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个丹麦MM（完全真实的一段经历）

托洛茨基

　　1997年，我读大三。
　　我读中文本是个错误，从小学我的语文分数就很低，最低跌破72分，当年我小学四年级，这个分数直接导致我的成绩跌到班级倒数三甲。初中语文也很差，仅强于我这辈子学得最差的政治。高中九门会考，我有八个A，只有语文是B。没想到，报考志愿我居然会去报“中文系”。我从高一开始就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可是我最怕当众讲话，因为一紧张我就会胡说。七年之后，我给本科生讲大学语文的时候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哪里还象当年的我。
　　94年考到北师大，我就致力于英语的学习，中文专业学的不是很上心。可是，每次我和留学生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都要强调：“My major is Chinese”。留学生对学中文的特别感兴趣，对外语系的学生特别不敢冒，他们主观地以为“专业人士”一定比那些学外语的专业，而且外语系的学生找外国人纯乎为了提高外语水平，而学中文的人则容易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他们常常幼稚地以为学中文的人和一群外国人扯来扯去是一种无私的行为。
　　我就表现得很无私。我从大一就经常来往留学生楼，但那时候我住在北校——这个北校乾隆时候曾经是和绅的宅子，而留学生多住在本部，来往就不太方便。大二我们搬到了本部，我就几乎天天去留学生楼报道，师大的留学生早在95年就达到了700多人，还不停地“扩招”，到了97年，四栋巨型留学生楼都不够住了，学校不得不上校外租房子给留学生住。我这种人也就借机会扩张势力，常常有好几十留学生经常和我联系。但我和他们在一起多数时候说汉语，发现他们的汉语不能应付了，才说点英语日语。实际上，我当时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不少西方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知识，对我后来考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更大的作用则是经济上的补贴。师范生当年不收学费，每个月补助还高达￥95，但是北京的生活费用就是高，你还没什么感觉呢，几百块钱就不见了。我大一的时候总怀疑我是不是总在丢钱。说来惭愧，那时候家里每学期供我两三千，到了大三就开始每学期四五千地给我。加上我后来每学期还能赚到三四千，我一学期花掉的钱已经比得上毕业第一年同期的工资了。
　　总之，钱总是不够花。因此，我就想起来了作家教。北京的家教市场不错，但是很辛苦，比如师大在北太平庄，学生有可能住在万寿路总后勤部大院，我就要提前一小时出发，骑车二十分钟到豁口，从那里坐地铁二十分钟到复兴门换车，再二十分钟出站，还要经过众多站岗大兵的审查才能开始上课。这是远。为北京孩子做家教，压力又大，家长都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如何如何，但是学习能够达到如何如何的，还需要请家教吗？自然是脑子有问题或者学习态度有问题的请家教的多，但是家教的作用很少能够火箭一样助推学生进步的。
　　比较而言，还是教留学生汉语比较方便，一个是近，从西北楼步行十分钟也就到了留学生楼了；第二个是压力小，留学生决不能因为不能通过HSK（汉语水平考试）而把你掐死，他们首先会怪自己；第三一点，教留学生，你光动动嘴皮子把你每天都说的中国话叨咕叨咕就行了。
　　我一开始没经验，和外国人初次见面就问：“你们需要汉语老师吗？”得到的回答是“砰”地一声把门摔在我面前。据我后来分析，外国人对上门服务极为挑剔，戒心严重，觉得你找他谈家教师在骗他们的钱。后来我的策略就变了。
　　

托洛茨基

　　我本来就认识一批留学生。通过他们，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小圈子。这批留学生哪来的都有，美国占一半，日本印度英国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占另外一半。我总和他们聊天打球玩游戏，时间长了，自然就有人问我：“你有时间帮我提高汉语吗？”
　　我的时间多的是，因为我当年逃课都逃疯了，以至于某位教师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不认识我，问我：“你走错教室了吧？”时间既然很多，何不换成money。于是，我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那是大一。到大二，再有留学生求我，我就会表现得略为为难些，考虑考虑才会接受。稍微耍弄一下这点小心眼，外国人们会更看重你对他们的辅导。
　　那时候家教没多少钱。我给北京孩子辅导，一小时￥15，后来涨到￥20。这和我毕业之后一小时￥120的价简直没法比。当时给留学生家教，每小时也是￥20，有时候能有￥25。这算不错了，因为留学生多，我一星期要做六七个小时的辅导。辅导结束之后还能说点英语学点日语。
　　因为联系多，找我做家教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于是，我开始吃不消了。留学生多数很单纯，尤其那些美国学生。欧洲人更深邃些，但也一是一二是二。日本人很肉，说话不直接，但也十分客气诚恳。因此，他们找到我让我“帮忙”辅导汉语，我自己没时间，也要找别人来帮忙。我先是找到了和我关系最好的师姐，这位师姐是中文系的“系花”，但也是我的老乡，她父亲和我父亲同在一个研究机构搞物理。不过师姐辅导的不太认真，我就又另找了几个中文系的同学。记得有个意大利人保罗请我找个古代文学研究生来辅导他，我三小时后就把人给他领去了。保罗都三十三岁了，这位老兄看看我，又看看书呆子一样的我的师兄，问我：“你是他的经纪人吗？”
　　到了大三，我就经常性地充当中文系学生的经纪人，联系“对外汉语教学”业务。不过，我把辅导者控制在一个小圈子里，那些“老师”们都是我的铁哥们和亲姐们，一个是因为“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个是因为他们教得好还是不好我都知道，非常信得过。
　　1997年春节过后，我突然对这一切感到疲惫了。当时我们宿舍的藏族人在宿舍喝酒打架唱歌砸东西，我说他他不听，干脆自己找了个单间宿舍住下了，每天更觉得空虚。这几年我都学了什么？我问自己。实际上，这几年收获还是不小，话剧团合唱团影视协会我都加入了，还参演了若干节目；演讲比赛中文英文各参加了一个，虽然每次比赛我都临场忘词了，但最后都还是获得了奖项（不是安慰奖）；大三那年的“星星杯”排球赛中文系夺得了冠军，我也是队员之一；从96年开始我就是学校英文台的主播；当然，还有，从留学生那里赚来的一点点家教钱。可是，这些都不能把我从真正的空虚中拉回来。因为，我感觉我的专业有些耽误。于是，大三的那个下学期，我决定把我手中所有的家教送人。不过，我还是要经常去泡留学生楼的。按理说既然要彻底改变一下，就应该再也不进留学生楼了。可是，嘿嘿，我不是那种极端的人。
　　记得当时我刚刚开始辅导两个韩国人，就把她们“转卖”给别人了。也不是卖，我把两个业务给了96级的师弟，我没收一分钱。但我师弟很会来事，他送给我一袋子燕麦片。我冲了一袋，难喝死了。剩下的我捐给了宿舍打更老头。当我告诉其中一个韩国人说：下次将是我师弟来教你的时候，那个可爱的戴眼镜的韩国妹妹严肃地指责我：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不要不平衡么，我会经常来和你聊天，这样对你的汉语也是提高，却不需要你付任何学费……
　　我需要再次赞扬我师弟的会来事，因为我使他多了一份家教，他便总想着“报答”我。1997年3月的一天，师弟敲开了我的宿舍门，拿给我六张条子。我打开一看，全是一个内容：（原文是英文，但不太符合语法）我在翻译书。需要学中文的。需要中文知识。给钱。
　　我当时午睡还没醒，头昏脑胀的。我问他：“怎么内容都一样？”师弟得意地说：我看到了第一张，就在不同的地方把这几张条子都摘下来了。这样才没有人竞争么！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写的。你看落款：Ulla（乌拉）。
　　好聪明的师弟。据说他后来去了《时尚》杂志，干得不错，左右逢源。因为师弟把事情做得这么像样，我再说什么“没时间不愿意做”就说不过去了。于是，我留下了条子，并留师弟在我的单间宿舍喝了两瓶。
　　1997年3月中旬的某个下午，我敲开了师大留学生楼B区334的门。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门开了，一个蓬松着头发的巨人出现在我面前。看发型，可能是女生。但是她有些背光，脸上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我身高不到一米八，对面这个女生身高足有一米八五。虽然她穿着宽松的睡衣，我还是能感觉到：她是个比较丰满的女人，前凸后挺，但又不显得粗胖。
　　我和她说明了来意，用汉语。她竟然没什么表情，轻轻地说：“等一下。”随后把门带上了。那声音一点都不柔美。
　　过了大约两分钟，门又打开了：“请进”。
　　这一回，这位MM的女性特征便颇明显，让人能够一眼分辨出来。只见她把头发束在了脑后，露出了长长的脸庞。她并不美，皮肤并不是很白，不像北欧人那种粉嘤嘤的白；眼睛虽然不小，但鼻子则显得长了些，嘴也略大。她的身材也是如此——个子高得让人不舒服，而她又穿着黑色吊带上衣和超短的牛仔短裤，让人以为这是一个巨人一夜之间变大了把衣服撑爆了一样。她的肩膀很挺实，从肩头到胸部坡度明显，乳沟便十分清晰，看得我悄然心动。那丝绸做成的吊带小衣显然短了些，MM的肚皮若隐若现地露在小衣和牛仔短裤之间。牛仔短裤旧得要命，已经开始抽巴了。两条大长腿直直地杵在地上，那长腿极具肉感，颜色黝黑，显然是晒过很久。
　　她就这样光着脚，翘挺挺地站在我面前。一阵微风吹过来，把她身上的香水气味吹了一些过来。我的心跳更快了。难道香水味也能加快心跳？
　　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我说我叫Victor，中文专业人士。她用她那深邃的眼睛打量着我，自我介绍道：“乌拉。我来自丹麦。”我习惯性地问道：“丹麦哪里？”
　　这是个蠢问题。丹麦是个弹丸之地，全国不过是一个勃起的阳具一般的“日得蓝”半岛加上若干小岛，其中西兰岛最大，首都哥本哈根就在小岛最东端。菲英岛稍小，连在西兰岛和“日得蓝”半岛中间，周围再缀些小岛。整个国家我只知道哥本哈根这一座城市，根本不知道此国家如何分省。以前我的爱好就是边看地图边吃饭，对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摸的比较透（相对而言，比那些“美国研究所”的专家们差远了），遇到一个陌生的美国人，我常常会问他来自哪个州。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单纯无知的要命，他们自己分不清北京上海谁在北谁在南，却以为中国人也对他的国家一无所知。于是，当我对他形容他的老家华盛顿州如何如何，又大谈印第安娜的印弟车赛和全美大师赛的时候，他会非常惊讶：啊！这你也知道！还有个澳大利亚人，我和他聊了一下比奥乌尔夫，他就用夸张的表情赞道：“你的知识……连这么遥远的东西都知道！”这是我们上课讲的，新鲜么。
　　乌拉听到我问她“丹麦哪里”，便十分兴奋地张开胳膊，从堆得乱七八糟的书本中抽出一支铅笔，在一张粉色的纸上为我画了一幅欧洲地图。她低头画地图的时候，胸口贴到了写字台上，乳沟被挤压得鼓鼓的胸抬高了许多。地图画毕，她又比划了起来，大意是“丹麦四面都是海，风景很美丽”。哦，我明白了，她大概把我的话理解成了“丹麦在哪里”。
　　我几乎都没有听她说什么，因为她的胳膊挥舞着，胸脯因为胳膊的舞动而一颤一颤的，很有要从吊带小衣中跳出来的感觉。她显然在嘴里也喷了香水，每次说话，那香气都直喷到我脸上。我感到喉咙有些干，便咽了一口唾沫下去。
　　
　　

托洛茨基

　　乌拉MM来自“日得蓝”半岛东面的奥胡斯（Arhus），乌拉特意解释：这是丹麦第二大城市。丹麦人也小市民，也害怕别人以为她老家地方小，hoho。她当年24岁，比我大了整整三岁。她说她在哥本黑根大学读到大三，她的专业我没听明白，她的汉语很糟烂，而我又没在英文中听过这个专业的名字，我怀疑她的丹麦口音影响了该词的发音。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原来“哥大”还是个老牌大学，1537年从天主教会独立出来，此后慢慢地发展成一个真正的现代性质的大学。如此说来，乌拉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只是她两年前就大三了，然后先在香港中文大学呆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来到了北京师大。听她那含混的汉语和英语，我知道她似乎在搞什么项目。这难道是大三实习？
　　乌拉没有什么家长里短的废话，介绍完基本情况，就直接“谈生意”。“多少钱一小时？”她问我。我看着她的眼睛，心里飞速地盘算着。我以前给人翻译过稿子，因为我还是学生，所以收费很低：一千字￥40。累到眼睛快瞎了，才拿到几百块钱。宿舍里的藏族人逼迫我请客，一顿饭就花掉了一半多。而像这种“现场直播”式的翻译，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心里没底，但这价格一定不会多于￥40一小时了。
　　乌拉的眼睛颜色很深，但也是蓝色的。一种接近深蓝的颜色。那眼睛，真迷人。
　　也许是东方人的眼睛我见多了，不论眼睛多好看，我都会感觉那是因为轮廓好看或者睫毛好看，很少醉心于那黑色的瞳孔的。这不是崇洋媚外，蓝色或者绿色的眼睛，确实好看，好看就好看在眼仁上。
　　大一我打车去姐姐那里，正好路过长安街，赶上了堵车。我摇开车窗打算透透空气，却看到对面一辆“中青旅”的大巴上，一车的外国小孩冲我们挥手。她们大约十岁左右，有的孩子向我挥舞着小型的英国米字旗，我便知道她们都是从英国来的。小姑娘们多数都戴着墨镜——北京的阳光很刺眼。其中一个英国小姑娘坐在车窗边，还冲我们摆了个pose。她微微侧着脸，一绺棕黄色的头发垂在额头。她的嘴角微微上翘，那个笑容真甜。这时，她把墨镜推到了眼睛下面，挂在了鼻头上。好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啊。白皙粉嫩的皮肤，金属光泽的头发，湛蓝幽邃的眼睛，我到现在还难以忘却。后来我便经常遇到眼睛非常美丽的美国姑娘或者欧洲姑娘。2001年我去看大运会，旁边坐了一个非常迷人的英国姑娘。她看到我，还冲我笑笑，我竟痴痴地问：七年前我好像见过你……
　　乌拉的眼睛让我看得入了神，她似乎也发现了，便拿起一支怀表，在我眼前晃了晃。我醒了过来，尴尬地笑了笑。乌拉突然朝我伸了伸舌头：“免费怎么样？”我下意识地说道：“可以啊！”随后我马上改口：“不，不是的……”
　　乌拉的鬼脸迅速收了起来。她的变化太快，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不过，清醒过来的我也便不跟她胡扯了，和她说：“我以前给人做过辅导，一小时应该是￥30。”乌拉又突然鼓起了嘴，眨巴着眼睛对我说：“噢，我是学生啊，我很穷的……”随后，她弯腰去拿她的钱包：“你看你看！空的！”我打趣道：“是啊，你们都用信用卡，很少把现金装包里。”当时乌拉是面对着我弯腰的，我心头一震，因为我分明看到了……
　　最后，我们都妥协在￥25一小时，双方都感觉到了对方的让步，心里便都很满意。乌拉请我第二天下午四点半再去，她要整理一下材料。
　　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的脑海中总是现出乌拉的吊带上衣。还有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得香水味道。拐到图书馆，这种幻觉才消失。“呸！没出息！”我骂自己。
　　
　　
　　
　　

托洛茨基

　　
　　当年我才21岁，这是男人的“花季”啊。所谓“花季”，一定要符合以下几个特点：一，灿烂。花儿都是灿烂的，照耀它的是灿烂的阳光，映出来的则是灿烂的五彩缤纷。二，鲜嫩。刚刚绽开不久的花儿都还带着花苞里的养料，嫩的不禁雨点砸，不禁虫儿啮。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授粉”那种扭捏的心情，既渴求，又好奇。花儿的五彩缤纷其实就是为的吸引蝴蝶蜜蜂什么的过来“搔一搔”。但是它们又都害羞得紧，以至于蝶儿来了蜂儿来了，它们又都羞答答的，不肯做出个大方样子。
　　当年的大学生们就是这样，青春，健康，灿烂，阳光。他们对两性之间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和渴望，却又扭扭捏捏不知所以。他们会很高兴地给你谈“那事情”的感觉感受，并能够做出一大长串细致到位的心理分析。当你满怀仰慕地问：“那你经历过几次？”他们便用各种方式表示：零次。他们经常会表现出对异性的不屑，可是内心里，却对异性充满了敬仰和好奇。他们会在食堂用眼睛的余光去偷窥美女和美男。他们会用各种借口坐在美女或者美男附近，并作出各种怪动静和怪表情，吸引对方的注意，当他被对方注意的时候，却又故作矜持。他们不知道，那些被他们吸引过去注意力的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常常会在心里笑骂对方的傻乎乎的小聪明，个别素质低的美女还会在心里笑骂：“SB。又一个SB。”
　　穿得非常少的外国MM我实际上见过很多人次。以前北师大常常会迎来一批一批的美国留学生，她们经常聚在一起，坐在她们中间，你会很容易感受到古希腊人的形体美……记得有一个意大利裔纽约姑娘，她的吊带菲薄菲薄的，还很短，走路不小心，bra都看到了。这些吊带在你身旁扭来扭去的，你只会感觉到身旁是一个个肉蛋在飞舞。
　　大约是一冬天没有和留学生们交往了，尤其是97年的那一年我接触日本人韩国人太多了破坏了我得的审美体验了吧，见到乌拉，我竟然重又拾起了“花季男生”的感觉……
　　回到宿舍，我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在这里介绍一下我的这个小房间。这是个存放笤帚墩布的空宿舍，大小和格局同我的宿舍一样，不过房客只有一个，那边是我。我原来的宿舍人口众多，而且二十四小时有人醒着，尤其是晚上，常有一群“敌视汉人”的藏族人来到我们宿舍，又唱又跳，抓起饭盆就当垃圾桶，并且从来不收拾。实在不堪其扰，我才搬了出来，结果没想到那藏族人发现之后，竟然强烈要求和我同住，被我大飞脚踹到了一边。如果这个房间有他住，这里一定会在一夜之间变得比茅坑还臭。我曾在某夜晚亲眼见他偷偷用别人饭盆当夜壶，差点没气死。
　　这个房间人少，便非常安静，我喜欢在大半夜躺床上看书。这天晚上，我看书不断地溜号，换了七八本书，始终没有好转。眼看都凌晨两点了，操场上那些打篮球的人还是不肯去睡觉，篮球砸在水泥操场上“咚咚”的，我感觉我身体某个部位都要一起共振了。
　　又过了一会，我决定翻翻《聊斋志异》，这些故事需要集中全部精力，不然读起来费劲。就在这时，我的窗玻璃“嗒”地一声脆响。我赶紧跑过去观察了一下玻璃。还好，玻璃没碎。这是哪个缺德玩意在扔石子？我推开窗户，“我操——”结果又一粒石子砸在印堂，疼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正要从二楼跳下去去捉捣蛋分子，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生硬的女人的声音：“Victor！Victor！”
　　我一怔：“这是乌拉的声音！”
　　果然，靠着彻夜不灭的水房的微弱灯光的照映，我看到了身着那身黑色吊带上衣的乌拉。她的长发披在肩头，微风荡过，秀发轻扬，迷人极了。
　　我愕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她笑道：“我怎么不能知道？快让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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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怔：“这是乌拉的声音！”
　　果然，靠着彻夜不灭的水房的微弱灯光的照映，我看到了身着那身黑色吊带上衣的乌拉。她的长发披在肩头，微风荡过，秀发轻扬，迷人极了。
　　我愕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她笑道：“我怎么不能知道？快让我进来！”
　　我一阵狂喜。但是，西北楼门禁很严，女生严禁入内，更别说外国MM了。况且现在看门老头都在睡觉，把他们闹醒，后果是很严重的。好在我的宿舍就在二楼……我对乌兰说道：“这样吧，你从窗子进来！”
　　西北楼的一楼不住学生，因而一楼同二楼之间的通道都堵死了，从正门进楼的话，一般都是直接上二楼。因此，女生如果要偷爬进西北楼，一般都由二楼男生坠下绳子把她拉上去。三楼心理系男生就经常从二楼水房窗户里外地送人，没想到老夫今天也要……嘿嘿。
　　很快我的手中就多了一条绳子——这是当年我和同学郊游时候置备的法国进口尼龙绳子，别说一个乌拉，就连二百来斤的辽宁同学老孟都禁得住。乌拉似乎经常爬山，几下子她就把绳子缠在了腰上。我只拉拽了几下，乌拉就轻飘飘地登上了窗子。
　　月光下，乌拉显得万分妖娆。房间虽然黑暗，我却依然能看清她那乌蓝色的眼睛。此时，她正微微侧着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她的嘴唇是那样地红，红的都要爆开了。她的脖颈长长的，随着呼吸而微微扭动着。她的胸脯有节奏地起伏着，我似乎能听得见她“咚咚”的心跳声。她离我真近啊，近到了我可以触摸的距离……
　　就在这时，一阵巨响，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发现自己竟躺在床上，一本《聊斋志异》扔在一边，宿舍门正被人擂得山响。我气鼓鼓地打开了门，看到张强同学兴冲冲地钻了进来。
　　张强是我的大学同学，属于象棋特招选手。当时他本来也是我们宿舍的，同样不堪忍受藏族人的脏乱闹，平时就不怎么住寝室。他是北京人，每星期都要有两天到北京棋队上班带徒弟，还要到中央五台讲两次棋。我俩关系特好，我找到了“单间”宿舍，顺便也给他铺了张床。反正他一星期能来住一次就不错了。没想到，就在乌拉触手可及的关键时刻，这厮竟然突然出现，坏我的兴致。
　　“你丫怎么进来的？”我气鼓鼓地问道。
　　“爬水管子从水房进来的阿。”张强很得意：“看看你们那小身子骨，能和我比么？你看看，你看看，我不但自己爬上来了，身上还背了四瓶燕京啤酒！”
　　张强的背包号称“百宝箱”，经常能拿出一些让人惊喜的东西来。某次游泳，丫居然从里面摸出一副脚蹼，像模像样地戴上之后就冲到水里去了。还有一次喝酒，满地啤酒就是打不开盖。当时在草地上，谁也不肯用牙咬，结果张强这厮摸着摸着，居然摸出一个瓶起子。这次张强夜半爬墙，并捎来啤酒四瓶——还是冰镇的，外加锅巴花生米火腿肠一大兜子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推杯换盏外加大白话，四瓶啤酒很快就消灭了。我和他讲了乌拉MM的故事，没想到他兴奋点根本不在那里，而是不停地和我白话他前一段时间击败许银川的神勇经历。我对象棋一窍不通，顶多不至于相过河马蹩腿，但是，最初级的选手都能把我杀死，没办法，兴趣不在那里。听他说了几盘棋我就捆得东倒西歪，不知不觉中就呼呼了起来。
　　睡梦中，我似乎又感到有人把手伸进我的被窝，正在抚摸我的脊背。我一激灵，扭头一看：天啊，我这是做梦么？
　　只见乌拉换上了一件大红色低胸紧身衣，显出了细可盈握的蛮腰和嫩如凝脂的酥胸；两条修长匀称的美腿从纯白色超短裙下探出，好似白玉铸就的一般；杏核眼，尖尖颏，一张轻施粉黛的美艳脸庞。一阵香风拂过，乌拉那长长的秀发轻轻地飏了起来……我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候，眼前的美人乌拉说话了：“清夜独眠，得无寂耶？”我讶道：“卿亦通文言否？”乌拉粉脸微颦：“妾向慕君之雅才，今乃得见。真真天作之合也……~!@#$%^&~”老夫大说，执其手而欲与燕好。乌拉一笑，轻解红衣，缓退短裙，一个令人眩目的美女就这样把身体展示在我的面前。我克服晕眩，拥女入怀，正待狎亵，只见乌拉突然张开大嘴，“哗啦”一声，一口凉水齐刷刷“喷”到了我的脸上。
　　我睁眼一看，原来襟前的被窝湿了一大片。哪里还有乌拉的影子？只见张强晃晃悠悠地把饭盆放在了桌上。他看见我醒了，赶紧道歉：“不好意思哈，喝多了，有点口渴。这水不脏，我刚凉的……”
　　我赶紧起来收拾被子。好家伙，张强这小子端着饭盆跳舞呢？洒了这么多水。我正在收拾被子，突然感觉内裤里面有点凉。我脸一红，端起脸盆就往外走。张强问道：“你嘛去啊？”我说：“太他妈热了，冲个凉！”
　　好不容易等到了第二天下午四点整。我详细估算了时间，大约下午四点十二分出发，应该能保证提前五分钟到。我穿戴整齐，轻飘飘地走出宿舍，颠下楼梯，骑上自行车，从“乐群餐厅”拐向东，一边看着篮球场上打球的大汉们，一边用余光瞟着迎面而来的漂亮的女生。其实，这几乎是所有没毕业的大学生们的走路习惯。
　　到了留学生楼，看门老头对我简直不能再熟悉，就算我蒙面走进来，他都能一眼把我认出来。可是，他还是要我拿出证件。不过没关系，查学生证的时间早就被我计算进来了。但是我一翻衣兜，突然愣住了：忘带学生证了！
　　
　　

托洛茨基

　　到了留学生楼，看门老头对我简直不能再熟悉，就算我蒙面走进来，他都能一眼把我认出来。可是，他还是要我拿出证件。不过没关系，查学生证的时间早就被我计算进来了。但是我一翻衣兜，突然愣住了：忘带学生证了！
　　讲原则是好事情，但是盲目地讲原则就是蛮横不讲道理，为了满足个人那种行使权力的虚荣心而对人情毫不通融。留学生楼看门的老头早就能把我的个人情况倒背如流，可是他偏是不放行，还和我讲什么“现在留学生楼住着外国人，这里就是外国，你没有证件怎么能随便进入人家的领地”之类的歪理。没有办法，本来是计算好了时间，提前几分钟出现的，这倒好，来回一折腾，反倒多花了十几分钟。本来很好的心情终于被这个无谓的失误弄得极糟——直到我来到乌拉的宿舍门口。
　　原来，乌拉的宿舍门关得严严的，上面还贴了一张小纸条：“对不起，有事外出，推迟两小时。”
　　短短二十分钟里，我的心情曾经变得十分沮丧，又因为这张小纸条而感到十分庆幸。高兴了一小会，我回过味来了：真正爽约的，应该是乌拉。
　　两个小时里我简直无所事事，只好在楼里乱窜，“会会”老朋友。我先去了意大利人保罗的寝室。还没到门口，我就听到里面有动静。瞧了半天门，也没有人答应。我摇摇头：大概这厮没关电视。刚走了几步，门开了。
　　保罗是个标准的意大利美男，身材高大匀称——其实他只有一米八零，并没有乌拉高。保罗的头发浓黑浓黑的，打着自来卷，眉毛毛茸茸的，笔直的鼻梁和满脸的胡子茬，十分性感。不过，他的毛衣穿反了。他看到是我，略微有些诧异，犹豫了一下才请我进去。
　　我刚一进去就马上明白了。他那金发碧眼的女朋友好像刚刚穿好衣服，被满脸大汗破坏的粉妆还来不及修补，好在她见我之后，笑得很自然。是啊，饮食男女，哪一个不是人之常情？若要指责别人“偷欢作乐”，除非你是个Monk。
　　不过，到底因为破坏了人家的好事，我和他们俩聊得很不自然，说了两句就撤退了。不知怎的，出门之后，我竟然联想起了昨天晚上做的梦了，脸上不禁热了起来。
　　又找了几个美国人聊了一会，好不容易捱到了六点半。当我再次来到乌拉的房门口时，却沮丧地看到那张纸条还在那里。这说明——她根本就没回来。不过，沮丧之余，我还是有点心存侥幸，便走上前去敲了敲门。
　　北师大的留学生宿舍绝大多数都是两人一间，一人一间的极少，而且价格昂贵，乌拉这间就是如此。其实单人间多数位于拐角旮旯，不通风，又不见阳光，面积没有双人间大，价格却相埒，实在不是一个经济划算的选择。但是，整个房间只有自己，这种完全的私人空间还是很受欢迎的。大约乌拉就是因为这一点吧？师大的留学生多数是十八九岁的小孩，像她这样二十四岁的大姑娘是很少见的，大约她是很不愿意和那些与自己有两道代沟的Gailes同住的。
　　敲了几下门，没有等待回应我就拔腿撤退了。敲一下门顶多满足一下我的机会主义好奇心，但这个好奇心是很脆弱的，经不起时间消磨的，只几秒钟，我就确信：乌拉肯定还需要我多等一会。
　　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房门竟然开了！
　　乌拉仅仅把门开了个小缝。她东瞧瞧，西望望，确认楼道里没有别人之后，对我做了个手势：“Come in!”
　　我推门进去之后，脑袋“嗡”了一下。
　　只见乌拉只穿了一件三角下衣，裸着上身，背对着我光脚颠到床边，抓起一件T恤就套了下来。因为她不是完全背对着我，我看到了她高耸的胸脯在套T恤的时候颤了一下。随后，我赶紧把脸移开了。
　　乌拉转过身，若无其事地和我打招呼，随后，便用她那不慎流畅的汉语向我解释：“非常对不起，我其实是睡得太晚，打算推迟两个小时的，没想到闹钟坏掉了，为了不耽误你的时间，我就……”她做了个鬼脸。
　　其实大个子女生做起鬼脸，也是蛮可爱的。

托洛茨基

　　乌拉转过身，若无其事地和我打招呼，随后，便用她那不慎流畅的汉语向我解释：“非常对不起，我其实是睡得太晚，打算推迟两个小时的，没想到闹钟坏掉了，为了不耽误你的时间，我就……”她做了个鬼脸。
　　其实大个子女生做起鬼脸，也是蛮可爱的。
　　乌拉目前还是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但她出来做项目都做了两年了。我怀疑她是不是不肯毕业，利用留学的机会骗国家的教育福利。我一开始总把她的学校简称为“哥大”，结果乌拉很不高兴。也对，我们学校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大家容易搞混，就像我们从来不把南开简称南大，因为它容易和南京大学搞混。
　　乌拉首先要求我帮她翻译两篇鲁迅的杂文。而且是象讲课一样逐词讲解。两篇文章我都非常不熟悉，一个是《坚壁清野主义》，选自《坟》；另一个是《文人相轻》，选自《且介亭杂文二集》。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学习现当代文学，而当时年轻人中间有流行着一种鄙薄鲁迅的风气，因此，我便更加不去读鲁迅的全集。作为本科生，当时也不能要求我们读遍鲁迅的所有文章，现代文学三十年，重点的“大文豪”就有七八位，鲁迅要看，郭沫若要不要看？矛盾老舍巴金呢？专门看了他们的作品，那么，沈从文朱自清郁达夫叶绍钧（就是叶圣陶，此公决不仅仅是童话作家，他的小说创作的很早很有影响，比如《倪焕之》）闻一多徐志摩呢？
　　因此，我一开始没有进行小说的翻译，而是和她讲了讲鲁迅的生平及创作。这时候乌拉的汉语就完全不够用了，我只好用英语说。说了半天才说到鲁迅去日本，乌拉得耐心就没有了。她眉头一皱：“你和我讲讲‘课文’吧。”我一阵苦笑，只有坦白地告诉她：“I need preparation.”然后我告诉她，这两篇文章我都没细读过，当年也不过翻目录看到了题目。乌拉很不解：“鲁迅不是你们国家最伟大的作家吗？”
　　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难道中国只有一个鲁迅吗？我相信你们丹麦绝对不是只有一个Anderson（就是安徒生，我说安徒生她绝对听不懂）。”乌拉得意地一撇嘴：“是啊，我们丹麦有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赞道：“丹麦伟大！”心里说：当年你们的祖先还是海盗的时候，我们的唐诗宋词就已经达到极高的境界了。和宋朝的皇帝相比，你们那个卡纽特根本就是个文盲。
　　乌拉对我不能马上“满足”她很不满，但她很快平静了下来。她说：“你没有完成你的工作，我这次不能付给你钱的。”我说：“没关系，让我准备一下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工作吧。”乌拉刚才还紧缩双眉，现在突然又做了个鬼脸：“那你不觉得吃亏吗？”
　　这就是西方人的直白。相比之下，欧洲人的直白比较理性一些，美国人的直白比较幼稚可爱一些，日本人基本不直白。但是三种留学生的最大特点是：经常用词不当。这句话要是由一个中国人说出来，那显然是话里带刺，还是那种一眼就能被人觉察出来的讽刺。
　　我说“It’s OK”，我不在乎这一次两次的。乌拉看了看表，对我说道：“我们刚才进行了半个小时——”她看看我：“我请你喝咖啡吧，算作这半个小时的学费。”
　　我笑道：“是啊，我欣然接受，你还让我……”我想说“你还让我在这里耽误了两个小时”，话说一半就把话头掐断了。但是乌拉似乎最受不了对方把话说一半，拉着我一定要我把话说完。她的手比较大，但也比较柔软，上面润着湿湿的一层汗。她抓住我胳膊的时候，我的心猛地跳了几下。
　　留学生楼一层的咖啡厅距离真正的咖啡厅还有一段巨大的距离，其实就是几张桌子，四周摆上沙发软座，所有的服务都由一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吧台来提供，整个咖啡厅不隔音，因为咖啡厅的“墙”就是几个钢化玻璃做的屏风，吧台的音乐从来不敢放太大声，怕一楼的留学生抗议。咖啡厅入口紧挨着看门老头的值班室，这个老头满脸皱纹东张西望，看见留学生就媚笑着“Hello”，看见中国学生就端起脸孔来查证件，十分煞风景。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里的咖啡都是速溶咖啡，难喝极了，还卖十块钱一杯。
　　乌拉替我要了一杯咖啡，“麦氏”咖啡。这种咖啡在今天几乎都绝迹了，我都很久没见到这个牌子的咖啡了。当然了，我根本就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比较有意思的是，乌拉给自己要了一杯酸奶，又要了一盒饼干，大大方方地放在她自己面前，超出了我的胳膊能够到的范围。是的，西方人对“你的”“我的”分得极清楚，“我的”东西你不要随便动，当然我也不会去动“你的”东西。这种事情我早习惯了，原来乌拉分得真清楚，我和她讲了大约半小时，她就以一杯咖啡来作为“报酬”，咖啡的价格约等于那半小时的学费。
　　不时地有和我认识的留学生过来打招呼。乌拉有的时候冲他们点点头，有的时候不予理睬，自顾自地和酸奶吃饼干，吃了几块饼干，又买了一包烟自己抽上了。
　　大概那时候我身边抽烟的女性不多，我对乌拉抽烟的姿势观察了好半天。她身体前倾，右臂折起来垫在茶几上，烟卷夹在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下颏搁在右手手掌上，隔十几秒钟就把烟嘴凑到嘴边轻吸一口，然后慢慢地把烟呼出来。她穿着半袖线衣，整个小臂线条清晰地展露在茶几上。从手腕到手肘，那种略带弧度的小臂曲线，看上去非常完美。
　　

托洛茨基

　　两天之后，我再次来到乌拉的房间。乌拉和我约好一周“上课”两次，每次一到两小时。这次我没有在门上看到字条，便敲了敲门。
　　没有动静。
　　我又敲了一会，乌拉才把门打开。她披散着棕色的头发，睡眼惺忪地示意我进去。这一次，乌拉没有赤裸上身，而是穿了一件纯棉短衣，算是睡衣了。但是，她并没有把短衣的扣子扣上，胸前的衣襟便敞开着，关上房门后鼓来的一阵微风轻轻地撩开了她的衣襟，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的左胸……一颤，便赶紧把头扭开了。乌拉揉了揉眼睛，才懒洋洋地扣上了胸前的一个衣扣。可能是衣服太小太短？也可能是因为她只扣了一个衣扣？她的胸把衣服撑得非常紧，我很担心那个口子会突然绷开。
　　乌拉眨巴了一下眼睛，才有点清醒过来。她搔了一下屁股，发现自己还穿着小内裤，赶紧坐在床上，抓起一条牛仔裤，把两条长腿套了起来。随后，她拿起洗漱包，屁股一翘一翘地去洗漱了。
　　我便站在房间当中，欣赏起她的“闺房”来。
　　乌拉的房间窗子朝西，整个屋子呈长方形。她的床很别扭地顶在墙角，床尾处有一个木制衣柜。窗下有一个写字台，靠墙处有一个不大的书架。再加上一把软椅和两只木头椅子以及一个折叠桌，房间里就再没什么家具了。
　　乌拉显然十分“不拘小节”。她的书本很随意地丢在写字台上，窗台上的酸奶盒子方便筷子和化妆盒摆得很不整齐。床上横七竖八地扔着几件衣服，被子被蹬在一边，看来她是从来不叠被子的。床下的鞋子也是各个朝向都有，一只厚根凉鞋还踩在了旅游鞋鞋面上。
　　一切都和男留学生宿舍一样乱，只是——味道不一样。整个房间弥漫着浓重的女士香水味道。这种味道和男生寝室的味道截然不同。当然，留学生楼到处都是香水味，来源主要是各位过路的留学生“发散”出来的，而学校有时候也特意放一些芳香剂在楼道。
　　我去过相当多的女留学生宿舍。
　　一般来说，美国女生的宿舍比较随意些，但她们多数两人一间屋子，还不好意思太糟害，自己的垃圾都对在自己的领土之内，你不到我这里捣乱，我也不去你那里制造垃圾。欧洲人的宿舍比较规整些，当然，我认识的欧洲女生多数都比美国女生岁数大，有一位瑞士大姐都四十了，同宿舍的康奈尔小姑娘才十六，可以当她女儿了。不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她们的共同特点：不叠被子。讲究的就把被子平铺起来罩在床上。不讲究的，起床时蹬到一边，睡觉时往身上一裹。后来我去国外，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也没有一个叠被子的。还有位老兄在新加坡工作，每天都很讲究地把被子平铺在床上，再盖上被罩。
　　日本女生和韩国女生就略有不同了。有的日本女生和韩国女生也是把被子乱蹬乱盖，但两国女生颇有些有洁癖的，我曾经亲眼看过一个白净漂亮的日本女生跪在床上一丝不苟地叠被子。韩国姑娘动作夸张地叠被子的情形我也见过很多。地球东西还是很有差别地。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乌拉洗漱完毕，扣好扣子，精神抖擞地回来了。几绺头发湿淋淋地附着在额头上，让我想起了去年和一群美国女生去游泳的经历，心头不禁一动。
　　乌拉向我做了个鬼脸，向我致歉：“闹钟又没有叫醒我。今天我们讲两个小时吧，从你进房间那一刻算起。现在，please allow me to——”
　　她从门外的冰箱中拿出来两盒酸奶，又从写字台下面的纸箱中捏出一袋燕麦片。我惊讶地看着她把燕麦片全都倒在一个饭盆里，然后又把酸奶全都倒了进去。盒子里还有残余的酸奶，她就把盒子对着饭盆拼命地摇晃，有的酸奶居然溅到了桌子上。冰镇草莓味酸奶+荷兰燕麦片，这种吃法我当时还是第一次见。
　　乌拉就这样一边吃一边听我讲解“辛亥革命”。乌拉几乎每次见到我，都会先让我讲一段近现代历史。这也是我愿意做的，我对历史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文学，讲起这些东西来便不需要事先准备，十分省事。不过，说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时候，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是啊，一个大嘴巴女士就在你面前十几公分处“吧唧吧唧”地吃东西，那味道还特别容易辨别……谁能忍得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