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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印度似乎已彻底摆脱了其不慌不忙的“印度增长速度”,即2%到3%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年增长速度,其经济表现正开始接近东亚的水平。从2005年4月至6月,印度的GDP增长了8.1%,而上年同期的增长为7.6%。更令人惊叹的是,印度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的一半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有中国的10%,却取得了这一成就。过去两年,尽管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将近50%的GDP投资到了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这一比例超过任何其它国家,甚至超过了中国在中央计划经济年代里自己夸大的水平。证据明显依旧:中国的增长源自庞大的资源积聚,而印度的增长则来自不断提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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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证据也能更清楚地说明印度的情况。印度股市近年来猛涨,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 2001年,上证指数达2200点,而到2005年时,一半的财富都蒸发掉了。2005年4月,上证指数为1135点。一边是股市急剧下滑,一边是GDP 年增长超过9%。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两种模式的融合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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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印度在变强呢?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往往都嘲笑印度没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偏执既奇怪又有害。学术研究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与负责的经济政策、教育投资、健全的法制和金融制度相比,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反例。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是外国投资者的宠儿,但巴西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但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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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试金石并非在于一国能否吸引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该国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相对免受粗暴政治干预的商业环境。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印度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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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有许多缺陷,但它却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就受益于这一体系。该公司由7名创业家创办,他们都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在没有硬资产的情况下,他们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无法想象一家中国银行,会贷款给类似信息系统公司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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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而非中国本土公司的产物。没错,“中国制造”的标签,仍然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更为普遍,但在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会把利润也留在手里,这可与中国的诸多情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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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的悲观常常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达不到中国的水平,因此无法与中国竞争。这又是一个“中国神话”,认为该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错误解读。20世纪 80年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糟糕,但经济表现极为出色。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之后,才建设了它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这之前。“中国奇迹”的产生,并非因为它有耀眼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是因为大胆的经济自由化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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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它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的研究人员透露,无法念完中学的农村儿童比例大得惊人。与此同时,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不马上对农村教育进行投资,就可能会丧失相比印度的真正竞争优势,也就是教育良好的熟练工人,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制造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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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将是中国。中国将被迫反省自身经济模式的缺点,并戒除90年代时染上的自满情绪。80年代时,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如今,它在若干关键的方面落后了,比如允许更多外国投资和国内私人资金进入金融部门的改革。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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