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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陈锡联等人注意到“四人帮”的这个信号，他们于10月5日分别找到华国锋，要求提前行动，尽快解决“四人帮”。陈锡联后来回忆说：10月5日下午3时，正在唐山指挥抗震的他突然接到华国锋要他立即回京的电话。当日下午3时45分，陈锡联乘飞机抵达京城。他匆匆回到家里，然后直奔离他家不远的华国锋家。华正在等他，告诉他：“四人帮”已经发出了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他们也要赶紧动手。华还说：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陈锡联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时间，提前到6日晚8时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随后，叶剑英又与负责实施具体行动方案的汪东兴进行紧急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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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叶、陈谈完话后，细心的华国锋又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于当日下午亲自来到预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看着一切准备就绪，华国锋说：经过5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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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记忆的日子。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依赖于计划周密，运筹稳妥，谋略得当，手段高超，一切按既定方案如愿进行，不用一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干净利落地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据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的政委武建华回忆说：整个抓捕过程仅用了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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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从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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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国锋未给叶剑英透底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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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物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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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对汪东兴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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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 “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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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生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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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首相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