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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文章,我很久以前也看过,当时也似乎被这篇文章所说服,但是仔细一想,漏洞遍地。
以色列的确卖武器给中国,但是那是出于国家利益的 考虑,绝对不是出于谓的好感,报恩的心理,他卖给台湾的更多。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恐怖主义绝对不比人肉炸弹逊色,不过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媒体,我们看不到而已。
转一篇文学城的文章。
这里是今年9月9日我写下的日记:“晚上11:30,耶路撒冷又炸了!地点是Emek Refaim St.上的Cafe Hillel。我在耶路撒冷期间一直住在这条街尽头的一家教堂旅馆,Cafe Hillel是最常去的地方。最近一次去的时候,座位满了,我就坐在紧靠门口临街一张小桌子旁。这里是最没有人愿意坐的地方,因为人体炸弹如果遭到阻挡,靠门的座位最危险。刚才在电视里看到,就是我坐过的那个地方,桌子已经被炸塌,头顶Hillel的广告牌倒挂下来。那个广告牌是红底一个黑色的人形,广告词是‘如果我不在家,也不在Hillel,那就是在去Hillel的路上’。现在,那些喝咖啡的人走上了另一条路。”4天后,我再次来到这家咖啡馆门前。“首先听到的是吉它声,十几个以色列小伙子围坐在地上,为死难者唱歌。一地烛火。曾经坐过的凳子已经看不到,因为整个咖啡馆被纸板包起来。外面贴着死难者照片,烛台,鲜花映衬着他们依旧灿烂的笑容。七、八个保安在这里巡逻。旁边一个报摊上好几种报纸头版都是阿拉法特的面孔。以色列内阁原则同意驱逐他。”网上的有些人希望我“尝到人体炸弹的滋味”。通过这两则日记,字里行间,我想读者应当体会我的沉重。事实上,同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一样,我不是没有“尝到人体炸弹滋味”的可能。我在以色列被迫坐过两次公共汽车。每次都紧张得要死,不时打量身边的人,搞得人家很怀疑我。即使走在大街上,身边有公共汽车开过我都会紧张,担心那是一颗流动炸弹。9月9日自杀爆炸发生后,我打电话给一名以色列朋友,他正在一家酒吧。我说,赶紧回家吧。他却说,你才要当心,以色列很快会对加沙报复。这就是我们这些当事人的处境,我们不是在喊一些不着边际的口号,我们在用生命体验。那个问我“是否收了阿拉法特钱”的人,希望你能体会。以“恐怖活动”定义来看,自杀爆炸属于此列。它的目的不在于杀死敌人,而是以伤害平民、制造恐慌为目的。自杀爆炸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背后有深层次的政治含义。激进组织头目利用自杀爆炸制造影响,达到政治目的。但是那些背上炸药包,仅仅为了两万美金就可以送命的年轻人,究竟是了为什么?“自杀”这种死法在《古兰经》里遭到禁止,为什么“自杀袭击”在巴勒斯坦人中间得到普遍支持?贫穷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对于一些巴勒斯坦人来说,生不如死。在加沙,本地人一般有些地产,生活还过得去。外来难民就比较惨。我见过贾巴利亚难民营里的一个家庭,60平方米的土胚房子里住着18口人。加沙处于以色列完全封锁之下,失业率高达70%,这里的巴勒斯坦人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生活,不懂得惜命。如果没有占领、没有封锁,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还会选择这种方式吗?在我接触的巴勒斯坦人中,凡是有点资产的生意人或是知识分子,大多认为自杀爆炸对巴勒斯坦人“弊大于利”,而穷人则为之欢呼叫好。造成巴勒斯坦目前的贫困状况的原因,巴民族权力机构运转低效是其中之一,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城市的封锁、宵禁等“集体惩罚”措施恐怕难辞其咎。以色列需要自我防卫,但不要忘记“防卫过当”这个词。以色列总理沙龙崇尚“威慑政策”,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态度赢得国内普遍支持。可是这种政策是否奏效?1970年8月沙龙受命清理加沙地带的“恐怖主义”。他扬言7个月肃清加沙,手段是武力恐吓、威胁当地居民,使之不敢同“恐怖分子”合作。比如,追赶“恐怖分子”时,毫不犹豫毁掉大片果园、庄稼,起到震慑作用。短时期内,沙龙尝到了甜头,“恐怖事件”得到遏止。可是放眼来看,30多年后的今天,加沙地带针对以军士兵和定居者的袭击变本加厉,而沙龙使用的手段还是老套,只是改了名字,叫作“集体惩罚。2002年12月,以军炸毁加沙地带一栋民房,一名怀孕5个月的妇女来不及逃出,葬身废墟。原因是她八杆子才打着的亲戚参与“恐怖活动”。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占领”依旧存在,只要老百姓认为自己还在“压迫”之下,“恐怖”就有市场。即使暂时遭到打压,难免有一天死灰复燃。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来说,以色列该选择“威慑安全”还是“合作安全”(见《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殷罡主编)?安全要靠威慑取得,和平也因此成为“恐怖的和平”。冷战结束后,“威慑安全”在世界许多地区为“合作安全”概念所取代,即通过建立相互信任、军备控制、经济合作等措施来保障彼此安全。“威慑安全”只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正如以色列所拥有的核武力量威慑中东其它国家,它的国家安全已经有了保障;但“威慑安全”无法保障公民的“个体安全”,正如以色列公民仍频频遭到袭击。所以,解决“个体安全”只能通过“合作安全”来实现 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说得好,“全世界都同情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但希望它不要把自身存在变成另一个民族受难的理由。”当然,一些网友根本不承认“占领”这回事。以色列是否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对于这个“正本清源”的问题,大家引经据典,考察各种停火线、边界线,争得很凶。请允许我讲一个问题: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以色列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而今天所有“以色列有权自卫、有权反恐”的言论也正是建立在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基础上。但是,联合国大会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它对成员国和当事国仅仅有道义和政治上的约束。今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不驱逐或伤害阿拉法特,以色列立即表示“联合国决议没有约束力”。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拒绝联大决议——有利于自己的决议就遵守,不利于己的就拒绝,这是爱国还是自私?巴以之间争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更复杂的经济控制权等问题。一名网友说巴勒斯坦人要是乖乖的,就能到以色列打工,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巴勒斯坦进口的85%来自以色列,90%的出口流向以色列,以色列还扣着巴方的税款不还,在这种畸形经济形势下,才会有那么多巴勒斯坦人把给人家打工当作“幸福生活”。几乎不可能给政治人物下定论。不同角度看去,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正如前文提到沙龙,在以色列人看来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他就是个刽子手。在此,我无法全面评论阿拉法特,只想讲讲个人理解。 从沙龙政府的角度看,阿拉法特的确是“和平障碍”。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在世的老一辈领导人之一。从拒绝在戴维营签字就可以看出,他在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所以,沙龙政府深信,在阿拉法特手里,不可能实现“他们设定的和平”(请注意,是“他们设定的和平”)。 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眼中,阿拉法特放弃原本安逸的生活揭竿而起,历经风雨不改初衷,是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面旗帜。当然也有人对他不满。《奥斯陆协议》没有带来和平,巴勒斯坦人中间普遍存在失望情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更是激起民怨。2002年5月阿拉法特到杰宁讲演,他的讲坛都被人砸了。 但无论如何,今天阿拉法特已经成为巴勒斯坦民族象征。以色列威胁要驱逐他,就是对全体巴勒斯坦人的侮辱。 阿拉法特不想要和平吗?在和平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是已经74岁的阿拉法特梦寐以求之事。但是,他对和平也有自己的定义。他无法为以色列定义的“和平”放弃被占领土、放弃圣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等等。这不是他一个人对和平的定义,巴勒斯坦民意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也迫使他无法做出让步。至于阿拉法特奉行的准则多大程度上为巴勒斯坦老百姓带来好处,还是要看如何定义“和平”。巴勒斯坦内部有人认为抛头颅撒热血也要收复失地,也有人则认为无论谁当家作主,只要不打仗。 他没有对“恐怖组织”下手,有多种原因。是从现实情况看,打击哈马斯等组织,必然引起巴勒斯坦内乱。今年9月19日,巴勒斯坦警察仅仅逮捕了几名涉嫌绑架警官的哈马斯,哈马斯就砸了加沙警察局,双方发生激烈枪战。据我了解,事后许多巴勒斯坦人表示,虽然不支持哈马斯,但政府不应该自己人打自己人。哈马斯作为一个宗教社团创立时根植于巴勒斯坦社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成功说服了美国官员们,停火胜于打击。一旦局势稳定,经济复兴,哈马斯自然失去人心。沙龙政府讲的“恐怖”,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是“反抗”,在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停止“反抗”,解除“反抗者”的武装非常困难。
阿拉法特对哈马斯做过“捉放曹”的事。前门抓了哈马斯,后门放走。大国也好,邻国也罢,包括哈马斯在内都是阿拉法特手中的牌。玩好了,和谈成功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他也一样是名垂青史的大英雄。诺贝尔和平奖他不是得过吗?世界局势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9.11”以前,谁也不会想到“恐怖分子”的帽子会落到阿拉法特头上。局势转变得如此之快,“反恐”大旗所指的一些地方,弱者打强者就是恐怖行为。一些网友的论调是:巴勒斯坦人本性恶劣、对中国以冤报德;以色列令人钦佩,又对中国好,所以我们应该弃巴而亲以。如果要说与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亲身经历,恐怕我比那些在网上撒帖子的人更有发言权。对于巴勒斯坦社会中的优点陋习、民族劣根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和优良品德,我做过仔细考量。
即便如此,我仍然要捍卫巴勒斯坦人生存的权力,支持他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我曾经对一名外国记者抱怨说,巴勒斯坦人不开化。她的回答很精辟:有了“开化”的条件,人才可能开化。
我对犹太民族的勤劳勇敢素来钦佩有加。虽然多数时间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工作,我仍然结交了许多以色列朋友,包括一名刚刚离职的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 网上有几个所谓“亲以”帖子破绽百出,歪曲事实,并竟然由此得出“中国必须亲以”的结论。称“水均益”的人讲巴勒斯坦人支持“东突”,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色列一直等待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和台湾发生关系,难道其忠心还不够吗?”据我了解,巴勒斯坦人大多没见过世面,关心自己的冲突还忙不过来,根本不明白什么叫“东突”。也许那位“水均益”到达巴勒斯坦的时候,刚好“东突”问题比较热,也许真的有一两个巴勒斯坦人问起。但请注意,这是民间好奇,而不是巴勒斯坦官方立场。相反,今年7月,以色列工业和贸易部长不顾中国政府抗议,接见台湾代表团。请这名中央电视台大记者注意,这是以色列官方立场。
果阿拉法特是巴方领导人,为什么他不能命令巴方极端分子放弃恐怖活动,如果他不能命令,他还配做巴方领导人吗?”:阿拉法特如果能够对激进组织下命令,那他可真是“恐怖分子”了。关键在于有的组织直接听命于周边阿拉伯国家,哈马斯更是不可能听命于阿拉法特,那是两套领导班子。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从这个机构建立的那一天起,激进组织就作为反对力量存在。 “中国人现在去海外旅游的多了,如果着眼于友好,首选当推以色列。站在特拉维夫街头,你尽管大声宣布自己是中国人!或是干脆说自己是上海人!你会发现,素昧平生的以色列男女老少,请你到他家去喝茶吃饭的都大有人在”:这人一定没有来过以色列。以色列有很多中国劳工,但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形象并不好,拉帮结派,相互欺诈。有一个中国女工遭人抢劫,报告以色列警察,经调查居然是中国劳工干的。在此,我无意损害同胞形象,只是还大家一个真实。路撒冷街头,我发现过茶叶蛋,估计是受了上海人的影响。中犹交流和影响是事实,今天我也有许多以色列朋友。但各位同胞千万别上当,以为到了以色列立即被当作贵宾。 以色列对华出让军事技术的事情,恐怕其中更多的是国家利益。这些技术转让绝对不是白给的。拿“情谊”衡量国与国之间关系难免幼稚,永恒的只有利益。当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时候,为了自身利益,以色列也就停止售武。值得一提的是,巴以之间的宣传战越打越厉害,我认为以色列在这个方面领先一步。如今中国人为巴以打笔仗,恐怕也是这场宣传战的投影。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发言人及其他各路发言人经常主动找媒体。今年6月我到约旦采访亚喀巴峰会的时候,几个经常上电视的以色列发言人从早到晚往记者云集的新闻中心一坐,随时答记者问。“9.11”事件以后,以色列搭上“反恐”快车,成功地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占领与反占领”战争转变为“反恐”战争。 骂人容易做到,思考是困难的。巴以问题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遥远中东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国际新闻中一两分钟画面,简单概括起来无非是“谁又打了谁”。许多人对巴以问题缺乏基本常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貌似正确、情绪激昂,反主流的呼声很容易煽动民意。 在网上撒帖子、发表评论的人,应该差不多是我的同龄人,70年代这一辈。现在到了我们可以发出声音的时候,如果任由“无知加狂躁”左右我们的头脑,是否对自己太不负责任?
我出生于1976年,没有经历过文革。但网友们的那些话却刹那间让我想到“大字报”。集体无意识是灾难的开始。动动脑子,再发议论,总比分析周轶君的基因构成有意思得多。(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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