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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慕名来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门限为穿。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也不计较报酬，一生作画无数，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数目了。他甚至会把作品送给街边素不相识的卖牛杂小贩。他作画不仅技法不袭窠臼，内容、构图也往往出人意表，有一幅国画山水，竟然出现一架翱翔的飞机，恐怕连后来的所谓先锋艺术，也要自叹弗如了。


　　高奇峰是高剑父的五弟，后来和高剑父在上海出版《真相画报》和创办审美画馆，在广州又出版《时事画报》，鼓吹革命。他多年潜心研究传统四格六法，力倡新国画运动，其绘画艺术，自成一家。孙中山曾几次称赞他的《海鹰》大轴、《秋江白马》和《雄狮》等杰作，足以代表革命的精神。

　　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7岁就拜在居巢、居廉门下习画，后来更做了居巢的东床快婿。和“二高”一样，陈树人也是一位在民国年间很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晚清国家内忧外患，天下沧海横流。他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随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陈树人从日本返国，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

　　陈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贡献甚大，他力主推陈出新，不规范于古人，但其作品却保有一种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卷气息。陈树人的生活相当严谨，不二色，不吸烟，不赌博，他提倡艺术家要“德成为上”，“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在他看来，诗文书画皆足以表现作者人格，可贵的艺术莫如高尚人格的表现，至于技巧熟练其次焉者耳。陈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岭南三杰”，开一代宗派，影响所及，蔚然成风。

　　高剑父的一脉传人，以关山月、方人定、黎雄才、李抚虹等人为代表；而高奇峰的一脉传人，则以赵少昂、周一峰、何漆园、叶少秉、张坤仪、黄幻吾等人为代表。他们始终秉承当年三杰的创新精神，入法脱法，推陈出新，使岭南画派发展成为国画中一个深具影响力的画派。

　　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在1959年创作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长期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我第一次记住了关山月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幅气势宏大的画作开始的。关山月笔下的山水和梅花，在海内外尤享有盛名，被誉为“当今画梅第一人”。

　　赵少昂擅画花鸟、走兽，以艺术负当代众望，群伦所宗。徐悲鸿盛赞他“天才豪迈，有出蓝之誉……其画可爱，尤其品可慕也。”

　　岭南画派以“折衷中外，融会古今”为宗旨，以广东人的人文精神为依归，其艺术成就，有如大星巨耀，光照画坛。

　　我不知道这一番滔滔讲述，能否打消这位北方朋友的偏见。其实，不说别的，光是这个西关古玩城，号称全国“四大古玩市场”之一，如果没有一定的份量，敢在艺术品市场中呼风唤雨吗？大量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还是通过西关古玩城这类民间力量，用重金从海外抢救回来的呢。

　　广东的艺术品市场一向十分活跃，与北京、上海可以比肩。1994年，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后，在第一场拍卖会上，就有数十件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徐悲鸿的作品是来自海外的，这是首次实现了中国艺术品从海外回流。拍卖会还创造了中国书画单场成交1500万元的国内纪录，当年轰动了整个艺术界和收藏界。有人也许会说，买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又不全是你们广东人。说得没错。但广东能把卖方和买方都吸引来，并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拍卖，本身就反映了广东艺术品市场的成熟。

　　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收藏·拍卖》杂志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些资料：

　　1994年，广州嘉德赞助《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举办的小说新人奖评选活动。

　　1995年，广东举办希望工程筹款艺术品拍卖会，为希望工程筹得236万元。同年，广州嘉德在华南地区首创以普罗大众为主要对象的艺术品“周日拍卖会”，使寻常百姓也能参与艺术品市场。至今“周日拍卖会”已举办了59期，成交总额达38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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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广州嘉德在汕头举办当地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开创了省内中等城市举办拍卖会的先河。

　　2002年，广州举办“阳台书屋藏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以100%的成交率，再创国内书画专场拍卖的最高成交率。


　　有人说广东人穷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广东人的“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达利作品互动展”、“毕加索版画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和“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一类高质量的艺术展览；可以欣赏到北京现代舞蹈团、台湾云门舞集、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青年舞团和广州实验现代舞团的精彩表演；可以看到广州芭蕾舞团的新剧《梅兰芳》；可以看到轰动一时的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可以观赏到俄罗斯国立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还有维也纳童声合唱表演音乐会、德国汉堡蒙特威尔蒂合唱团的演出……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每天都生活在不同的艺术之中。如果用“贫”、“富”来形容，广东人可以称得上“腰缠万贯”、“坐拥金山”。只不过在一些人的眼里，只容得阳春白雪，容不得下里巴人。他们只承认意大利歌剧是艺术，不承认粤曲、潮剧、客家山歌是艺术，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懂得欣赏意大利歌剧。

　　我听到有一种批评广东人的意见说：“这些年，广东的通俗文化发展迅猛，也影响了内地。但在高雅文化或纯文化方面却发展缓慢。”一堆似是而非的概念，让人头晕。且不说什么叫通俗文化，什么叫高雅文化，争一百年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光是“纯文化”这个的概念，就令人笑倒在地了。据说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不知有没有一种是对“纯文化”的解释呢？

　　我从历史到现状，从建筑、音乐、戏曲到文学、艺术，对广东文化作了一番简略的扫描，只为说明一点：如果把全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文化划分大、中、小的话，广东绝对可以排在“大”的前列。两千多年历史摆在这里，不是谁封的，也不是自我膨胀的虚骄之词。论虚骄，还轮不到广东。今天广东的奋斗目标，只不过为“正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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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贬损广东人的言论中，除了“文化沙漠”之外，还有一个听得人耳朵起茧的，就是“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一个穷光蛋捡垃圾时捡了一块大金砖，这就是暴发户了；一个人用两块钱买彩票中了个500万头奖，这也是暴发户了。但广东怎么暴发？有人不服气地说，广东之所以富甲一方，不过是拜中央政策所赐，如果不是中央照顾你们，让你们喝到改革开放的头啖汤，广东能发起来吗？


　　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早在两汉时代，靠着海上丝路，广东已经走上发家致富之路了。当然，金山银山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自己从地底冒出来的，而要靠广东人风里浪里，千辛万苦，拿性命博回来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年的广东商人，驾驶着远洋大船，满载丝织品、陶器、青铜器，扬帆出海。而当他们返航时，船上则满载珠饰、犀角、象牙、玳瑁、璧琉璃、琉璃、水晶、香料等物品。从内地来办货的商人，云集码头，攀肩搭背，踮起脚尖，期待着大船靠岸。那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的场面啊。《汉书》上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就是一个内地与海外货物交易的集散地。

　　隋朝是历史上的一颗超新星，与秦朝相仿佛，光芒耀眼而短命。隋朝对南海贸易十分重视，广东的贸易地位迅速上升。广州与其他城市间，“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据唐相李吉甫追述：“（隋）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一派兴旺繁盛的景象。唐代广东人的远洋商船，早已乘风破浪，到达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了，天下财富滚滚而来。

　　李唐末年，藩镇之乱造成了天下分崩离析的局面。南汉王朝乘机割据一方，虽然天不假年，但由于它是自立为王，自己赚钱自己花，无须向长安缴纳赋税，因此，反成了广东历史上一个最奢华靡丽，最纸醉金迷的时代。据史记载，南汉皇帝“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根本不把中原放在眼里，“有欺四方，傲中国之意。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

　　宋、元两代都实行海禁。在高压政策之下，海外贸易急速萎缩，元气大伤。明代也屡禁海民通番，禁止使用番货，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属违法，就是一块木板也不准下海。我们在嘉靖皇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如此命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但由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所谓“四夷朝贡”贸易，不在禁例之内。嘉靖年间，朝廷取消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只留下广东市舶司，继续运作，成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港口。而内地的货品，也只能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人们把这叫做“走广”。

　　虽然朝廷严禁出海，但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何况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广东人？“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明万历年间，广东商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 “广东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贸易，年利恒百余倍。”这类私人船队的规模，亦颇可观，文献记载：“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在茫茫南海，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商舶，终年搏击风涛，漂洋过海，恐怕是难以统计的了。

　　当时的广州城，堆金叠玉，繁华似锦，“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在十八甫一带，官府建起了精致华美的怀远驿，以招徕外商，驻泊买卖。绸缎、铁器、蔗糖、布匹、茶叶、地席、木棉和瓷器的货栏，一家连着一家，成行成市，货如轮转。

　　到了大清开国之初，由于郑成功在台湾反清，朝廷继续厉行海禁，但后来台湾收复，海禁也随之松弛。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在广州，指定以十三行总揽对外贸易，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广东人的黄金时代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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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乾隆封闭闽、浙、江3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这并不是政策优惠广州，让广州先富起来，而是皇上觉得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近，万一被洋人入侵，难免有鱼溃之局，因此不能开放。广州离帝都十万八千里，要烂到北京，一时半刻还不必担心，就把它开放给洋人去闹吧。考究起来，有点丢卒保车的意思。不过，粤商并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理，总之他们抓住一切商机，拼命增加自己的财富。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流向了广州的十三行。这是十三行的全盛时期。


　　屈大均有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当年的十三行，富可敌国。潘、伍、卢、叶四大富商，凭着十三行的垄断经营，跻身世界级富豪，据说其家产总和，比当时朝廷的国库收入还要多。美国《华尔街日报》把伍秉鉴（十三行首席行商）列为世界千年50富之一，其家产达2600万银两；潘仕成的家产也有2000万银两，潘家花园的房子可容纳上千人，有法国报纸形容，其房产比一个欧洲国王的领地还要大。

　　关于他们的逸闻轶事，坊间流传甚广。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了伍秉鉴7.2万元银票，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满不在乎地把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了，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继承父业，也是一代富商。伍崇曜做生意的手法很简单，当远洋商船靠岸时，他便到码头逛一圈，甚至连详细货单也不看，随便指着那些商船说：这条船我出价若干，那条船我出价若干。金口一开，就算成交了，从来言无二价，也没人敢和他讨价还价。

　　种种市井传言，经过不断地添油加醋，在广州人心目中，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道光年间，十三行失火，烧了七天七夜，最后那些熔入水沟的洋银竟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锭，坚不可破！有一本叫《触藩始末》的书，描写十三行失火的情景：“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焚烧珠宝的凡夫俗子，读了这样的记述，不禁啧啧称奇。

　　说广东人是“暴发户”，真是天大的笑话。广东人已经发了上千年，何来“暴发”一说？那些以为广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起来的人，真该补补历史课了。尽管在粤北山区，还有不少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还很艰难。但沿海地区民熙物阜，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广东办经济特区的过程，看看广东人是如何迈出成功的第一步的。现在，有些人似乎忘了广东当年是如何走过最初那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忘了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了，有意无意间，把广东搞经济特区，说成是捡了什么便宜，好像是中央故意把一块大肥肉搁到广东的碗里似的。

　　这些人如果不是健忘，就是故意歪曲事实。

　　当年中央在广东搞特区，并不是对广东的“特殊照顾”，而是要广东做“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

　　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事实上，不是中央逼广东“先行一步”，而是广东主动要求先行一步的。1979年1月，作为建立经济特区第一声起程炮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就是由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就这样，蛇口凭着努力争取回来的审批500万美元项目自主权，和交通部招商局利润留成中5000万元投资自主权，在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海滩上，开始了历史性的冒险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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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广东自行在深圳划出一块地区作为试点，出租给外商，投资兴建工厂、旅馆、旅游区，按国家规定进行管理和收税；采用投标方式，价高者得；在深圳开设外币商店；兴建一些宾馆，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供游客游览、游泳、度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办特区探路。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
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意味着，搞特区不是捡便宜，不是天上掉块大肥肉下来，而是要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在财政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更重要是在体制上、观念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文革刚刚结束，极左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体制严重僵化的大环境下，改革要冒极大的风险，搞不好是要人头落地的。

　　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他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出格”的话，北京决不会说，上海也决不会说，别人都不会说，只有广东敢说。

　　广东不仅敢说，而且敢做。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日子里，全国各省市有什么大动作吗？似乎没有。但广东在一个月后，就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一个整整齐齐的方案，摆在面前，证明广东是做足了功课。最后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先行一步，搞经济特区。

　　广东的确受惠于中央政策，如果没有政策的优惠，在这种体制之下，广东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别忘了，这个政策既是中央定的，也是广东人自己千辛万苦争回来的。改革初期，虽然上有政策，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重重，中间隔着万壑千岩，阻力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以致一度造成“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的局面。

　　然而，广东人不会坐着等运到。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粤、闽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上，广东代表提出，能不能由中央定出几条大杠杠，几项大原则，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好了。直到今天，重读当年广东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勇敢和直率，仍不禁为之击节称叹。

　　我把广东代表的发言摘录几段在此：

　　“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有些部门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在几条大杠杠下，你们（中央）把我们忘掉好了。”

　　“你们（中央）不拿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中央如果放手让我们去闯，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当广东人冒着政治风险，努力争取政策时，为什么别的省市就一声不吭呢？有人还等着看广东的笑话；有人跑到深圳转一圈，就放声痛哭，认为红色江山已经变色了；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外，什么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就像当年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江上鼓浪前进，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

　　可是等广东杀出一条血路了，经济上腾飞了，一些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又钻出来说风凉话了：“广东只不过靠了中央的优惠政策才富起来的，给我们同样的优惠政策，我们也行。”好像广东是冷手执个热煎堆似的。

　　从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到现在已经25年了。有关经济特区的各项成就，全国乃至世界的大小媒体都有报道。上网搜搜，有如恒河沙数，如果把所有资料都下载打印出来，顶得上一套四库全书。我随手撷取几组数据，胪列于下，作一个小小的存照：

　　1980年代，广东有一句口号响遏行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年后，这个标语依然高高耸立在深圳蛇口。深圳建53层的国贸大厦时，三天往上盖一层楼，这个速度，在当年近乎奇迹，令全国人民惊叹不已。各行各业都急起直追，从而创造了一个“深圳速度”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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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至2000年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递增31.3%的速度发展，大大超过以前联邦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全盛时期的发展速度。2002年，深圳市GDP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稳居第4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人均GDP雄居中国大陆首位。

　　2002年的深圳，还有多项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2位。外贸出口总额达连续10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
榜首。2003年，深圳的经济增长率再创8年以来新高。

　　仅25年间，深圳便由一个荒凉的小渔村，迅速崛起而成一座有500多万常住人口，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型城市。这种惊人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作为广东人，能不自豪？

　　再看看珠海，25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偏僻落后的小镇，现在摇身一变，已经成了全国唯一获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以及“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殊荣的美丽海滨城市，还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称号。可以预期，港珠澳大桥一旦落成，前景将豁然开朗，必另有一番景象。

　　号称“粤东门户，华南要冲”的汕头，发展也十分迅速。其间虽屡屡受到走私问题的困扰，元气大伤，但从1981年至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仍以年均13.5%的速度递增；其中最低的2000年也比上一年增长7.3%。1992年和1997年，两度进入“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

　　作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当初把经济特区放在上海，以上海人输不起的性格，一定泡汤。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感慨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但作为上海自己，为什么要坐等中央来选择她？为什么她不能像广东一样来选择自己的位置？

　　北方人是“利不十，不变法”，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赢利的好事。只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广东人就会义无反顾。只有广东人才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也只有广东人才有这么厚的脸皮和坚忍不屈的毅力，能够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热风冷雨中，一边写检讨，一边坚持摸索前进，硬是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些海上丝路的后裔，为中国开创了整整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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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贵农贱商”。农业是立国之本。然而，受到国家重视的农业，农民偏偏一贫如洗；而被国家轻贱的商业，商贾却反而腰缠万贯，家肥屋润。这种现象，包含了某些近乎悖论的矛盾。于是，传统文化不得不灌输给人们“安贫乐道”、“穷通有命”的观念，要求人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鼓励人们把家中的敝帚当成珍宝。

　　但这套道德理论，在广东却没有什么市场。广东人并不讳言自己追逐财富，也不觉得这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人们常常称赞广东人如何勇敢地冲破儒家“重农抑商”的观念，其实，对于广东人来说，谈不上勇敢冲破，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信奉过这个观念。他们笃信的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几百年前，当北方人还在私塾里高声诵读“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广东已经是“富盛天下，负贩人多”，“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了。

　　自古以来，朝廷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既要依赖广东人去赚钱，又要蔑视他们赚钱，还暗暗担心他们太会赚钱。于是，一方面，广东人创造的利润源源不绝输入国库，另一方面，还要背负着“暴发户”、“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等的恶名，为圣贤所不屑。雍正皇帝就曾经怒斥：“在广东本土之人，唯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

　　不过，广东人对此似乎不太在意，或者说，他们很少去想，也不打算辩白。如果有时间，他们宁肯去想，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所说的小人，并非卑鄙小人，而只不过是说平民百姓而已。平民百姓谋利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晚清大思想家魏源曾经言简意赅地指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塞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大意是说，做官的人、做学问的人应以“名”为人生目标，以名教陶养精神，不必言利；而老百姓则应以“利”为人生目标，不妨光明正大地逐利求财，但要保持一个合理、合法的度。魏源这样解释儒家的名利观，可以说是跨前了一大步。

　　对于金钱，人类一向是爱恨交集。人们既信奉“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的信条，又痛恨“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现象。萧伯纳说：“没钱乃万恶之源。”但莎士比亚却怒斥：“金子，把恶的变成善的，把丑的变成美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剖析之后也得出一个结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他们说的意思，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儒家文化教导人们“视钱财如粪土”。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说过，“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后来，毛泽东更提出要做“五种人”，即“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求按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标准去修炼自己。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中国人不断地狠批利润挂帅、狠批金钱至上、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经过30年的磨练，广东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如果祖宗是三代贫农四代乞儿的，上街都可以横着走了。

　　这时如果你说广东人有发财相，将来会赚大钱，发大财，恐怕除了笑掉人的下巴外，不会有别的反应。

　　然而，机会终于来了。

　　1980年代是属于广东人的。他们是这个年代舞台上最耀眼的一群，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令世界目瞪口呆。一夜之间，计划经济的坚冰被他们打破了，金钱、财富、权力、市场这些概念都被他们重新定义了。

　　金钱，这个沉睡多年的怪兽，突然苏醒了。在“全民经商”之风的吹袭下，红红火火的广东的土地，仿佛弥漫着一种魔力，很多人一踏上这片土地，内心就好像有千万只虫子啃着他的心肝脾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头脑昏热，心浮气燥，情不自禁地想发点什么小财。多少人终日挟着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四处奔走，逢人就打听：你要水泥吗？你要钢材吗？你要纯碱吗？我给你3%的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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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生意经，人人眉飞色舞，谈上三天三夜也没问题，早茶午饭宵夜直落。我常常听见一些朋友口出狂言：“其实赚它一二十万并不难嘛，只要抓住机会就行。”这话听了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到大街上抓机会去，拿着通讯录一边翻一边想“我先赚谁的钱好呢？”真是豪情万丈，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积30年的能量突然爆发出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猛
然间受到巨大的冲击，摇摇欲坠了，有些顷刻瓦解，有些重新排序。这时的广州、深圳，确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但也充满了危机。

　　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财是养命之源，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了。这是古圣贤的教导。个人赚钱的动机是高尚还是龌龊，并不重要，它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重要的是赚钱的规则是否完善。规则的好坏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当社会患上种种奇难杂症时，不能怪人们“贪婪”、“自私”，怪只能怪没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

　　然而，许多人不在规则上做文章，却只会挥舞道德大棒乱打，拼命想关上被广东人打开的窗口。当时广东创办的《南风窗》、《黄金时代》和《南风报》，竟被批评刊名与金钱有关，与香港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一时间大帽纷飞，杀气四起。人间无端之事，往往如此。这些人对金钱的恐惧，简直到患上神经官能症的程度。

　　但他们全都失望了，石头一经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

　　1987年，有3位“青年教育家”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致力于为青年“传道、授业、解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他们的演讲，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

　　1988年，他们来到了深圳。在与蛇口青年的座谈会上，李燕杰和曲啸畅谈了他们参观了深圳和蛇口的感想。曲啸在称赞之余，也表示出对某些现象的忧虑，他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这是极少数的淘金者。”

　　但“淘金者”这个词一出，马上招来蛇口青年的提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说：“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了。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

　　蛇口青年立即反驳：“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我们蛇口青年以淘金者自居。深圳就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的。”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纳税，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不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曲啸也认为，当年美国那场西进运动，采用的互相残杀、掠夺、坑蒙拐骗手法，以及对当地印地安人的残酷掠夺，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今天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绝不允许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那些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的办法。

　　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的一位干部事后说，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曲啸痛心地表示：“街上跑的小车几乎都是外国的，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但青年们觉得这个说法太肤浅，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蛇口通讯报》一位记者反唇相讥，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也是落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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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啸等人赞扬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蛇口青年则指出，这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这次争论，被当年的《蛇口通讯报》称之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用今天的眼光看，蛇口青年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但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1988年
，竟还可以轰动全国，本身就很意味深长了。有许多观念，不是盖几座摩天大楼，办几间三来一补工厂就能改变的。

　　有一次，一个上海参观团到了蛇口，其中有一位经理，对负责接待他们的深圳经理说，他在上海拿的工资，比他手下的职工还少。深圳经理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经理要比职工少拿工资？

　　这位上海经理作谦谦君子状回答：“改革有不少阻力，有人议论你搞改革无非为了多拿几张花纸头。所以，我拿得少就证明我搞改革并非拜倒在孔方兄（钱）脚下。上级给我每月的补贴，我也不拿，拿了议论更多。”

　　深圳经理笑曰：“你这样做，在上海会得到‘不计名利’的赞扬，可在深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一个月的工资按规定多少，照拿不误，多劳多得，这一点我不谦让。当然，如果我不称职，可以把我撤掉。”

　　这两个经典的故事，对广东人的事业观、金钱观，是十分生动的注脚。虽然那些深圳青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他们是自己扛着铺盖卷，不远千里到南方来创业的。不过这群新客家人，已经接受了广东人的价值观——他们当中不少人就是冲着广东人的价值观才来的。

　　1980年代，金钱是个令人疯狂的东西。地皮、批文、回扣、官倒、个体户、万元户、炒更、下海、跳槽、股票……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凡是1990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用旅行袋、纤维袋、公文包、学生书包，装着大捆大捆的钞票，带着一身酸臭汗味，挤进了证券交易所。他们当中，既有个体户、工人、农民，也有机关干部、离退休干部、待业人员、教师、学生、厂长、经理。

　　流传最广的故事是某某人要用全副身家去炒股，妻子不同意，就把身家对半分了，后来老公成了百万富翁，目光短浅的妻子只好守着那几千元后悔莫及；另一个故事是说深圳某某人在若干年前被单位摊派买了两千元股票，压在抽屉里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两千元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元，就算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也吃不完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故事渐渐失去了它诱人的光芒。

　　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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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弄几张批文，炒炒地皮就能一夜暴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粤商，也进入了成熟期。

　　随着1970、19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广东人慢慢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对刚刚过去的物质匮乏年代没有深切的体会，受1980年代那股近乎疯狂的“抢钱潮”影响也比较少。那些在1980年代曾令人如痴如狂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他们往往一笑置之。与其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不如找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做人。他们对实现自我，比对挣大钱、揾快钱有更高的期望。

　　广州人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他们习惯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既不愿意向别人借钱，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举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无债一身轻（不借债一身轻，不放债也同样一身轻）。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广州人对从“金融机构取得抵押贷款进行消费”、“有抵押的分期付款消费”等消费信贷方式的接受率最低。也就是说，广州人最不习惯于先使未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