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积分
- 26720
- 威望
- 4087
- 金钱
- 6
- 阅读权限
- 110
- 性别
- 男
- 在线时间
- 3288 小时
|
瓮安事件，能否开启“独立调查官”模式？ZT
此次瓮安事件，首先通过网络传播。说法大抵是官逼民反那一套，无非是讲政府实在做的太不像话了，超越了民众忍耐的底限，所以群情激奋，做出了打，砸，焚烧政府机关之举。这个说法瞬间在网络传播开来，引起极大反响，我观察了当时在论坛的此类传播，诸如凯迪，天涯，腾讯贴吧，百度贴吧等等，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相信和同情。这个结果其实并不出乎意料，尽管这也只是传言，但是它大致符合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符合他（她）们对于政府和暴力机关的认识逻辑。因此，很自然的，民众选择了对于他们想象中的“无良”地方政府的愤怒和谴责。
由于事件已经传播开来，并且境外媒体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因此，它加大了政府危机处理的难度，对其执政智慧也是更大挑战。以往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标准话语”，就是“不明真相的民众+一小撮别有用心坏势力+政府忍辱负重”。这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标准意识形态化危机处理方式，对民众智慧和认识能力无疑是种的藐视，远远谈不上与时俱进。
但是，由于时间急迫，必须尽快的平息事态，掌握主动权，所以它必须尽快的启动她的危机处理模式，因此，必然的，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仍然是那套标准话语。而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民众依靠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对政府与暴力机关认识逻辑所推理出的“事件真相”与官方危机处理所发布的“标准话语”，显然不存在达成统一的可能，如此，则必然继续加剧了政府和民众之间本已存在的信任裂缝。这一结果，从互联网网民对官方“标准话语”的态度可见一斑。无论是腾讯，新浪，还是雅虎，搜狐等大型新闻门户，只要是可以开展评论的，关于官方 “标准话语”新闻。比如说打砸抢事件，比如说石省委书记所说的，黑恶势力公然挑衅政府。支持的比例不足一成，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网民选择质疑，愤怒；而7.1日的新闻发布会之后，质疑的民众依然占据主流，甚至于，他们将质疑和愤怒转化为揶揄，恶搞，瞬间，“我做俯卧撑的”，从了网络流行语。
无疑，无论官方的“标准话语”言说的是不是“真相”，但这个绝大部分的民众选择对这一言说，采取质疑，愤怒的态度，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完全可以称的上民心尽失，是一个足应该引起执政党和政府重新审视自身与民众关系的警号！
如何寻找真相，如何修补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裂缝，重新建立起政府和民众的互信机制，乃是瓮安事件所最需要考量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改善执政党以后的群体性事件危机模式，在制度突围上，具备极大的价值。
从现时事态来看，由于瓮安事件的一方乃是瓮安政府和公安局，所以，其后对于事件真相的调查，无论是事件的起因，经过，还是最后的处理结果，都有相当程度是自我举证的痕迹，比如说瓮安公安局的某官员如何作证，诸如瓮安县政府某官员如何阐述调查的一些情况，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事件至为重要的，李树芬的死因经过，以及其家属为其维权的一些行为，直至事件发生前的一些情况，绝大部分的阐述权，说明权，都掌握在瓮安公安局和政府之手。因此，只要你稍具常识，就会对这种事件的相关方掌控大部分的处置权的做法，表示最大程度的质疑，而其公布的所谓“真相”，无疑也不具备有可说服性。而且，无论是作为瓮安直接上级的黔南州政府，还是贵州省政府，公安厅等，在这种垂直的上下级官僚体制中，都极有可能采信瓮安公安局和政府的说法。同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危机处理思维主导下，其本身又是同属体制的上下级政府机构，无疑也具有利益一致性，更使得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强。
如此情形之下，则其发布的调查结果，处理结果，其公布的所谓真相，必定会最大程度的遭受民众的质疑，如此，则所谓寻找真相，修补政府和民众之间信任裂缝，建立互信机制无从谈起。
当然，作为强势方的政府方，也可以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对民众广泛质疑不闻不问，因为即使质疑，但是因为真相的阐释权和发布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民众也无法拿出事实根据，来推翻自己关于真相的结论，不能够证实，也不能够证伪，那就成为一桩悬案，等待时间，让它慢慢被遗忘吧！
另一种思路，就是正视事态，珍惜和重视每一份民意，深刻认识，民众的认同是其持续执政的基础，而采取开放式的态度，积极的面对这一局面。我所要积极呼吁的乃是此种思路，即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接近的真相，又能够使得事件参与各方以及广大的民众对与调查结果心悦诚服。
鉴于瓮安事件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我们能否从此次事件启动“独立调查官（组）”模式呢？从中央或者其它省市，调集相关的公安，纪检，检查等人士，同时让媒介的记者，以及具备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代表，联合组成独立调查组，然后委任其中的某一位，作为其首席调查官。以此作为调查瓮安事件的机构，而瓮安事件的相关方，都不再具备对事件的阐释权，只能够配合独立调查官（组）的调查，进行举证，辩护等事宜。
如果说，瓮安政府，公安局，黔南州以及贵州省政府，公安厅能够确信自己所发布的是事件的真相，但其仍遭受民众的广泛质疑之时。为何不能更自信点，更开放点，在形式上做出让步，允许“独立调查官（组）“来核查此事件呢？
倘若瓮安事件能够启动此种“独立调查官（组）”模式，无疑是政府之福，也是百姓之福。之于政府而言，则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突破，能够最大限度的解放以往僵化的危机处理模式；更可观的是，有利于寻找此类群体性事件的真相，更好的理解底层的社会生态，基层的吏治，民众的思潮等等，更有利于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走向，使得执政方式能够做出相应的反馈，而更多的获得民众的认可，加强其执政的民众认同基础；
之于民众而言，则能够更多的获得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真相，更加相信他们自身所能够获得的信息，对执政党和政府会少一些疑虑，而更多认可，也对自身的未来，对于社会之未来，中国之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而这一切，对于弥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裂缝，建立政府和民众的互信机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也惟其如此，民众和政府不至于越来越走向对立，而是走向宽容，理解，互信，和谐，而这，正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目标。
瓮安事件影响之广，几乎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然而，每一次的危机，同样意味着机会。如果此次，我们能够积极的推动此种“独立调查官（组）”模式的启动，让他从为群体性事件以及其它具备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诸如类似于“周老虎”事件的）的危机处理模式，则未免不是危机中所孕育的希望，是国之大幸也！ |
|
发表于 2008-7-3 16: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