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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子恋爱,用右手写字,用左眼流泪
过着不用吸食牛奶的生活
努力享受生活,不要问我过的好不好
我只有一种回答,能活着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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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说还是纪实?
第一贴,老田还未走偏门,刚刚看到一个朋友出事,第二贴,就已经在为这个事情奔波了,中间好像少了些什么
在付出里死去, 在失去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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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喜欢我就继续贴,如果没人顶我也就不费事了

[ 本帖最后由 爱情的笨蛋 于 2008-2-8 19: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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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二连浩特

我把他们安排在边陲镇一家很不错的宾馆——康泰大酒店住下,便拿着鸭子们的护照去找公安局的朋友,问他们能不能顺利出境。

  朋友看了看,还给我,说:“肯定不行。”

  我问:“为什么?”

  朋友说:“证卡不符。不光在这儿,在全国任何一个口岸也出不去。”

  我懵了。

  所谓证卡不符讲起来又是一段啰嗦话。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中国护照里有一张薄薄的小纸片儿——出境卡。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有。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境不仅需要有护照,护照上有所去国家驻华使馆的合法签证,还需要有出境卡。别看这纸片儿薄,却重于泰山!那上面写着你在领取护照时所持邀请信上国家的名字。出国一次,要领;出国回来再走,还要领。到哪儿领?门儿难进、事儿难办、话难听、脸儿难看的公安局。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了,就改成首次出国者必须持有出境卡,再次出国的就幸免了(现在人权状况日益改善,据说连首次出境也不要这捞什子了)。可这帮鸭子领取护照时的邀请信没有一个是蒙古的——去蒙古干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虾米易他们,一下子都急了,让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我在脑海里苦苦搜索昔日朋友的名字,突然,一张漂亮面孔出现在眼前。

  对,就找她!

  她叫莎仁高娃,女警察。警察学院的毕业生,当年的校花。曾在边防系统工作多年,后来调回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我们过去挺熟的,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先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打电话,说在一个分局呢。又给这个分局打电话,说在一个派出所呢。又给这个派出所打电话,说没上班儿,在家呢。问清家里的电话,又打,正是她接电话。

  “嗨,莎仁高娃,猜猜我是谁?”

  “老马?”

  “不是。”

  “二牛。”

  “不是。”

  “你是骆驼!”

  我皱皱眉,说:“你那儿多会儿改牲口圈了?我是田力!”

  “哎哟喂,怎么是你呀?你不出国了吗?”

  “出国就不兴回来了?我是专门回来找你的。可你倒好,把我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现在是心如刀搅,万念俱灰,只想最后见你一面,你能来吗?”

  “你就神经病吧!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她问。

  “我在边陲镇呢。”我说。

  “边陲镇我怎么过去呀?你多会儿回来?”

  “我不回来了,我从这里直接上车回欧洲去。你当然能过来,而且你必须过来。你今天晚上上车,明天早晨我手持鲜花在站台上迎接你。顺便问一句,你是喜欢郁金香呢还是喜欢红玫瑰?”

  “喜欢你个大头鬼!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真的在边陲镇,而且还真有一件事儿求你。”我说。

  “别逗了,你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这小警察头上?”

  “这事儿还真就得求你,没法儿求公安厅长。你边陲镇边检熟吗?”我问。

  “什么事儿吧。”她说。

  “有几个人想出去,可就是出不去。”我说。

  虾米易和大象昌一看我全说出去了,而且对方还是警察,急出一头汗来,比划着让我不要讲。我烦了,干脆背过身去。

  “是通缉犯吗?”

  “保证不是。”

  “有前科吗?”

  “都是老实巴交的浙江农民,一辈子奉公守法,从来不知道派出所的大门儿朝哪儿开。”

  “我不熟,但我有个朋友熟,他刚从边检退役不久。我马上跟他联系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你在什么地方住?”

  我把宾馆的名字、房间号、电话号码都告诉了她。

  “行吗?”虾米易苦着脸问。

  “差不多吧。”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在梦中被门铃声惊醒,穿着裤叉去开门。

  一身警服的莎仁高娃尖叫一声,说:“你能不能穿上裤子再开门?这里是中国!”

  赶紧穿好衣服,再次开门。莎仁高娃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走了进来,给我介绍说:“朝鲁,我的朋友。”

  我知道这就是那位退役武警,急忙上前握手寒喧。

  “花儿呢?郁金香和红玫瑰都行。”莎仁高娃坐下说。

  她还像以前那样漂亮,只是稍稍丰满了一些。我说:“谁知道你今天就到呀,一会儿让人给你买去。”

  “得了吧你,你以为我还信呀?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你怎么胖成这样?”她问。

  “你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特坏,啤酒比水便宜,鸡蛋牛奶跟白给一样,猪蹄儿猪下水几乎不要钱,专门迫害咱们中国无产阶级。也怨咱自己不争气,一吃一个肉蛋!”

  “跟以前一样贫。”她笑嘻嘻地对朝鲁说。

  “怎么样,离婚了吗?也该离了。”我说。

  “离了也轮不上你!”

  瞎侃了一顿,我打电话把虾米易大象昌都叫了过来,然后把事情原委给他俩叙述了一遍,让他们想办法疏通关系。“太君钞票大大的有。”我指指虾米易。

  虾米易笑眯眯地点头。

  “走一个多少钱?”朝鲁问。

  “三千块怎么样?虾米易问。

  朝鲁点点头,又打了个哈欠。

  “先开个房休息一下。”我说。

  大象昌抓起电话说:“我来订房。”

  我们的队伍日见庞大,吃饭要开两桌才能坐下。问朝鲁什么时候能走?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别急,然后就不停地打电话,哇哇哇地讲蒙语。

  莎仁高娃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她得上班。虾米易给她买好火车票,又塞给她一叠人民币。她有点不好意思,看看我说:“这好吗?”

  我说:“乖乖儿拿上,走,我送你到车站。”

  她高兴地走了。

  可朝鲁还没动静,每天除了打电话就是吃饭喝酒去歌厅,还领回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四川小姐同住——当然是虾米易付款。

  大家都心急火燎的。

  第三天早晨6点钟,有人摁门铃。开门一看,是睡眼惺松的朝鲁。我说你有事怎么不打电话?他说不行,涉外宾馆里都有安全局的人在监听。让我通知虾米易他们,今天要走一拨儿。

  他上嘴唇的胡子上粘了一根四川小姐弯弯曲曲的阴毛,一说话就乱动,一出气也摇摇摆摆。我想提醒他拿掉,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便在肚子里想词儿,根本没听明白他说什么。

  “一会儿走五个人,听清楚了吗?”见我心不在焉,他不满意的又说了一遍。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马上去找老易。你不先洗把脸?”我说。

  “一会儿再说,你去找他们吧。”他说。

  我赶紧去敲虾米易他们的门,希望回来时那根毛已经不在了。

  遗憾得很,虾米易他们都在我的房间里坐下,那根毛还顽强地挺立在他的短胡茬儿上,摇曳生姿。

  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说。

  朝鲁严肃地说:“马上做准备,今天上午先走五个人。”

  “剩下那五个呢?”虾米易着急地问。

  朝鲁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说:“有一条必须告诉这些人,一年之内不准回中国。因为他们出境时虽然盖了出境章,但并没有在计算机里输入他们的名字——证卡不符嘛。计算机记录保存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不管他们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入中国,边检人员一敲计算机就出问题了。我们的行话叫‘漏检’,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当时谁值班,谁就要负责任,接受审查。最轻的处理是转业。所以,千万不能在一年内回国。”

  虾米易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其实他们五年也回不了中国——没有弄到身份怎么回?回来就再出不去了嘛!”

  “那好,”朝鲁说:“9点钟出发,由我的朋友带他们乘汽车去蒙古的扎门乌德,再把他们送上去乌兰巴托的火车。”

  “那五个呢?”我替虾米易问。

  “过两天,一次太多不行。”他说。

  我放心了。

  朝鲁说回去洗脸,走了。

  虾米易说:“好家伙,不知道跟那四川小姐怎么折腾的,把那地方的毛弄嘴上了。”

  大伙儿就叽叽呱呱地笑。

  “怎么眼都那么尖呢?”我笑着问。

  9点整,五个鸭子在宾馆门口上了三轮车。虾米易给他们每人一个纸条儿,上面写着在乌兰巴托要住的饭店及联系方式。一个戴墨镜的汉子跟朝鲁招招手,领着一串三轮车去了。

  我们在宾馆房间里等电话,朝鲁说他们到了扎门乌德就会来电话的。国际列车应该在中午1点钟到,大致会在这个时间来电话。

  果然,1点30分,朝鲁接到了电话,哇哇的一通蒙语后,说:“全部过去了,已经上了国际列车。”

  虾米易急问:“我能不能跟他们随便哪个人讲一句话?”

  朝鲁轻蔑地一笑,说:“你还信不过我呀?”不等虾米易解释,又哇哇的跟对方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虾米易。

  虾米易开口就是家乡话,我照例听不懂。只是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知道他非常满意。

  “很好。”他把电话还给朝鲁,“你那朋友很负责的,一直把他们送到火车上。”

  “你以为他是对你们负责呀?他是对自己负责!一旦出个什么闪失,干系大了去了。”朝鲁说。

  大家都笑了。

  “老田,……”朝鲁看着我,眼睛直直的。

  我明白他的眼睛为什么直,便对虾米易说:“还愣什么?快给人家拿钱呀?”

  虾米易嗫嚅道:“不等全过去了一块儿付?”他是怕剩下的走不了。

  朝鲁登时就把脸放下来了,说:“耍赖?”

  大象昌赶紧站起来,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走走走,我们去取钱。”

  几个人便又一起去了虾米易的房间。

  按事先讲好的,走一个人3000,朝鲁收了15000块钱,眉眼都是笑。

  送走了五个鸭子,大家都挺高兴,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中午又开始大喝起来。我对朝鲁说:“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拍拍胸脯说明白,都包在我身上。

  几杯下肚,大象昌开始给朝鲁讲荷兰那两口大锅。

  过了两天,剩下那五个也走了。十个人全部安抵乌兰巴托,我们也打道回呼和浩特。

  虾米易一天给布拉格打一个电话,让那姓杨的赶紧去乌兰巴托,因为签证时间有限。再说了,每拖一天都是在花他的钱呀!

  头一次打,姓杨的是在赌场,说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去定机票。

  第二次打,姓杨的是在妓院,说已经定好了第二天飞乌兰巴托的机票。

  虾米易把一张小脸儿笑得稀烂。

  紧接着就音信全无,手机也关了。虾米易急得嘴唇上起了个大泡,明溜溜儿的。

  眼瞅着虾米易的脸一天比一天绿。

  又过了几天,电话终于通了。原来那姓杨的那天夜里一出妓院就被仇家雇打手放倒了,如今还在医院里躺着,头上缠着纱布,一条腿吊得老高。

  虾米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象昌也一脸肃穆,好像同时死了娘。

  终于有一天,他接到了十个鸭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等不到接应的人,签证期限已到,只得飞回北京。

  好半天,虾米易才气若游丝地开了口:“老田,你算算我这次赔了多少钱?给了那边两万美金,给了朝鲁三万人民币,这就是二十万。蒙古签证花了两三万,这十个家伙坐飞机去北京,还有这么些日子人吃马嚼,开销大了!对了,还没算要给你田老板的钱呢,你说我要赔多少?”

  他双手抱住小小的脑袋,不说话了。

  干蛇头也真不易,我挺同情他,便说:“老易,我的钱就不要了。”

  虾米易抬起头,说:“那怎么能行?不是你出的问题,是我老易无能,钱一定要给。我老易是说话算数的,否则以后谁还会帮我做事?”

  我说:“得了吧你,赔成这样了还给我钱?真是瘦驴拉硬屎,等你赚了再说吧。”

  虾米易还不干,大象昌出来说话了,“老易,人家田老板够意思,你就别那个了。”转头又对我说:“人都有背的时候,我刚到荷兰那会儿,两口这么大的锅……”

  虾米易打断他对那两口大锅的深情回忆,说:“那好,田老板,先记到我账上。你放心,我老易绝对够朋友。”

  刚消停下来,正准备出去吃饭呢,朝鲁把电话打过来了,找着虾米易就骂,汉语里夹杂着蒙语。

  原来,那十个鸭子回到北京,北京边检在计算机里一查,全部没有从边陲镇口岸出关的记录。

  一个电话打过来,朝鲁的朋友出事了!

[ 本帖最后由 爱情的笨蛋 于 2008-2-8 19: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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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鸭子来了
虾米易回国组织鸭子已经一个月了。

  我的生意不顺,行期一次次推。他老婆成天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走。以前她曾借过我一些钱,几年了,从不提。如今也主动还给了我,就是希望我能快点回去。

  我终于飞回中国。

  一下飞机就跟虾米易联系,他听到我的声音激动得不能自己,说你可算回来了,让我叫你一声爹吧!你要再不回来,鸭子都要跑光了!

  我说不管怎么样,辈份就不要变了吧?咱们呼和浩特见。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接到了虾米易的电话。我问:“你现在在哪儿呢?”他哈哈笑着说:“我就在呼和浩特,解放区的天可真蓝呀!”

  我们约好地方见面,是此地一家著名的海鲜大酒店——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说顺便给我介绍一个朋友。

  在酒店门口一下车,虾米易早喜笑颜开地迎了上来:“老天爷呀,可算见到你田老板了!”

  我说:“杂事太多,回来迟了。”

  他领我进了一个小雅间,里面已经坐着一位汉子,壮得像大象。虾米易介绍说:“这是阿昌。人家都叫他大象昌。”

  大象昌热情地上来握手。

  虾米易端起酒杯:“老田,咱们预祝成功,干一杯!”

  我们一饮而尽。

  虾米易刚坐下,大象昌又站了起来,说:“田老板,我是从荷兰来的,我也敬你一杯。”

  丁当一声儿,又见了底儿。

  放下酒杯,大象昌问:“田老板去过荷兰吗?”

  我说:“去过,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荷兰做什么?”

  “原先做餐馆,现在不做了。太累,又赚不到什么钱。好家伙,这样大两口锅,”他用手比划着,“这样大两盆米饭,还有这样大一盆鸡蛋、胡萝卜丁、火腿丁,我一个人要在十分钟内炒好,不做了。做人,做人好。”他痴笑着,一脸傻相。

  他对这两口大锅极为痛恨,经常向不同的人提起。

  酒足饭饱,大象昌买了单,提议大家去唱歌。我听不明白,虾米易解释说大象昌要请我们去卡拉OK。我连忙拒绝,说还有事要办。虾米易知道我不愿意去,便说:“阿昌,今天就算了,还有时间嘛,改天。”

  大家握手告别,散了。

  第二天,我来到他们的住地——他们租了一套公寓楼,三室一厅,和鸭子们住在一起。这回他们也带了十个鸭子,八男两女。一见面,便和我商量如何走法。

  我说:“在布拉格时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还是去蒙古领事馆合法签证吧,偷渡太麻烦,花钱还多。“

  虾米易怀疑地问:“田老板能签到?这可都是青田人呀,也没有邀请信。”

  我一笑,说:“差不多吧。”当下便给旅行社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柱子,我的人可是都到了啊,能签吗?”

  柱子也是蒙古族,因工作关系跟蒙古驻边陲镇的领事很熟。

  柱子说:“只要花钱就能签,蒙古人就认钱,你给他钱他敢把国家给卖了。”

  我问:“大约得多少钱?”

  他沉吟了一下,说:“签一个两千块吧,不包括签证费。签证费一个三百。”

  我捂住话筒问虾米易:“一个两千,签证费三百。签不签?”

  虾米易眉开眼笑,连声说:“签签签!”

  我对柱子说:“我们哪天去?”

  他说:“随你,我反正自九大以来,基本是闲人。”

  放下电话我问虾米易:“你看什么时候去签?”

  虾米易说:“越快越好,夜长梦多,田老板你就辛苦一趟吧?”说罢把十本护照交到我手里,又点出两万三千块钱来,说:“这是签证的费用。”接着又单独数了三千块钱,说:“这是你路上用的。”

  我也不推辞,都拿过来装好,说:“那我今儿晚就走。”

  早晨和柱子到了,直奔边陲饭店——蒙古国驻边陲镇领事办公室就在这里。柱子和那领事就是熟,推门就进。两人像老朋友似的握手寒喧,蒙语一串又一串,我一句也听不懂,但看得出是在争执什么事情。

  说了一大顿话,柱子转向我,说:“田力,把护照给他,再给他一万五千块钱。”

  闹了半天儿俩人是在讨价还价呢!

  我赶紧取出护照,又数出一万五千块钱来,一齐恭恭敬敬地交给领事。

  领事并不看护照,细心地数了一遍钱,装进了贴身的西装口袋,然后又是一串蒙语。

  柱子说:“签证费一本三百。”

  我又连忙点出了三千块。

  领事接过来,又仔细数了一遍,放进了抽屉里。

  我心里暗笑:这外交官公私倒是分得很清呀。

  收齐了钱,只见他伏在桌上,摊开一本本护照,掏出笔来刷刷地写,细心的贴。然后打开身后的保险柜,取出签证专用印鉴来,小心翼翼地一个接一个盖上。对我说:

  “OK?”

  “OK,OK。”我收起护照,一脸笑意地说。

  柱子对他说了一串蒙语,他看看表,又回了一串,笑嘻嘻的。

  柱子告诉我:“我说咱们请他吃饭,他很高兴,说再等一下,他儿子就要放学回来了,一块儿去。”

  我含笑点头。

  不大一会儿,儿子背着书包回来了。是个小学生,在这里一所小学就读。很有礼貌,用汉语向我们问好。

  午宴就在边陲镇饭店举行。

  我原本担心在这儿吃饭被领事馆的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会对领事不利——平白无故怎么会有两个中国人宴请你?但他毫不在乎,一副浑不吝的样子。他不怕,我们还怕个鸟!便在大厅里拣张桌子坐下,请领事点菜。

  他倒不客气,点了一条烤羊腿。

  又请领事儿子点,小家伙想了想,用汉语说:“过油肉土豆片儿!”

  我们都笑了,乱七八糟要了一桌菜,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在返回呼和浩特的列车上,我把剩下那五千块钱交给柱子。柱子说咱俩分吧,一人一半儿。我说不不,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柱子说那就谢谢啦,把钱收了起来。

  到了虾米易他们的住地,我把十本护照都扔在床上,虾米易和大象昌都趴在那儿一本一本地看,喜出望外的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只不过时间少了些,15天。不过也够了,田老板,你真有办法!”

  大象昌也喜气洋洋,说:“我做东,走,去喝酒!”

  喝了个一塌糊涂。

  从饭店出来,虾米易坚持要去唱卡拉OK,说不去就是看不起他。

  只好去了。

  随便找了一家歌厅,刚在包厢里坐下大象昌就喊来妈咪,说让所有小姐都进来,排好队,我们要挑。

  妈咪知道来了豪客,早把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儿,飞快地去了。不大一会儿,十几个浓装艳抹,袒胸露臂的小姐就站到了我们面前。

  大象昌说:“请田老板先挑。”

  我慌忙推辞,说:“不不不,你们挑,你们挑。”

  小姐们都把目光对准我,一齐媚眼儿乱飞,认定我是今天的重要人物。

  见我不肯挑,大象昌说:“田老板,我来替你挑一个,不知道你喜欢肥的还是喜欢瘦的?”

  倒像是在市场买肉。

  我赶紧说:“随便随便,都挺好。”

  大象昌笑了,说:“那就吃五花肉吧!你,过来。”他指着一个高个子,不胖不瘦的小姐,“伺候我们田老板。”

  那小姐一听,飞快地跑过来,一屁股坐在我腿上。

  “小姐,是不是眼神儿不好?”我拍拍沙发,“这儿才是坐的地方。”

  她从我腿上出溜下来,说:“对不起。”

  我大度的说:“没事儿,谁都有看不清的时候。”

  再看他们,也一人一个小姐入怀。大象昌又点了些酒水果盘之类的东西,便吱吱呀呀地乱唱了起来。

  听他们唱歌,你绝对想喊救命!

  大象昌喝多了,嫌点歌簿上没有黄梅戏,“我是最爱听黄梅戏的罗!”他搂着小姐对我说。“为什么没有?嗯?为什么没有?”他捏着小姐的鼻子问。

  “没有你也可以唱嘛!”小姐从他手中把鼻子挣脱出来,已经红得像个尖辣椒。

  “好的,那你跟我一起唱。”大象昌莆扇般的大手又捏住了小姐的细脖子,把她拖到电视机前。

  屏幕上,以搔首弄姿的比基尼泳装美女为背景,正在放着任贤齐的《你总是心太软》。

  屏幕前,大象昌正捏着小姐的脖子狂吼《天仙配》,调儿已经跑到荷兰去了。

  我偷偷看看虾米易,这家伙正在角落里摸索小姐的乳房,脸上全是小姐的口红。

  我说去一下洗手间,逃之夭夭。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但再好色也还好不到歌厅小姐身上。而且这里毕竟是我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万一被熟人看到我在勾栏出入,还不把脸丢尽?

  第二天虾米易告诉我,昨夜他们一人带一个小姐去了宾馆,堂而皇之地开了两间房,折腾了一宿。
  我警告他,小心给警察抓去。 他笑了,“吓我?谁不知道你田老板!”

  我只有苦笑的份儿。

  要想不惹事,只有快点打发他们走,我便催他们上路。虾米易说:“田老板,我比你还急呀!我带鸭子是大包,每天的吃住花费,都是在用我老易的钱,我不急?是那边来接的人现在去不了乌兰巴托,我们去了怎么办?只有15天的签证。”

  我颇为同情虾米易时下的境况,更担心到了目的地他收不到钱,便重提以前向其他蛇头问过的老话:“鸭子到了不付钱怎么办?那你可就亏大发了。”

  虾米易笑眯眯地说不会的,“大家都是乡亲,很讲信用的。”

  我这人执拗,坚持问万一有人就是不付钱或家里付不出了怎么办?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像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做几年苦工,把钱慢慢的还给蛇头。

  虾米易小眼睛一瞪,“男的杀掉,女的奸死。”

  “有不付钱的吗?”我战战兢兢的问。

  “也有,”虾米易说:“去年在布拉格四区,不是从9层楼上扔下一个中国女人吗?”

  我知道这件事,布拉格的华人都知道这件事。捷克各电视台和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中国大使馆官员和新华社驻布拉格首席记者也都到了现场。

  但好像没人知道原因。

  既然走不了,那就每天胡吃闷睡吧。他们两个照样是夜夜笙歌,——蒙古签证握在手里,等于钱已经进了自己的账号,还担心什么?

  我没事做,就跟鸭子们打扑克,有时也聊聊天。

  一位年轻的小分头对我:“田老板,碰上你我算是有救了,我已经在外面转了一年多了,这回总算到头了。”

  我非常吃惊:“怎么会转了一年多?”

  年轻的小分头说:“可不是嘛,蛇头开始说是从上海买关,带着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说不行了,从香港走。在香港一住就是三个月,蛇头天天找人教我广东话,怕过关时露馅儿呀。结果白学了,还不行。又说从新疆走,转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还好,没让我学维吾尔语。吃了三个月抓饭,又不行了。改走云南,在瑞丽又住了好几个月,蛇头说去缅甸接应的人失踪了。他没办法了,才把我转给了易老板。”

  中年分头对我说:“田老板,你看看他的护照,都盖满章了。”

  我说:“是吗?拿来看看。”

  我打开护照。

  翻过一页页:法国拒签,德国拒签,意大利拒签……只有一个签证——以色列。

  我问:“以色列给你签了呀?你怎么没从以色列走?”

  年轻的小分头苦笑:“我真是命不好,从以色列往欧洲带我的蛇头在加沙踩上了地雷。”

  大家都笑了。

  中年分头插话:“你小子是个倒霉鬼,这次可不要给我们带来霉运呀?”

  年轻分头反唇相讥:“你的霉运是我带来的吗?你进了德国还让人家给送了回来。”

  我问:“怎么回事儿?”

  年轻分头:“田老板你问他,谁倒霉也倒不过他。”

  我笑了:“讲讲看?”

  中年分头叹口气,说:“我们是从捷克往德国偷渡的,一共十一个人。我们是晚上由越南人带着翻山,蛇头有德国签证,白天开车过去。我们一人一个密码箱,嫌拎着翻山不方便,正好蛇头有车,就说都放蛇头车上吧。我们成功的越过了边境,在一个废弃了的房子里休息,等待蛇头接我们去汉堡。”

  我问:“这不已经过去了吗?”

  中年分头:“你听我讲呀,蛇头过海关,交验护照,一切合法。上车要走了,一个德国老警察漫不经心地往车里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出事了。”

  我问:“出什么事了?”

  中年分头:“他看见后边座位上堆着十一个密码箱!蛇头得意洋洋地开着车在公路上跑,他哪儿知道后边不远不近的跟着一辆德国人的车,头顶上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到了我们休息的地方,大家都跑出来拿自己的密码箱。我突然听到有动静,抬头一看,妈呀,眼前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德国警察!”

  年轻分头意犹未尽:“然后呢?”

  中年分头:“然后就送回来了呗!”

  小胖子分头插话:“就怨自己懒!为什么要放车上呢?”

  中年分头反唇相讥:“早知道尿炕还睡筛子呢,废话。轮到谁说也轮不到你说,天底下就没有比你再笨的人!田老板,我好歹还进了德国,你让他说说,丢死人了!”

  我说:“是吗?怎么回事?”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了,说:“听他乱讲。”

  中年分头:“你不说是吗?田老板,别带他走。”

  我说:“对,不说就不带。”

  小胖子分头急了:“我说我说,是这么回事,带我们的蛇头是个女的,姓于,也在捷克,田老板认识吗?”

  我点头:“认识,以前是公派公司的翻译。”

  小胖子分头:“对,她有一个同居的男朋友是捷克人,是个律师。”

  我说:“叫瓦尼亚。”

  小胖子分头:“对对。瓦尼亚和捷克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特别熟,两个人就飞回来想做一单大生意。于小姐陪着领事夫人天天逛商店,什么裘皮大衣、黄金首饰之类的东西可没少买,钱花得海了去了。看看差不多了,于小姐跟领事说,她有一个农民企业家考察团想到捷克考查汽车工业,请领事给予签证。领事问有几个人,于小姐说有十几个吧。领事说人多了一点,我一个人作主不好。你明天带他们来吧,我让商务参赞也听一下,然后就给你们签证。于小姐就到酒店找我们,跟我们说今天下午就去捷克领事馆,所有细节我们都商量好了,领事什么都知道,但必须通过一下商务参赞。你们只要记住两句话六个字,事情就成了。领事会问你们去捷克做什么?你们就说买汽车。问你们买什么汽车,你们就说斯柯达。记住了吗?十几个人一齐回答记住了。于小姐不放心,说咱们试一遍,‘你们去捷克做什么呀?’我们一齐回答:‘买汽车。’于小姐又问:买什么汽车?我们又一齐回答:‘斯柯达。’于小姐满意了,夸我们聪明,一学就会。说你们继续练,一定要背熟,我下午来接你们。下午我们到了领事馆,在花园里于小姐又最后和我们演练了一遍,我们都说对了,于小姐眉开眼笑地说OK。”

  我说:“我不知道还能出什么问题?”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可是一进领事馆的会客厅,我们的头就都大了。瓦尼亚陪着领事和商务参赞走进来,于小姐站起来问好,我们都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领事上来就问,‘你们去捷克干什么?’我们像小学生一样集体回答,‘买汽车。’商务参赞的中国话说得不如领事好,但也能听懂,他问我们要去捷克买什么汽车?我们一下子全哑了,面面相觑,谁也想不起来买什么汽车了。领事有点急了,问,‘说呀?买什么汽车?’领事一急我们更急了,十几个人一齐脱口而出,‘买桑塔纳。’于小姐两眼一翻,瘫在沙发里了。”

  年轻分头:“后来呢?”

  小胖子分头:“哪还有后来?”

  我哈哈大笑。

  这十个人中有一男一女我比较喜欢,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男的名叫叶土根,今年35岁了,他的目的地是巴黎。叶土根读过初中,能讲一点国语。他给我介绍了偷渡潮在他的家乡是如何呈波浪态势发展,也讲了父老乡亲对偷渡的看法。

  他不是青田县人,是距青田县不远的永嘉县七都镇人。他告诉我永嘉县也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几乎家家在海外都有人。“就拿我们七都镇说吧,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了,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全镇11000多人口,有将近9000人分布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在欧洲和北美。”

  “全是偷渡过去的?”我惊问。

  “95%以上。”他说。

  这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赞叹不已。

  “偷渡费用很大的,你们……?”

  他明白我的意思,轻轻一笑,说:“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家里已经出去的人寄钱回来——为什么说是波浪式发展呢?就是这个情况。出去的人是借钱走的,到了目的地打一年黑工,把债还了,再挣的钱就拿回家往出办别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偷渡潮两年一个高峰的道理。再一个办法就是找村子里的亲朋好友甚至左邻右舍借,只要是说去偷渡,有钱都会借给你。借给你不怕呀?你肯定能还他。”

  “你们是为了生活才偷渡的吗?”我问。

  “完全不是。现在我们那边生活蛮好的,至少比你们呼和浩特市好。几乎家家都是三四层的小楼房,每户都有开通国际的电话,村庄和村庄之间都是柏油路,日子相当不错。人嘛,都希望过得更好。谁都知道这楼房是从外边寄钱回来盖的,外边肯定比这里还好呗。而且,你要是不出去,人家都看不起你。就拿我说吧,我在家里开着一个榨油的小作坊,一个月赚不多,但也有两三千块钱进账。两个孩子一个老婆,也够用了。我不想出来,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蛮好的。可我老婆不干,非让我出来不可。唉,没有办法。”

  我笑了,让老婆逼出来的偷渡客还真不多见。

  女的叫刘蓉,今年23岁。眉清目秀,皮肤白晰。喜欢唱歌,但跑调儿跑得相当厉害。她是青田人,姐姐一家在意大利的米兰,也是她此次偷渡的终点站。姐姐和姐夫是四年前偷渡过去的,现在不但已经获得了意大利身份,而且还开了一家中餐馆。她没上过学,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女孩子很少上学。“但这没什么,我姐姐也没上过学,照样过得可好呢。”她对我说。

  我劝她今后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去读读书。“读书和不读书绝对不一样,不信你以后试试。”我说。

  她笑了,说:“我看我们那边学校的老师都蛮傻的,又穷。”

  叶土根和她开玩笑,说:“读书才好嫁鬼佬嘛!”

  刘蓉撇撇嘴,不屑地说:“谁要嫁鬼佬?我姐姐说他们都很穷的,只懂得玩,不懂得赚钱,笨死了。”

  我微微一笑。


  又过了几天,还不见要走的样子。再看虾米易和大象昌,每人都是一副愁眉不展的苦相,连卡拉OK也不去了。

  我问大象昌:“出什么倒霉事儿了?”

  大象昌说:“是来乌兰巴托接应的人节外生枝了。在布拉格时他们说好鸭子到了布拉格再付钱,未到之前一分不付。可他知道老易赶着鸭子到了内蒙古,而且已经办好了蒙古的签证,马上改主意了,非要在布拉格先付钱,两万美金一分不能少。他说的也有道理——鸭子到了布拉格你们不给我钱我找谁去?老易没辙儿了,给你问题也不大,可你要是万一签不过去呢?老易又该找谁去?正犯愁呢。”

  “谁都不信谁,还做什么事?”我说。

  “江湖险恶呀,田老板。”大象昌说。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懒觉呢,让虾米易的电话吵醒了。虾米易说请我马上去一趟,有事情要商量。

  一见面,虾米易就说:“田老板,咱们准备走吧,越快越好。”

  “解决了?”我问。

  “给了他两万美金!他娘的,反正迟早也要给,我老易不欠任何人的钱。田老板,你安排吧。”虾米易虎着脸说。

  当天晚上,我们就登上了开往边陲镇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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