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政坛魅力领袖的浮出

日月光

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几位魅力型的政治人物，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他们以鲜明的立场、强人的风格、大胆的言论和行为，搅得世界风生水起。* l: a1 B6 a& K/ A$ s

1 U! X. H; [% E6 |. m' Z) H' K) {　　伊朗总统内贾德的人生经历有三个个人特征：激进的革命学生和青年、虔诚和保守的伊斯兰信仰者、平民主义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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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贾德的对外政策以反美反以色列为中心。他批评美国“允许先发制人，实际上是现代的战争狂人”，称美国的“单边主义就是取消联合国”。他宣称“以色列必须从地图上抹去”、纳粹大屠杀仅是“神话”、以色列应搬到欧洲去。内贾德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同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同美国一直处于对抗状态有关，同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半个多世纪的对抗有关。当“仇恨”成为中东长期矛盾的表达方式时，有关“仇恨”的言论便成为主导人心的棋局“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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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政上，内贾德具有民粹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强烈色彩：他是伊朗24年来首位非宗教界出身的总统，拥有工程师文凭而非宗教学院的文凭。他多次强调“始终与人民在一起”，“这个国家真正的问题是就业和住房问题，而不是穿什么的问题”。他当选总统后，拒绝入住总统官邸，拒绝使用总统专机。他之所以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获得民心，实际上反映了伊朗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和贫富差距问题。内贾德敢于鲜明地提出这一问题，从而赢得了广大低层人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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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人生经历特征是：热情的少壮军人、理想主义的造反者、激进的社会斗士、艺术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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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x6 v, T' `8 T　　查韦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反美反布什。他有诸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言论，嘲讽布什是“危险先生”、“蠢驴”。查韦斯的这种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本人以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为楷模，具有强烈而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美国在他上台后，不断介入委内瑞拉内政，想把他搞下去，从而更激发了他与美国对抗的意志。3 I# ?; ^7 Z3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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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政上，他的关注中心是穷人和弱势群体，把石油大企业等收归国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按“华盛顿共识”，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后果是，贫富悬殊、失业加剧、腐败盛行等社会问题严重，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派政党在选举中崛起，采取了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的新经济政策。魅力人物都是此时应运而生的。应该说，查韦斯这类人物的出现，是拉美国家社会状况和社会情绪的一种表达。人在德国 社区- p  ]% a/ u% B2 Z* x1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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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内贾德和查韦斯的特征，可以看出若干共同点：& Y8 X4 v8 f,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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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的国际体制中，他们是反体制者。美国是当今国际体制中仅存的超级大国，他们怀有强烈的与美对抗情绪。8 f0 }' O9 {- P4 w

+ H* ?% U3 x' Q, }人在德国 社区　　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试图代表各自国家过去受伤、现在受压的民族尊严。他们都具有较强的平民主义色彩，在各自国家中通过向穷人和弱势群体直接诉求，赢得选举而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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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国家关系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正当的支配权有三种类型：一是“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习俗化的传统与制度；二是“超凡魅力”型的权威，它来自领袖人物的个人素质和魅力及民众的认同；三是“法制”的权威，来自由社会共识而形成的法律体制。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三种权威类型均在不同文明中有所体现，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情势下，三种类型的体现强度有所不同。从发展角度看，习俗型、权威型和法制型似是权威形态演进的一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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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魅力领袖的特征，不少人进行过研究。“路径－目标”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豪斯认为，魅力领袖的特点是具有极高的自信、极强的支配力和极为坚定的信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两位学者康格和凯南格认为，这种人有一个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并能够为此目标而全身心地投入和奉献，反传统，非常固执和自信，是激进变革的代言人，而不是传统现状的卫道士。从内贾德和查韦斯的个人特点来看，似也符合上述“魅力领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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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曾提出一个“世界历史个人”的概念，同“魅力领袖”的概念有点类似。这种人是历史关节口的“热情”代表和“理性”代行人，他们一生冒险犯难、九死一生、辛苦遭逢，绝无通常意义上的幸福可言。这种人只可能产生于大灾难和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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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5 b' v! w2 L8 J人在德国 社区　　如上所述，魅力领袖往往具有信仰型人格，但作为领袖，又要面对许多实际事务，要有很清醒的现实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有矛盾的，集二者于一身并应时而用，其火候是很难把握的。从历史上看，很多魅力领袖的败笔是自信与信仰过了头，失去了现实感，成为一种“理想虚妄”，结果是“我志未酬人亦苦，中原到处有啼痕”。2 T5 t; ~8 q: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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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社会，“法制”权威的特点比较突出。制度越完善，政治人物就相对越平庸。基辛格当年访华，曾发过感慨，大意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业余的、客串的、玩票的政治人物，他们才是专业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