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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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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４０％，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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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5月1日3点，战场上响起了高音喇叭的声音：“别开枪！谈判代表过来了！”他们就这样用俄语和德语重复了几次，然后就出现了4个人。第一个人举着白旗，其他的人并肩而行，他们都沿着泽菲尔德走过的路往前走。师侦察处主任格罗得内在前沿阵地迎接了谈判代表。格罗得内在送走了泽菲尔德之后，一直留在近卫第102步兵团的观察所等待迎接谈判代表。他当场检查了所有人的证件，并确信来的就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鲍斯。和他一起来的是总参谋部上校杜芬克——坦克第56集团军参谋长、柏林城防指挥官。其他两个人是翻译和引路兵（就是举白旗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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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第8集团军副军长杜汉诺夫中将在近卫第35步兵师师部接见了谈判代表们，后来他又把克列鲍斯和杜芬克送到了崔可夫那里。克列鲍斯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说：“我是克列鲍斯将军、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受权向苏联统帅部传达秘密的和至关重要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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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鲍斯还说，1945年4月30日柏林时间15时30分，希特勒自杀了。他留下了关于组建帝国新政府的遗嘱并且已经执行。第三帝国的总统是邓尼茨，帝国总理是戈培尔，党务部部长是鲍曼。按照希特勒的遗嘱，国家权力基本上移交到这3个人的手中，尽管新政府班子还有别的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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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鲍斯向我们的将军递交了一沓纸，里面包括3个文件。克列鲍斯交给我军指挥部并请求转交苏联领导人的到底是哪些文件呢？那是希特勒的3份遗嘱。以下就是这3个文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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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份遗嘱中，希特勒悲惨地宣布，他就要跟一个女人（他妻子）死去，后者来到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找他，是为了不想看到柏林陷落。在这份遗嘱中，希特勒请求马丁·鲍曼，作为最好的和忠诚的朋友，把他们（阿道夫·希特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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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遗嘱无须解释，因为它具有个人性质。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不能错过。希特勒觉得，马丁·鲍曼实际上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希望这个朋友准确完成他的这个愿望——烧掉他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并把骨灰处理掉。但是，鲍曼没有做到。他就像帝国其他领袖一样被其他问题困扰着——如何拯救自己的性命，逃出柏林并销声匿迹，就像任何一个犯罪团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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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份遗嘱里，希特勒宣告：他在临死之前，将帝国元帅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其由他本人在1941年4月29日下令授予的一切权力，接着又写道：“将原帝国党卫军和外交部首领希姆莱开除出党并剥夺其所有权力。”他这样解释这项决定，他说，戈林和希姆莱背叛了他并给德国带来了无法洗刷的耻辱，因为，他们和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试图夺取国家政权。在这份遗嘱中希特勒还确定了新政府成员：总统——邓尼茨，海军元帅；总理——戈培尔博士；党务部部长——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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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戈林和希姆莱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密谋夺取政权，难道不意味着什么吗？根据希特勒第二份遗嘱，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戈林和希姆莱确实和敌人进行过秘密谈判吗？确实进行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戈林和希姆莱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曾经想靠牺牲希特勒和英、美军队进行谈判。而希特勒本人呢？也曾经和敌人进行谈判，并以这种做法给部下树立了典范。1941年5月10日，他就派自己最亲近的人赫斯乘飞机到英国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进行接触，当时德国和英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