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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感受到就业压力的主要存在三类人员，即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企业下岗失业人。上海市的“4050”政策，就是专门解决后一类人员的问题，即男50岁、女4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确实难以参加就业市场的竞争，由政府出工资，招这类人员做保安、交通协管、报滩、搞绿化、搞卫生，有人将此做法称为“政府出钱买岗位”——专门安排就业困难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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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了解，因为生育周期原因，上海市中小学出现明显的生源不足问题，该问题引起学校合并，教师超员，分流在即的连锁反应。产销脱节，生产规模的张缩，造成的“假性失业”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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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稍大的教师可以提前退休，那么，年青的教师怎么办？我们学校就多余9个语文老师，怎么办？教学水平都差不多，都不愿意下岗，怎么办？”上海市徐汇区一中学副校长面对《中国经济周刊》一连3个“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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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问题并非个案，据了解，我国明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新的失业率统计方法，民工等阶层也将被首次纳入统计范围。这将使青年失业的数据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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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城镇年约有300万待业青年。在1300万下岗失业人员中，青年占30%左右。青年就业形势面临严峻考验。”6月2日，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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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前两次就业高峰的主因——知青返城和国企改制相比，以产能过剩为主要原因的第三次就业高峰，问题更加多元和复杂。在解决方式上，也更加灵活多样。重塑就业观、鼓励创业、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等等都是重要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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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前两次危机消化基本完毕，也造就了一群最有容忍力的就业人群，他们与第三次就业高峰中的年轻人命运相关相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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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惊心动魄’的回家——返城。1953年，全国中小学毕业生猛增到213．4万多人，大批毕业生无法升学，就业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先后有1700万知识青年加入上山下乡行列，数十万部队在新疆、黑龙江等地垦荒种，这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知青返城浪潮起落纪实》如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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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晚，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周女士家中，今年54岁的周女士是69年下乡的老知青。“我当时是到了安徽省六安市。去了整整10年。”周女士语调平淡，“当时，我爸爸在上海市染料公司，公司为了解决子女返城搞了一个集体企业——上海染料化工四厂，我于79年进厂工作，在医务室里一直干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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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一起去六安下乡的一共4个小姑娘，跟我一起下放的时候还有3个女孩，72年的时候有政策允许独生子女可以回城了，所以她们三个在73年全都回来了。我等到79年才回城。她们3个后来都进了街道里的生产组，两个是做包的，还有一个是做纸盒。平均工资一天也就9毛钱。”周女士有点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