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be

献给“爱国主义者”们的一个童年神话

我五岁的女儿在念经：

“唐僧骑马咚里个咚，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个沙和尚。沙和尚挑着箩，后面跟着个老妖婆。老妖婆真正坏，骗过唐僧和八戒。唐僧八戒真糊涂，是人是妖分不出。分不出，上了当，多亏孙悟空眼睛亮。眼睛亮，冒金光，高高举起了金咕噜棒。金咕噜棒有力量，妖魔鬼怪消灭光，消——灭——光！”

我听着，想起些事，似有所悟，又惭愧自己迟钝，生命都过了一半了，才真正解读了童年时代的神话。

我出生在文革中后期，幼儿时代，印象最深的是奶奶给我讲的《西游记》，其实她也是在文革前从收音机里听孙敬修讲的，我后来认了几个字，就很想看看《西游记》，无论是小人书还是字书。可是，买不到，除了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书看了四五年，估计看了一千遍以上。

七十年代末，看了《西游记》原著，知道这“三打白骨精”与原著并不一样。上了大学，八九年四月《中国革命史》的一节课上，学到了文革史，老师命我们读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封自称兼有猴性和虎性的信，也想起了童年背过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的诗句。

联系起来一想，才明白，我当年还能有幸看到篡改过的孙悟空的故事，还得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仁慈地发表了自己的诗和信。
既然这一切不是偶然的，我才算真正明白了，三打白骨精的孙悟空是毛主席，唐僧、沙僧、八戒都是心不明眼不亮，满脑子博爱、人道、人妖敌我不分的庸众。
到底还是小孩子的东西直白易懂。像我这等鲁钝的人，如果没有儿歌作注解，也许还要糊涂许多年，童年的童话真是白看了。

例如给雷锋同志的题词，毛只说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林彪回答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书可以读，话可以听，可他老人家的书不是谁都读的懂得，话也不知该听哪句，啥样的战士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呢？周恩来又接着回答了“……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像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惭愧，记不全了，原来背得挺熟的。就是记住的也不知准不准确。但，肯定没歪曲周恩来的愿意。）那谁是阶级敌人谁又是同志呢？我们再回到林副主席的教导就完全明白了——“毛主席说谁是，谁就是。”所以，连说这话的人，也难免被毛主席的明亮大眼照出“妖魔”的原形。我等百姓可不是唐僧八戒，我们不信教，我们也只懂得“革命的人道主义”，所以，我们决不会冤枉孙悟空，我们当然听任他“奋起千钧棒”。我们还知道东郭先生和狼，农妇和蛇，有文化点儿的也知道“fairplay应该缓行”、“痛打落水狗”是我们的文化旗手说的。所以，我们不但发现了“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修正主义分子”、 “走资派”等等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我们让他们感到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严冬一样的冷酷无情”。当年的照妖镜多，所以妖魔就多。如今，照妖镜少了，法力强劲的只剩下一面——“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对内，可以照出汉奸卖国贼，对外，则照出反华敌对势力。

鬼多，钟馗就有地位；妖魔鬼怪猖獗，孙悟空就可以耍大牌；事实真实如此也就罢了，如果形势并非如此险恶，有人非要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地证明鬼的存在，我们知道，那是巫婆神汉们为赚钱的表演，在国家民族问题上，那些唯恐中国人不会仇恨的人们，孜孜不倦地为中国人指出谁是敌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家间的交往和普通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本来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一帮“爱国主义者”最爱说这句废话，为什么呢？除了迷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神话外，其他更为深邃的动机是什么？三十岁以上的人，大多明白。老百姓，当然知道自己的利益，但除了掌权者，谁能说他特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反正我不知道我的国家抗美援越、抗美援朝、抗越援柬对于国家的利益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我个人有何好处。既然不知道，我就只能听火眼金睛的孙悟空的话。他告我谁是敌人，我就该仇恨他，他告我谁是朋友，我就要掰一半馒头分他。所谓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敌人不是人，是豺狼，所以，你死我活，没别的选择。这样的人民多好使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文革会那么惨烈，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愿意当人肉炸弹的人。不是民族性，从娃娃就抓起的仇恨教育，偏见教育，听话教育的功劳。有了这样的人民，“大河流水小河满，大河没有小河干”的说法这时也就可以登场了，国家没有自由，个人有什么自由可言。真的么？自然界中，所有的大河，都是由众多的小溪小河汇成，胡适先生说：“民主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设起来的。”、“要争你国家的自由，先争你个人的自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国家自然是自由的。”这才是正理。对于那种为国家自由先要牺牲个人自由的说教，王朔说：“扣子，街上都是坏人，他们总教你学好，好自个儿使坏。”。《茶馆》中的常四爷年轻时也是个激进的愤青，到了嚼不动花生豆儿的年纪时才明白：“我爱咱的国呀，可谁爱我呀？”

爱国分子们不搞得“爱国”与自由势不两立，他们是不会罢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