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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精灵■□

从7000年前开始，巴人就生活在峡江岸边，到大禹治水的4200年前，巴人创造的巫山大溪文化已发展到中期。考古出土的彩陶显示，其文化发达程度已不亚于同期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透露，从峡江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时期的巴人遗址大多濒江，位于沿江一二级台地上。在特大洪水期间，这些台地必然要面对汹涌的长江急流。这个时期充斥在巴人器物上的水波纹和漩涡纹，以及出土的陶制农田、堰塘模型，都显示了巴人必须面对长江水灾的生活实际。一些农田模型上出现的人工缺口和堰塘模型，甚至再现了远古巴人的水利行为。而今天仍在峡江流域流传的“鳖灵凿乌江”的传说，也或多或少暗示了巴人治水的悠久历史。

2002年，中国文物专家团论证，三峡库区留存的17处古代水文题刻，表明三峡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文题刻长廊。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王红星说：古代人们在江边石床上铭刻石鱼水标记录江水的涨跌，几乎可以窥见巴人与水的成长历史。

世代栖息在大江畔的巴人，对水的认识应当远远超出身居平原广川的人们。他们饮滔滔江水，煮长江之鱼，临水而居，驾舟拍浪而行。巴人的历史，就是与水共处，与水抗争的历史。他们顺水而生，择水而死，甚至把棺木造成船形，祈求死者如同活着时候一样作息于船上。学会如何与水相处，是远古巴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

有学者指出，巴人首领廪君“浮土舟”的传说，已充分证明了远古巴人驾御水的高超能力。这样一个几千年生活在急流险滩上的民族，的确很可能在大禹治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大禹之师■□

那么，巴人在大禹治水中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呢？

西南师大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自然地理博士谢世友为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从大禹“斧劈三峡”的传说着眼分析，认为这个夸张的传说其实正暗示了巴人治理三峡之水的一个主要方法。

谢世友认为，长江水随青藏高原的隆起，自西向东流淌。40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估计三峡的险滩与“瓶颈”地段更多，每每洪水来临，位于沿江台地上的巴人起居地带必受水灾。巴人治理三峡，主要是打通峡江的“咽喉”要道，以消长江梗塞，使江水畅流。

这就意味着需要开凿大量坚硬的岩石。在三峡一期蓄水前夕，文物工作者采用现代先进的切割机搬移夔门石刻，据说也颇费周折。而在没有钢铁工具的大禹时代，巴人能采用什么开凿技术来对付这些坚硬的岩石呢？

水利史专家李可可认为，当时巴人在梳理三峡一些梗阻节点时，运用了“火攻”法——火烧岩石后用水浇浸，使岩石爆裂，再将木契打入裂石缝隙。李可可指出，这是青铜时代最有效的劈石技术。

一些科技史专家证实，“火攻水浇”裂石法，正是世代栖息于大江大河边的民族总结生活经验的成果。

上古史书《淮南子》说，大禹治水是“以水为师”，而我们看到，在远古巴人的亲水生活中，处处可以窥见“以水为师”的信息。


■□一脉相承■□

“鳖灵”的身上打着深深的巴人烙印，他带给都江堰早期工程的“疏导”理念，与大禹治水的方法出如一辙。而通过涂山氏和大禹治水的传说，我们又发现大禹治水与巴人治水经验的密切关系。那么，都江堰工程是否展现了巴人的某些治水经验？

水利史专家的回答十分肯定。

李可可强调，都江堰的奇迹重在一个“疏”字，堪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典之作。

西汉杨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都记载了蜀相鳖灵（开明氏）“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所谓“决玉垒山”，就是打开玉垒山并开凿人工引水河道，分引岷江的水流进入沱江。岷江水要流入沱江，全靠人工开凿疏浚，《禹贡》的记载证明沱江在古代是经过疏导的。《水经注·江水》说：“（岷）江水又往东别为沱，开明（鳖灵）之所凿也。”

童恩正教授认为，正是开明氏领导的古蜀民众进行了这项疏导工作。李可可坚信，没有鳖灵凿玉垒山并疏导沱江，肯定不会有今天的都江堰。

大禹、开明氏，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其治水理念却完全一致，这不得不惹人注意。

李可可进一步介绍，古代水利史中，关于“火攻水浇”的最早记录就在都江堰。而这个技术，应当是来源于远古巴人的，它很可能由溯江西进的巴人带到了成都平原。专家认为，开明氏作为一支入蜀的巴人，肯定掌握了“火攻水浇”开凿岩石的治水经验。而民间关于鳖灵曾疏导乌江的传说，也似乎表明了这一点。

李可可的结论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由古蜀开明王朝历经350多年开创，李冰是站在前人治水成就的基础上，对都江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与完善，并进而对这些治水经验作了理论总结。后人基于司马迁并不完整的“完整记载”，发生了误解。


※※西进，东方的荷马史诗※※

天下事竟如此地相似。大禹因治水而得江山，鳖灵因疏导岷江而掌古蜀。对后者，古代史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国的图景——禅让。

但我们知道，大禹的儿子启早就终结了禅让的时代，1500多年后的古蜀国，还存在这样理想的帝王更迭方式吗？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这个时代的三峡岸边，去复原一段雄阔、悲壮、也许还有些野心勃勃的真实历史。


■□凶悍的图腾■□

距今3000多年前，古代峡江岸边的巴人部族中崛起了一个部落，他们对一种凶猛、顽强并富有旺盛生命力的动物无比崇敬，这种动物叫“鳖”。它水陆两栖，尖利强健的牙齿使它成为水中无敌杀手；善于钻洞隐藏的习性使它成为狡黠与智慧的象征；漫长的寿命使它具有了某种不可理喻的神性。

这支滨水而居、渔猎而食的巴人，有足够的理由将这种动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并企求它赐予神奇的力量。

这是一支以鳖为图腾的巴人部落。

古史中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这支崇拜鳖的部落很可能也参加了周武王讨伐殷商的联军。他们在战场上跳的，也许是模仿鳖的舞蹈。

历史走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巴楚两国联手扫灭了周边的很多小国，最终又反目成仇。巴国虽然几度攻入楚国的郢都，总是功亏一篑。

在与中原发达文化的密切接触中，楚国很快成长为战国时南方的一个巨人。其凌厉的攻势，迫使巴人放弃了汉水中游的领土，偏安于鄂西、川东一带的峡江谷地。大山是他们最好的屏障。

山路崎岖和大江急流的自然环境、残酷的政治生态养成了巴人顽强凶悍的性格。在峡谷里，内忧与外患并不曾有过一天停息。峡江的三山五洞里，部落间开始了血腥的纷争。狭窄的空间，改变了巴人的生存法则。而迅速富强的楚人，也乘乱进入了峡江。曾经的乐土风雨飘摇。

而那支敬奉着鳖的部落，现在将沉重的担子放到了一个年轻巫师的肩上，他的名字叫“鳖灵”！

“鳖灵”就是“鳖巫”——鳖部落的巫师兼首领。

“鳖灵”具备了鳖的一切可怕特质，受命于危难，他注定要改变一些事，但没人料到他能改变这么多，这么深远，直至创造奇迹，影响历史。

他勇猛剽悍，在刀光剑影的峡谷里身先士卒，手持青铜短剑拼打着部落的立足之地。他终于倒在了战场上。他的“尸体”被运回部落，有人宣布了他的“死讯”，消息传得很快。

其实他只是受了重伤。他躺在部落中心的那个桃源洞里，忍着痛向他的长老们陈述了一个明智的判断——在这个大山阻隔的峡谷里，永远不会有平静的一天。痛定思痛，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这个拥挤的是非之地，向西，去开辟新的乐土。





鳖部落迁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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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悲歌■□

鳖灵的“尸体”被放进了一艘船，这艘船看起来与船棺没有区别，长老们继续隐瞒他活着的真相，以防敌人的追击。

在一场煞有介事的水上“葬礼”后，全体部落人员启程溯江而上，走进了风雨征程。

西进的路上时闻悲歌，但他们也会唱起欢快的《下里》和《巴人》以鼓舞士气，峡江两岸回荡着青铜錞于悠长的节奏，不时惊起悬崖上休憩的猿猴。

哪里是鳖部落的家呢？路途是那么遥远。渐渐康复的鳖灵执意要为他的父老兄弟找到一片真正的乐土，他厌倦了充满血腥记忆的峡谷。大江的源头，应该有一片丰饶的土地。

几年后，他们来到了现在的乐山。一路风尘，一路逆水涉滩，一路川江号子，现在他们终于吃到了几年来第一餐饱饭。这就是传说中的乐土，一片不需要为果腹而撕杀的乐土，地广人稀，鱼虾肥美。

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故事。《水经注》记下了一星半点：“南安县（今乐山），衿带二水，是过去蜀王开明的政治中心。”

也许还有更离奇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当他们靠岸时，当地人分明看见一个清瘦的男子从一具“棺材”里站了起来。很早以前就有巴人来到这里，当地人早就知道他们用一种“船形的棺材”来安葬死者，但这回，他们第一次看见死人在这样的“棺材”里“复活”。

这件古怪的事迅速传开，并留在了一些僧侣的记述里。这些记述，我们可以认定就是西汉杨雄《蜀王本纪》的依据。


■□最后的风云■□

怪事很快传到了今天的郫县，这里是古蜀国第四王朝杜宇（望帝）的都城。杜宇决定要会会这位奇异的复活者！

这次见面竟改变了平原的历史。

正是夏汛时节，岷江之水已连续多年狂怒地冲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也冲击着杜宇统治的根基。他急需一位精通治水的专家来替他收拾残局，安抚百姓。而眼前这位年轻的巴人首领，两眼正散射出渴望奋斗的光，脚上厚厚的老茧仿佛峡江之水千百次淬炼过的岩石，他裸露的臂膀透露着平原人少见的坚忍不拔。杜宇早就听他的史官说过，峡江巴人曾经在很久以前帮助大禹成功驯服了长江。这真是上天给古蜀的恩赐！

鳖灵奉杜宇之命治水去了，他从千里之外带来的“疏导”之法，成功锁住了岷江这暴跳不安的龙。人们传说他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甚至治服了一个人面鱼身的怪兽，当上了蜀国宰相。接着，他又一鼓作气治服了堵塞天彭门的孽龙，这是他大功告成的时刻。

当他完成这一切的时候，他和他的鳖部落已在成都平原生活了三十年，也许是四十年。现在，他是这里的主人了，他的治水之功，使他和他的部族融入了这个平原，并赢得了平原人的拥戴。他的野心也在这四十年里成长起来，他要兑现他当年离开峡江时许下的诺言——重建一个强大的部族。

他想尽办法博取国王杜宇的信任，为此不惜献上美貌的妻子，自己却长年坚守在都江堰旁边的一个集市上，那里因工程的旷日持久而渐渐形成了一座城，现在我们把这座神秘消失的城称为“芒城”。

后来，应该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他赶走了老迈不堪的杜宇，夺取了权杖，建立了古蜀的最后一个政权，他给它定下一个年号——开明，以彰显他的治水之功。

他也宣布了这场政变的正义理由，给杜宇定下“十大罪状”，其中第一条是“生活糜烂，荒淫无度，甚至奸淫宰相之妻”。

一切如过眼云烟，他最终又回到了他的船棺里……再后来，一个叫赢政的人统一了中国，将一种统一的文化强行覆盖了这片古老的大地。

鳖灵是谁？杜宇是谁？蚕丛、鱼凫又是谁？没有人知道，只留下几个古怪的名字。

又是两千多年过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在峡江出现，三星堆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难以解读的谜团。那是关于“巴蜀一家”传说的最后悬念吗？

让我们重温印度远古史诗《摩珂婆罗多》里那一句话：时间，是万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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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商业街出土的古蜀王开明王朝中晚期的大型王室船棺葬。

出土时间：200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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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船棺，震惊考古学界。

最大船棺重约一顿，堪称全国船棺之最！

成都闹市区下，有大量的巴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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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鳖灵民间传说

蜀王杜宇（望帝）四十多岁得一子，生前请巫师占卜，占卜中显出不吉利的长蛇。儿子出世，杜宇将其扔进湔江（都江堰工程的一部分），不料被一鳖驮走，继而被打鱼人救起，取名“鳖灵”。

鳖灵成年后，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后又治服了蜀国的人面鱼身怪兽，继而当上蜀国宰相。接着，一鼓作气治服了堵塞天彭门的孽龙，后受蜀王指派，治理了郫邑水患。杜宇老年，欲传位于鳖灵。大臣丹和不服，趁鳖灵祭祖时烧庙，鳖灵骑着开明兽冲出火海，丢下一块丝绢给丹和。丹和看见这是国王杜宇25年前放在弃婴身上的遗物。于是，丹和再奉杜宇之命请鳖灵继承王位。鳖灵为报开明兽救命之恩，定国号为“开明”，登上末代蜀王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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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a三 at 2005-6-27 02:42 PM:
最喜欢八人了，来一起八

楼上的，严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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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楚问题：郑、庸被巴楚联手灭掉，巴楚分占其地，由于巴先发夺人，引得楚国不满，遂交战多年

巴在战国时期和楚的关系是哥萨克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方或战获和，甚至有姻亲关系。
到了蜀完全被秦灭以后，巴就成了楚阻挡秦人东进的雇佣军。
以巴人为主的楚军在重庆到茯苓一带与秦人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
最后一战是在酆都一带，酆都也是巴族人为主的楚军在四川盆地的最后一个据点。而秦人攻破酆都以后发现空无一人，十多万守城军民全部蒸发。
而实际上估计，酆都城蒸发掉的那十多万人也就是今天土家人的祖先。
他们放弃了酆都钻进长江南岸石柱，酉阳，秀山，黔江的卡斯特地形的山区里躲避秦人的攻击。

下期预告:谁留下了三星堆?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6-27 at 1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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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留下了三星堆？




当三星堆文化被纳入人类文明起源的视野加以关注后，这个集合了一切神秘元素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好奇本能的激发，早已超出了始皇陵的魅力。
三星堆，你从哪里来？有很多人为三星堆魂牵梦绕，而我们在本期走进这世界级的发现之旅，是因为她那神秘的面纱下，遮盖着太多太浓的巴人气息。

一切都还是猜想，但那些蛊惑人心的种种暗示，让人无法不去猜想。


※※宇宙洪荒 谁闯进了蜀道※※


两个土坑，具备了激发了无穷想象的所有元素。这是一个七十多年来追问不断，却一直没有答案的巨大谜团。

谁知道呢，如果答案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天外来客”那么遥远，又会是谁，在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闯进了这片大山紧锁的肥沃平原，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呢？


■□57年的惊世发现■□

1929年春的一天，四川广汉城西太平场，一户姓燕的人家在住宅的一侧偶然挖出了一堆玉器。他们不知道，一个注定要惊动全世界的发现之门就在距他家的不远处。

从燕家秘密挖宝，到英国人开始的正式发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三星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考古队，而那两个神秘的“祭祀坑”，却一直沉睡着。最后一次发掘宣告中止的时候，停下的铁镐距它只有10米。

尽管如此，这半个世纪的发掘依然是颠覆性的。随着成都平原上一系列“三星堆文化遗存”的面世，学术界开始质疑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黄河文明中心论”，不断提出战国以前“巴蜀文化独立发展”、“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主张，直到它被广泛地承认。

但三星堆要激起更大的波澜。

1986年夏，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祭祀坑”终于被四川省考古队发现了。坑里的数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均属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稀世之物。

这两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器物坑，由于种种难解之谜，被考古专家们暂名为“祭祀坑”。面对那些大耳、突目、高鼻的巨大青铜和黄金人像，一系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谁创造了这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它是传说中失落的文明吗？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7-11 at 1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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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莽撞的潮流■□

2004年，一部名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网络作品在中国文化领域引发一轮热潮。这个以“中华文明西来说”为核心的猜想，从三星堆文物“明显的西方特点”入手，将青铜面具的硕大眼睛和高挺鼻子，以及一根“西方王室常有”的金质“王杖”，统统视为“来自中东”的证据，进而大胆推论中华民族起源于犹太人。

在网络文化模糊商业与文化界限的当代，畅销书的思维尽管有益于文化学术的普及，但这个看似新奇的“面相溯源”，显然有悖于远古人类崇拜超自然能力的民俗学常识。

类似的莽撞还有医学专家的“跨学科”结论，他们将三星堆青铜人面的巨大突目看作碘缺乏病症的表征，其低估远古人类区别病态与强健的能力的立场，同样令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即将要走入的，是一程立足于实证而又不失趣味的发现之旅。


※※秦岭的拷问※※


让我们从盆地北部那道屏障开始吧，它让我们想起盛唐诗人李白那首千古名篇《蜀道难》——“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由古地质运动造就的秦岭，对于远古的四川盆地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们此次发现之旅的首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谁可以翻越秦岭■□


据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介绍，现有的研究初步认定，三星堆遗址大约是距今5000—3000年的古蜀国遗址。“其中距今4000—30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期，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

而对这个繁荣期的创造者，有很多推测。有人说它是来自岷江上游山区的氐羌族所创；不少专家推测它是夏商时代由黄河流域迁入成都平原的一个族群，将中原先进的青铜技术带到了古蜀地。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古蜀国鱼凫王朝（距今4200—3400年）鼎盛时期的杰作。

事实上，将三星堆文明视为黄河文明传播成果的观点，一直拥有相当一批支持者。这种观点确信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必定有一个成熟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在当时只能由黄河文明来承担。

但它忽略了一个特定的地理条件。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管维良教授认为，四五千年以前，秦岭对四川盆地交通的阻隔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三星堆文化南北交流的可能性，显然不会超过沿长江的东西向交流。就算有个别先民能穿越秦岭进入川西，也不足以形成一种在当地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力量。因此，探索三星堆文明的来源，首先应该考虑东西方向的文化传播。而三星堆绝大多数青铜器造型明显独立于秦岭以北黄河流域。南北向传播的思路，不能解释三星堆文明的来源。

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勋燎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川西平原以西，现有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比三星堆更早的青铜文化遗存。即使在川西平原上，唯一时间比三星堆遗址更早的新津宝墩遗址，也仅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出土，不见青铜器的踪影。因此，他否定三星堆文化来自岷江上游的观点。

那么，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东部的峡江流域。从三峡逆江而上直达川西平原的人类迁徙，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十分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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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绕不开的一环■□


2003年，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参加三星堆文化研讨会时说：“长江在南方一直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其上游有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有荆楚文化，下游有越文化。在三星堆器物坑里，已经发现特点与湖南、湖北荆楚地区相似的青铜尊。巫山大宁河李家滩发现的大尊，是其间的中介……这一类现象表明，远古以来的巴蜀地区，除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而且后者也许关系更为密切。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间接传入上游巴蜀地区的。”

李学勤的论述说明了什么呢？即使中原文化影响三星堆的推论可以成立，它也绕不开峡江巴文化圈这条必经之路！

关注的目光转到了三峡——一条发现了200万年前古人类，世界上唯一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超级大峡谷。


※※鱼凫，解读三星堆的密码※※


如果三星堆是鱼凫王朝的杰作，那鱼凫又是谁？一些学者说：鱼凫是峡江地区远古巴人的一支！


■□被忽略的鱼纹■□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熊笃提醒我们，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里有关于古蜀史的重要一节：“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杜宇）、开明。”此外，再也找不到有关鱼凫（音复）的资料。

关于鱼凫，更多的线索在三峡考古中。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新近揭幕的三峡博物馆，这是个启发思维的地方。

二楼西侧的《远古巴渝》展厅，有一块“巴人图腾展示”，展板的右下方，贴着一张略微模糊的青铜器局部照片，那是两个类似鱼样的纹饰刻画。

“一般人只留意到虎纹，最多再看看蛇纹，绝少有人留意到鱼纹，”重庆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方刚对我们说。“其实，在三峡考古发掘中出土有不少鱼纹器，它们没有虎纹出名，所以很少引人注意。它其实也是巴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巴人图语中，虎、蛇、鱼都是常见的图语。这些神秘的鱼纹，出土在巴人聚集的峡江，意味着什么？

“鱼纹图语的大量出现，说明巴人在峡江流域曾有这样一支部落，他们以渔猎为生，同时把鱼当作部族的图腾加以崇拜。”这是巴蜀史专家管维良的结论。

这个结论有足够的考古学支撑吗？


■□大溪文化的发现■□


1925年，美国自然博物馆主任纳尔逊率领一支探险队来到瞿塘峡东口（巫山县大溪）。他在这里一无所获，感到心灰意冷。一天，他让队员在江边一片台地上休息。突然，不远处传来女队员的尖叫，他赶过去，发现是一只捣乱的蜘蛛。就在他踩死蜘蛛准备转身离去的一瞬，他看见了脚边一块与众不同的长方形“石头”，一头厚，另一头略薄，边缘带有人工砍砸的痕迹！他意识到，机会来了。

果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石器。纳尔逊宣布安营扎寨。

但他没有料到，半夜过后，大部分队员开始腹泻、呕吐，身上出现不明红斑。有人怀疑是蜘蛛作祟，纳尔逊决定暂时撤离三峡。

这次发掘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陶器，他将这些器物与中原同期文化遗存对比，提出了“大溪文化”的概念。但纳尔逊不久就回国了，大溪再也无人问津，直到1959，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工作者。

1959年到1975年的两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207座有着奇特屈肢葬俗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大溪文化”由此名扬世界。正是这个“大溪文化”，让我们窥视了“鱼凫”的秘密。


■□鱼人的秘密■□


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受重庆市文物局委托，抢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到来前全面揭露巫山大溪遗址，惊人的发现浮出水面。

现任副队长的白九江曾参与这次发掘，他向我们讲述了更多细节。

大溪遗址所在的五千多平方米台地，东、北、南三面被长江和大溪河包围，西面屹立着海拔一千多米的乌云顶，位置异常偏僻。考古队员吃住在农家，时间一长，有的队员身上长出了红斑。后来将驻地搬到大溪河对面的乡场上，每天往返要步行山道两个多小时，吃尽了苦头。但辛苦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他们不仅发现了重庆辖区最早，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而且还发现了罕见的、数量惊人的“鱼骨葬”。

“刚挖到鱼骨葬坑，大家并不太激动。但当那个深达一米多的葬坑暴露出来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坑里的鱼鳃骨成堆放置，有鲟鱼、草鱼、鲤鱼、青鱼、鲢鱼、鲫鱼、团头鲂、铜鱼、鲍鱼、白暨豚、鳙鱼等，几乎涵盖了长江所有主要鱼种。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大溪文化鲜为人知的一面。”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次发掘中，有17座墓是用鱼随葬的，其中一座墓葬的随葬整鱼多达4条。有些死者口咬两条大鱼尾，鱼身分两边放在身上。与这种奇特葬俗相应，还伴随有大量长锥形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砾石网坠等渔猎工具出土。“这证明三峡先民在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食物就是鱼。与先前的摘野生果实为生比，峡江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得到拓展”，白九江说。

种种迹象表明，在远古峡江的大溪文化圈里，活跃着一支崇拜鱼的族群。但后来，这个族群竟神秘地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峡江传说中的“鱼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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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密码的神秘转换■□


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注意到，上古典籍《逸周书》里曾谈到，周王朝“西边的鱼复献鼓钟、钟牛”，鼓钟应当是巴人的乐器錞于；唐代杜佑的《通典》也记载，春秋时的夔州（今奉节县）为鱼复国，后来被楚国吞并。这些都是峡江曾出现过一个名叫“鱼复”的国家或族群的线索。

据张的研究，距今6000~5000年之间，鱼人兴起于湖北随县，后来融入巴人，统称为鱼复人，巫山大溪人正是鱼复巴人。证据是，远古巴人源于壮侗语系的民族，如今壮侗语族中，鱼读音为ｂａ，远古巴人也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发音。说鱼复是鱼、巴两族结合的标志，理由有几点：一、“复”字在先秦时代读ｂａ，与巴人之“巴”是同一读音；二、在巴人的语言系统中，“鱼”也读ｂａ；三、复（ｂａ）在巴人语言中有图腾物、族称的意思。说鱼纹是巴人和鱼人的图腾都不矛盾。而古蜀国第三朝的凫”王朝，正是鱼复巴人牵入川西平原的一支。

而“鱼复”变为“鱼凫”，除了“复”与“凫”同音外，还有可能与峡江流域渔人钟爱的水鸟——“鱼老鸹”（鸬鹚，又称鱼鹰）有关。张认为，鱼复人崇拜鱼，连带崇拜捕鱼助手鸬鹚也是可能的。而鸬鹚与凫都是水鸟，在上古语言中区分并不严格。

很多线索也许被我们无意间忽略了。

已故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川大教授任乃强也曾就读音考证过“鱼复”与“鱼凫”的嬗变关系。他说：“凫的先秦读音，无轻唇音，读ｂａ。而且蜀人的早期并未使用中原汉字，也许是后人规范汉字，把鱼复改作了鱼凫。”因此，“鱼凫”很可能就是“鱼巴”。

这就是鱼巴、鱼复、鱼凫三个文化密码转换的秘密。

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在峡江地区，如白庙文化遗址出土有鸟首形的陶器，大昌坝出土有商代晚期的鸟首形青铜尊，鸟首形状酷似鱼鹰，也说明峡江流域很早就驯养鸬鹚。

杜甫赴川途经夔州（今奉节）时，曾写下两首解闷的诗，诗中说：“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就是鱼鹰。即使到了唐代，三峡一带仍保持着养鱼鹰捕鱼的习俗。

我们的发现之旅在这里进入了一个充满悬念的路段。


■□鱼复巴人西迁猜想■□

成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把成都十二桥、三星堆出土的鸟首形器物，与宜昌白庙出土的鸟首器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宜昌白庙鸟首形器比成都十二桥晚。三星堆出土较为原始的是鸟头柄勺，但从鸟首与勺结合，偏向实用看，可能仍晚于白庙。结论是，三星堆文化晚于鱼复文化，但是同出一脉。”

张勋燎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峡江的鱼复巴人，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乘着独木舟，带着深入骨髓的鱼崇拜，一路高歌着逆江而上，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途中，不断有人下船上岸，建立了一个个小小的居民点，直到最后到达了成都平原。在肥沃的平原上，他们不需再为无法采摘足够的野果而发愁，不必在风浪里为生计而拼尽最后的力气，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定居。沿江的定居点，也成为鱼复巴人在成都平原和峡江老家之间的补给站，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峡江，但两地文明确实就此展开交融。鱼复巴人逐渐融入了川西平原的生活之中。”

然而，究竟是什么“不可知的原因”，导致了鱼复巴人的西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