竹木等工程结合起来。这个防洪与灌溉、交通结合的综合性工程，其艰巨复杂的勘察设计程序，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和现代交通工具的战国时代，就算李冰一天不休息，也根本没法在十年内完成。“不要说十年，就是几个十年，甚至上百年恐怕也办不到，”李可可语气坚定。他认为，这样庞大的工程要在十年内完成，即使以今天的技术和人力、财力，都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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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千里之外？※※

推倒了这座神坛，我们必须对这一切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李冰因站在前人的肩上而成为巨人。

而这个“前人”，又是谁呢？


■□玉垒山启示■□

让我们紧跟学者的脚步走进这时空交错的谜团。

醉心于远古巴渝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认为，都江堰这样的“世界水利奇迹”，绝对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主持完成。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承认，都江堰的治水史比李冰要早几百年。许多学者、特别是一些四川学者表示，都江堰这样一个旷古浩大的工程，一定要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和积累，循序渐进地完成。

那么，都江堰的真正先驱会是谁呢？一个大胆的猜想是：答案很可能在千里之外的峡江！

随着当代考古的发现，在都江堰的灌口，一条比李冰时代更早的人工河——柏条河浮出了水面。虽然此河的入河口早被李冰废弃，但其河道的利用却一直绵延至今。这说明，李冰之前，都江堰早已有了治水的痕迹。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学者研究后证实，都江堰离堆以北灌口山顶的玉垒关，与柏条河分水口的标志“玉垒山”同为一地！这证明，被我们习惯上认识的“李冰的都江堰”，其实与这些更早的治水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条通往真相的暗道就这样打开。


■□一个怪异的名字■□

循着这条暗道，专家们发现，围绕玉垒关的各种古史记载和传说，甚至相关的考古发现，无不与一个怪异的名字紧密相联，这个名字叫“鳖灵”。

专家们目前可以大体确认，古蜀国从立国到灭于秦，一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五个王朝的统治。“鳖灵”就是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的开国之君。

西汉文豪杨雄的《蜀王本纪》记录了一段传奇般的故事：望帝（蜀王杜宇）百岁高龄时，荆有一人名鳖灵，死后尸体突然不见了，荆人寻找未果。鳖灵的尸体沿长江“浮棺而上”到了郫县，竟复活了。复活的鳖灵见到了望帝。望帝任鳖灵为宰相。当时正值玉垒山闹水灾，其严重如尧时天下的洪水。望帝不能治，便让鳖灵“决玉山”，百姓从此安居乐业。在鳖灵出去治水的时候，望帝与他的妻子私通，事后自觉惭愧，认为自己功德不如鳖灵，乃让位于鳖灵，悄悄出走。鳖灵即位，定国号为开明。

很久以来，历史学家固执地将鳖灵治水和大禹治水一样看作神话。但现在，这个神话有了真实的背景。

至少，它证明早在李冰之前，成都平原上已经有了治理水患的工程。而这项“决玉山”的大胆工程，被证明正是都江堰工程的前身。

已故川大教授、著名巴蜀史专家童恩正教授指出，“玉山”就是都江堰灌口的玉垒关，“决玉山”就是打开玉垒关分流岷江。他认为，鳖灵曾在古蜀国治水的事已毫无疑问，所以，至今仍有许多关于鳖灵的神话传说在当地民间流传。

很可能，鳖灵也不是都江堰治水的最早者，但这个传说却告诉我们，鳖灵主持的这项工程，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成都平原的岷江水患。

湮没在岷江水底的“鳖灵”浮出了水面，而更惊人的发现，则使都江堰的千古之谜与千里之外的巴人联系了起来！


■□鳖灵是巴人？■□

鳖灵，这位都江堰的神秘隐者又是谁呢？

他甚至没有留下一件与自己身世有关的遗物，便如春梦般消失，了无痕迹。他的身世成了人们永远猜测的谜。他真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奇迹吗？

东汉李膺的《蜀志》有一段与杨雄类似的记载：望帝（杜宇）称王于蜀的时候，在荆州有一人从井里化育而出，名叫鳖灵。他死在楚地，尸体却逆流而上，到达川西的汶山之南，忽然重生。重生的鳖灵见到了望帝。

这个“化育重生”的鳖灵太神秘了，以致于让人不敢相信。这确是个令人费解的名字。

1998年，随着都江堰芒城遗址的发现，专家们开始怀疑，战国中叶以前，古蜀都江堰的历史有一段大约2000多年的“突然中断期”。就像古代玛雅人的突然消失一样，鳖灵治水的事迹，也跟随芒城的突然湮没而消失。我们可以推测，在鳖灵这个名字上，还有一段真实的历史隐藏着。正是这个历史的断层，让民间对它采取了似是而非的神话态度。

而对这个名字的解码，很可能是复活这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专家们注意到，杨雄和李膺的记载里有几个确定鳖灵身世的地域概念——“荆人”、“荆州”、“楚”。

童恩正教授很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这几个概念的合理解读。他说：春秋战国之际，鄂西、川东一带，巴楚两国战事不断，今天鄂西地区的巴国属地渐被蚕食。再后来，楚国战败，先前夺取的巴国领地又烟消云散，变成了秦国领地。秦人统称之为楚地或荆地，把当地人统称为“楚人”或“荆人”。

童恩正的结论在史料中得到印证。《史记正义》在解释《史记》里提到的“荆蛮”时说：秦灭楚后，忌讳“楚”这个字，将其改称为“荆”。

这说明，秦汉时代称鄂西的巴人之地为“荆”，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杨雄在《蜀王本纪》中所指的“荆人”就很可能是指巴人。

鳖灵真的是巴人吗？

在上期屈原巴人身份的猜想中，我们已经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的巴、楚一带，“灵”这个字与“巫”字相互通用，屈原的巴名“灵均”可以视为“巫均”。那么，“鳖灵”是否就是“鳖巫”呢？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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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闹市区出土的大型王室船棺葬




■□闹市里发现了船棺■□

接下来的重大发现更让人吃惊。

2000年7月29日，在成都市商业街，四川省委办公厅机关食堂的工地，距地面4米深处，施工人员意外发现几段乌木。8月1日，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陈文书挤开围观的人群进入现场，令他惊讶的是，这些硕大的乌木似乎是“空肚子”，难道就是船棺？他马上电话通知了文管部门。

商业街的棺木呈船型，整木刳挖而成，一具棺木就是一艘巨大的独木舟。

船型棺正是巴人葬俗的典型特征。

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颜劲松回忆，经过50多天的发掘，在长30米，宽20米的竖坑中，共出土17具船棺，其中最大的一具船棺长18.75米，直径1.7米，重约1吨，堪称船棺之最。

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竹器、漆器等数以百计，铜器中有矛、戈、削刀、带钩、印章，部分青铜器甚至刻划着神秘复杂的象形符号。

专家们确认，这个墓应当是古蜀开明（鳖灵）王朝晚期（约战国早、中期）的王室合葬墓。从出土器物看，其中有巴人使用的典型器物尖底杯、圜底罐等陶器；从葬式看，商业街遗址以木制船棺为葬，这与鄂西、川东的巴人葬式完全一样。

这个发现为鳖灵的巴人身世提供了间接证据。

但商业街的巴人遗物并不是唯一证据。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范围的考古发掘中，更多的船棺葬在新津、彭县、新都等地相继被发现。到目前为止，成都平原发现的巴人船棺葬已有数十处。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暗示鳖灵的巴人身份。


※※寻找远逝的水利文明※※

专家认为，都江堰重在一个“疏”字，堪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典之作。正是这个“疏”，让我们发现了都江堰治水理念的巴人源脉。


■□涂山氏密码■□

我们从古史记载里看到，鳖灵治水采用的是一种非常见效的“疏导”之法。从望帝杜宇在见到鳖灵之前苦于水患的记载看，鳖灵开决玉垒山的“疏导”工程，第一次实质性地解决了成都平原的岷江水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显然，鳖灵的“疏导”在当时的成都平原是一种全新的治水理念。

这使人联想起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这个传说已成了我们孩童时代一个印象深刻的知识——

大禹因为采用“疏导”之法解决了帝尧时代的严重洪灾，从而赢得先民的拥戴，并为他的儿子启夺取政权建立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王朝——夏奠定了基础。

我们还知道，大禹之父鲧奉帝尧之命治水，采用的“湮障”之法惨遭失败，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湮障”之法就是“堵”，用筑堤拦水的办法应付洪灾。

教科书告诉我们，大禹是在吸取父亲失败的教训后总结出“疏导”之法的。这个说法太简单，并没有回答他是如何“总结”出来的。“疏”的理念不可能从他的脑壳里凭空产生。

按照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的研究，大禹出生在今四川省北川县石泉镇石纽山，是岷江上游。大禹生于石纽山已被许多学者认同。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证明远古时代的“疏导”治水理念，并不起源于这里，因为，禹的父亲鲧是以“堵”水而祸及自身的。

那么，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法究竟可能源于哪里呢？

在古史中，大禹斧劈三峡是个著名的传说，这个传说显然来源于远古先民对长江洪灾的治理。这让人联想到峡江地区一个古老的传说——涂山氏和大禹的婚姻。这段打着神话传奇烙印的婚姻，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解读思路。

重庆人家喻户晓的涂山氏，在古史记载中是大禹的一个妻子。对涂山氏传说有过深入研究的熊笃教授断定，涂山氏就是重庆南岸涂山人。许多学者甚至认为，涂山氏就是一支巴人部族的首领之女。传说大禹新婚三天就离家治水，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暗示了这桩婚姻带有很浓的功利色彩。换言之，这很可能是一桩纯粹为了寻求巴人治水帮助而实施的政治联姻，其中并没有真正的“夫妇之道”。

这样，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涂山名胜“望夫石”。

显然，大禹治三峡，就是巴人治三峡。那么，大禹有没有可能在与巴人的合作治水中学会“疏导”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