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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认为，那时找工作不像现在，基本上是国家分配，都有活做。进国有企业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是进街道办的集体企业，而这些岗位都不容易进入，尤其是到了79年开始，大批的知青都开始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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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候回来的，大多数人进了里弄工作，就是进街道办生产组，做服装、做包、做鞋、纸盒，工资是最低的。还有一种就是顶替父母退休，可以进去接班。”周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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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晚，上海市闸北区长安大厦，老知青陆祖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形：“回城的过程也是很苦的，有一些知情落在当地就回不来了，在外地有工作的就不能回来了，在外面成家了也不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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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老知青还是希望继续工作，但是根据他们下乡之前的受教育情况的不同，返城之后以及现在的就业情况是不同的。下乡以前，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人，男的如今大多做黑猫（注：即为保安），女的要么在家没事做，要么就是去做钟点工、清洁工等等。如果下乡之前是高中毕业水平的人，今天的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多混得比较好，比如凤凰卫视兼言论部总监曹景行。”这位曾做过吉林省珲春市计划与经贸委经济运行办工业总调度长的老知青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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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民政部门了解到，当时上海知青下乡的有109万人，基本去了七个地方：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内蒙古，69年到73年间知青下乡是最多的，当时去吉林的有4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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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因为散居，无法统计准确的在业数字，但是，肯定是大部分离岗了。”上海市民政部办公室一人士匆匆对付了记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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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认为，她们这一代人是“比较苦、比较郁闷”的一代——很多知青返城后，又赶上了90年代的下岗。“真的像投胎似的，投错了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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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陈同文一样，这一批失业者往往有2次失业经历；而第三次就业高峰造成相当的家庭“三世同堂”的职业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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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资料，到今年6月底，中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已经达到2611万人，其中91%进入各企业自办的“再就业中心”，依靠政府和企业发放的基本生活费维持生活，但实现再就业则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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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百姓吃得起苦，什么都干，轻松的工作找不到，辛苦一些的工作还是能找到”。5月1日下午3点，杨浦区邯郸路保洁员张女士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