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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胡锦涛的顾问、前副校长郑必坚的文章《实现文明复兴和强国梦》。他在文章中写到，当代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和平的崛起，才能消除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同时，他强调有必要深化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高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文章并未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因为要取得上述成果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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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存的两股力量，却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有截然不同的时间表：一个希望改革步伐慢些，一个则渴望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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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似乎希望改革步伐慢些。这是一个相对近期所出现的现象，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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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小平70年代末宣布改革开放时，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党政官员刚刚恢复原职，而一些在那场浩劫中爬上来的官员被迫让位。这两部分人都认为自己蒙了冤，都不满之前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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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改革未受到来自任何官员的阻力。相反，改革变成了发财的好机会。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一切的是非、对错标准都是模糊的，官员经商并未被禁止。邓小平只说“致富光荣”，没说“依法致富光荣”。另外，在经历了长达30年、一切私人经济活动都遭到禁止的年代后，大家对什么是诚实，什么是弄虚作假，似乎都有点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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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连邓小平似乎也鼓励官员们经商，认为这样可令国家更富强，并为改革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既然改革能让个人腰包鼓起来，官员们自然支持深入改革。当时，腐败非常严重，充斥整个官场，无论官大官小都捞一把。在当时，腐败成了直接启动和推进改革引擎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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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总是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混沌情况下产生的。哪里有可资买卖的特权，哪里就有腐败。但随着混沌逐渐消失，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产权得以巩固，腐败逐渐变为必须清除的障碍物。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后，有着特权的官员们一步步巩固了手中的权力。如果改革快速推展、如果财产权变得较为清晰，这些官员势将失去这些权力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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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归给农民，农民就可以直接与地产开发商进行徵地赔偿金的谈判；这样，地方官员将很难再获得“低价收回－高价转卖”的充当中介人机会。届时，地方官员的职责就是，确保地产商和农民双方按规矩办事，最好就不需要自己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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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目前的情况很不一样。现时地方官员把什么都抓在手中，在自己辖区内像公司行政总裁般，大事小事都管（包括土地交易）。肯落实财产权原则的官员似乎还不存在；不难想像，单靠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等院校的合作，似乎很难提供这方面的人才，填补这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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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这里有大群手握特权的官僚，他们都得到了不少好处，不愿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