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7-9日普鲁士改革Symposiom/普鲁士1807农奴制改革Seminar

fussfun

这个学期Universität Witten/Herdecke的Stufu（Studium Fundamental)部门的历史课开设了一堂Seminar，叫做1807---2007 Reform。
主题就是关于探讨1807年普鲁士农奴制改革的产生和历史影响，两百年过后，今天的德国还能从普鲁士改革中学到什么。

我个人因为对大国崛起的政略比较感兴趣，所以义不容辞的选上了这个课，
可是没想到，德国学生对该内容反应极为平淡，一提到普鲁士就流露出厌恶的神情，结果seminar上除了我只来了两个德国学生
这个星期四的课上，其中一个男生还因有事不能来，也就是说只有两个人上了，可怜的Dozent

不过德国人越是对他们自己的这段历史如此敏感，还越是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想知道普通德国人被洗脑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星期四是讲historische setting，就是分析促发当年普鲁士改革的历史背景，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我们Witten一起来讨论学习，
这个星期四下午14：00 - 15：30，Uni. W/H
我们的Dozent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德国人，课堂气氛一向是非常locker的，可以就当是聊天一样，有兴趣的同学请跟我联系

[ 本帖最后由 fussfun 于 2007-12-6 23:27 编辑 ]

fussfun

选个中文的资料看看，是不是很有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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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鲁士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


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系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经过几百年的苦苦奋斗，德意志终于在1871年由普鲁士实现了首次民族大统一，然而却又因两次大战的失败，国家再度分裂，直至近年才重新实现统一。可以说，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或曰谋求国家统一）就成为了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为什么我们讲普鲁士王国的兴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就因为德国的统一大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那么，身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欧洲和一个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间，人口和领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鲁士，又究竟是凭借何种“神奇的力量”逐渐由弱变强，一步步壮大发展起来的呢？

从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意志各邦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各邦有充分权利同欧洲任何国家签定条约。这样，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后确定下来。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种程度，有这样一组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这些邦国的君主却都很自负，无论其邦土大小都一样建立起自己整套的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也拥有军队。一支军队有时只有12个士兵组成。

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显得十分与众不同。须知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二、普鲁士道路的特点

（一）奉行先军政治，重视国防建设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了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

（二）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惟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

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惟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

（三）王权强大，同时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

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

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三、普鲁士道路得以形成的原因

（一）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推行重商主义，注重发展经济

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了1万1千多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

（三）鼓励移民，收容新教徒。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了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

（四）统治者忧患意识强烈，较少陷入腐化堕落

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军费与政府开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了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

他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弗里德里希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军，来到波茨坦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五）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项改革

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了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

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了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效仿“样板”。

（六）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复国兴邦的强烈愿望，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基数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

（七）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为本国谋求利益

无论是早期的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像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

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来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

（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推动。

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了了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

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了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而一部“普鲁士道路”的演进史，也在某种意义上不断给予着我们警示和启迪。

[ 本帖最后由 fussfun 于 2007-11-19 11:56 编辑 ]

fussfun

继续上些基本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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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9世纪初由普鲁士首相H.F.K.vom施泰因（1757～1831）和K.A.von哈登贝格（1750～1822）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以及1850年普鲁士政府继续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导致了农奴制度的废除。

　　历史背景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德国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资产阶级的不满日益增长，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国各邦诸侯和封建农奴主的统治受到强烈震撼。普鲁士政府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和利用农民去同拿破仑作战，以防止国家覆灭，挽救大土地所有制，不得不实行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首先是农奴制改革。

　　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改革 　施泰因的改革是从“十月敕令”,即1807年10月9日公布的《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的敕令开始的。法令规定，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有自由支配财产、自由选择职业和决定婚事的权利。但这次改革仍极力维护地主的利益。领地裁判权没有取消，与土地占有相关联的一切封建义务仍被保留下来。法令还允许地主把拿破仑战争时期“无主”的农民土地攫为己有，同时可不管农民的意见，只要给予相应的代价，便可占有农民原有的份地，把小块土地联合成大地产。这实际上是给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大开方便之门。由于施泰因在拿破仑的压力下于次年逃往俄国，他所开始的改革由后来的首相哈登贝格继续实行。

　　1811年9月14日,哈登贝格公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对调整土地关系作出了规定。根据敕令，农民可以用出让部分土地给地主的方式，来把所占用的土地转归自己所有，并解除了劳役和其他常规地租等封建义务。具体条件是：有世袭份地使用权的农民，出让其土地的1/3,无世袭份地使用权的农民，则出让其土地的1/2,然后农民才能成为余下的土地的所有者。对割地部分，经地主同意，农民也可用一次付款或以后按期交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办法取得所有权。施泰因曾许诺每个帮助德国从拿破仑控制下解放的农民，都能成为自己份地的所有者，而割地的规定显然从施泰因的主张倒退了。但即使是这种很有限的改革，也遭到了普鲁士封建贵族的强烈反对，并由于同拿破仑作战而未能实行。

　　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普鲁士贵族地主利用时机阻挠正在进行的农奴制改革。普鲁士政府于1816年颁布了“皇家公告”，对可以用金钱和土地赎免封建义务的农民的范围大加限制。公告规定，只有至少拥有一辆双套马车、而且是两三代以来一直占有份地的农户，才能按1811年的“调整敕令”赎免封建义务。而且，森林、沼泽和牧场，悉归领主所有，农民失去了利用的权利。到182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义务解除法”、“公有地分割法”，重申只有富裕农民才能赎免封建义务，他们可以用支付25倍地租的办法来赎买自己的各种义务，并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分割，变为私人所有。

　　直到1848年革命为止，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仍是不彻底的，其范围也受到限制。1816～1848年，在普鲁士只有35万农户赎回了封建义务，变成自己份地的所有者。而地主却在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过程中,得到了约150万摩根的土地和1850万塔勒的现金。

　　1850年的赎免法令 　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失败，但被革命吓得胆战心惊的普鲁士地主阶级，却不得不继续实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以缓和农民的斗争。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调整法”，规定在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无偿地取消农民一些次要的封建义务，而同土地占有直接有关的主要封建义务，即各种强制劳役和地租，农民必须向地主赎买。农民的赎买办法有两种：或者交纳赎金，即向地主交纳相当于重要的封建义务折算成的货币地租额的18倍的款项；或者出让土地，即以价格相当于赎金的土地让给地主。这样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民已不限于富裕农户，而扩展到大多数农户了。1850～1865年,在普鲁士有1.3万户大农和101.4万户小农办完了赎买封建义务的手续。当时曾设立土地银行,专门办理缴纳赎金的业务。在这期间,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为了赎免封建义务，割让给地主11.3万摩根土地，缴纳赎金1970万塔勒。成千上万农民因而陷入破产境地。但通过这次改革，普鲁士的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了。

　　意义 　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对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农民赎买封建义务，共交纳 9～10亿马克的赎金，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容克地主夺占了更多土地。他们掌握的巨额赎金用作货币资本，在城乡从事资本主义经营。赎买封建义务的苛刻条件，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大批小农先后破产,或者沦为雇农,或者补充到城市工业无产者的队伍中去,只有少数上升为富农。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封建残余因素被大量保留下来。在普鲁士改革的影响下，德国其他许多邦国也进行了类似的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以上情况，决定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在德国乡村的优势，也给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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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吉利豪情 于 2007-11-20 16:33 发表
既然普鲁士统一了德国，为什么德国人对普鲁士有反感呢？

普鲁士历史曾代表着德国的好站精神，德国人还没从二战的阴影里出来，被洗脑了呗

fussfun

为了纪念普鲁士改革200周年，星期五晚上8点在维藤大学的大厅里将以朗诵的形式揭开为期两天的“普鲁士的回忆（Preußische Reminiszenzen）”的Symposion。

星期六早上11点开始专题报告，报告者包括seminar的教师Angelika Wulff，她的题目是：
"Der Zusammenbruch des friderizianischen Staates und der Tilsiter Friede 1807"

来自Main的欧洲历史研究院（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in Mainz）的Heinz Duchhardt教授，题目是：
die "'Revolution von oben' - die sozialen Reformen des Freiherrn vom Stein und ihre Folgen".

来自Universität Greifswald的哲学系教授 Thomas Stamm-Kuhlmann的报告题目是：
"Die preußischen Reformen - eine Beamtenrevolution?".

最后讨论的核心问题是：
"Hat 'Preußen' Zukunft - Ist 'Preußen' mehr als ein Mythos?"

星期天上午11点开始还是在大学里结束Symposion，节目是以普鲁士皇宫音乐（包括普鲁士国王Friedrich dem Grossen等人的作品）为主题的古典音乐会，包括笛子和大提琴及弦乐四重的演奏：

Das Junge Orchester NRW unter derLeitung von Universitätsmusikdirektor Ingo Ernst Reihl Louis Ferdinand Prinz von Preußen, dem Enkel Kaiser Wilhelms II.(Streichersuite) spielt Werke von J.S. Bach (3. Brandenburgisches Konzert), Friedrich dem Großen(Flötenkonzert),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Cellokonzert) und. Solist des Cellokonzerts ist der weithin bekannte Berliner Cellist Wolfgang Boettcher, das Flötenkonzert Friedrich des Großen interpretiert Novita Kundler (Düsseldorf).


欢迎大家前去！


Die "Preußen-Tage" beginnen am Freitag, 7. Dezember, 20 Uhr, mit einer Lesung im großen Hörsaal der Universität unter dem Motto "Preußische Reminiszenzen". Mitglieder des Theaters der Universität rezitieren Texte von Autoren wie Heinrich von Kleist, Bertolt Brecht, Theodor Fontane und Heinrich Heine.

Am Samstag, 8. Dezember, steht ab 11 Uhr das Symposion mit drei Vorträgen auf dem Programm. Angelika Wulff, M.A. (UWH und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widmet sich dem Thema; "Der Zusammenbruch des friderizianischen Staates und der Tilsiter Friede 1807". Prof. Dr. Heinz Duchhardt vom Institut für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in Mainz spricht über: die "'Revolution von oben' - die sozialen Reformen des Freiherrn vom Stein und ihre Folgen". Der Vortrag von Prof. Dr. Thomas Stamm-Kuhlmann trägt den Titel: "Die preußischen Reformen - eine Beamtenrevolution?". Die Podiumsdiskussion ab 19 Uhr zum Ausklang des Symposions steht unter der Leitfrage: "Hat 'Preußen' Zukunft - Ist 'Preußen' mehr als ein Mythos?"

Mit "Musik am preußischen Königshof", einem großen Matinee-Konzert,enden die "Preußen-Tage" am Sonntag, 9. Dezember, in der Großen Halleder Universität (Beginn: 11 Uhr). Das Junge Orchester NRW unter derLeitung von Universitätsmusikdirektor Ingo Ernst Reihl spielt Werke vonJ.S. Bach (3. Brandenburgisches Konzert), Friedrich dem Großen(Flötenkonzert),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Cellokonzert) und LouisFerdinand Prinz von Preußen, dem Enkel Kaiser Wilhelms II.(Streichersuite). Solist des Cellokonzerts ist der weithin bekannteBerliner Cellist Wolfgang Boettcher, das Flötenkonzert Friedrich desGroßen interpretiert Novita Kundler (Düsseldorf). Der Eintritt beträgt10 Euro, ermäßigt 5 Euro. Karten an der Tageskasse oder in derBuchhandlung Krüger, Witten, Bahnhofstr. 30, Tel. 02302/282800.

[ 本帖最后由 fussfun 于 2007-12-6 23: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