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你可以认为所提到的不适普遍现象，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当当地官员使用赈灾款购置100万一台的越野车时，我想它们的良心早就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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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伤残者的生死困境
 ——灾区平民生存真相系列之二
本报记者 王克勤
“那女子，太造孽了，大腿烂的都生蛆了！”
说到地震给人造成的伤残，汶川县银杏乡罗圈湾自然村的村民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肖开英。
受伤的大腿生蛆了
今年39岁的肖开英，在大地震时刻，正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不断的爆炸声，到处都在飞石头，好些房子被砸垮了，大石头把我也打倒了。”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她左腿粉碎性骨折、右内外踝骨骨折。
被大石头砸伤后，肖开英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直至第10天时，才被直升飞机从山里运出去，并于当天送达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肖开英所在的村庄位于汶川县境内的岷江河谷中段，在县城与震中映秀之间。由于此处山高谷深，山体崩塌将河谷两侧的大部分公路掩埋。因此，这一带成为救援力量到达最晚的“孤岛”之一。
自从被砸伤后，肖开英与村庄里的另外6位重伤者，被村民们安置在河坝一个相对宽阔的农田里临时搭起的棚子中。
“一直在流血，止不住，两天后，开始出黄水，异味很大。”“我便让他们给我包了起来，又过了几天，他们打开了，看到里面已经生蛆了。”
村民们便用从废墟里刨出来的酒与盐水进行清洗，这期间肖开英的哥哥找来了点阿莫西林让肖食用。
“大约第6天的时候，先遣部队的十几个侦察兵路过我们村，卫生员看到我伤的太重，就给我打了三针‘先锋’。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之前，村里与外界失去了任何联系。”
第八、第九天时，直升机试图降落，由于“还有石头在爆炸，石头还在飞。”未果。第十天，即5月21日，飞机降落在距离村庄一里之外，肖开英与其他6位重伤员当天即被送往医院实施救治。
其实一年前，由于一次车祸，肖开英的右腿骨折，迄今她右腿里的钢板尚未取出。
被医院劝回了家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完手术后，肖开英于5月26日被空运到上海长海医院做进一步治疗。8月1日，她结束在上海的治疗返回四川，住进了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个月后，即2008年12月28日，从左小腿到左大腿全装着穿刺支架的肖开英被劝离医院。肖开英告诉记者：“我还无法行走，医院就要让我出院。”“医院说，国家只管到12月底，再不管了，你们回家康复嘛。”
“当时要求都要出院，连一些还没有安装假肢的人也要人家出院！”
“有的人，还在发炎，就让出院。”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第88号文件的要求，四川这边对地震伤员提供的免费治疗于2008年12月31日结束。接下来，作为农民的肖开英，只能走“新农合”路径，在医院的住院费用只能报销40%，而且康复治疗没有纳入“新农合”，属于完全自费项目。
肖开英带着医院最后给她的一点正骨丸，被运回村庄。
地震前，肖开英家里有一处全木结构的旧房子，还有一处全框架结构的二层小楼。这些房子被崩塌的山体全部掩埋，地震不仅仅毁掉了她家所有财产，还夺走了她53岁的婆母，婆母至今依然被埋在由大石头垒起的山脚下，那里还埋着她丈夫的姐姐、弟弟等5个亲人。
地震3个月后，在外地过渡的全体村民回到村庄。罗圈湾本来土地极其稀少，肖开英的丈夫与其他几户无处可居的村民，在317公路与河岸之间仅有的一点土地上搭起了过渡房——窝棚。河岸到公路之间太窄，于是他们的房子，一边占了317公路边道，另一边，便用木棍在河坝坡堤上支起的平台，悬架在河面上。这样便有了20多平米的地方可以搭棚子了。房子就像一个吊脚楼一样挂在河堤上。然后用木棍与木板搭起一个框架，四周钉上竹胶三盒板，便是围墙。再将若干块石棉瓦钉在上边，肖开英的家，窝棚（过渡房）便建成了。
肖开英家的窝棚，用竹板隔成了两间，外面一间做饭，里边一间住宿。双人床占居了卧室的三分之二。床前，几个纸箱子上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破旧的铁皮文件柜，文件柜上放着一些杯子、碗筷之类的东西。肖开英指着一小瓶酒精和一小包棉签告诉记者，这是自己买来的。
她打开包扎了好多层棉布的左腿，记者看到几组钢支架把这条腿框了起来，有十多根金属棍插在腿上，钢支架穿刺口已经发炎了，黄色黏液从穿刺点流出来。正在这时，突然门口路过一辆摩托，一股灰尘随即冲了进来。
肖开英说：“最近过往车辆少，平时灰尖大的厉害，吃饭时关上门，碗里都是灰尘”“没办法，我们就住在路上嘛。一头枕着马路，一头睡在河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住房。”
伤残者的惆怅
肖开英目前每天都会拄着一对铁拐棍跨出自家门槛，上317公路走动一会儿，肖的丈夫贾正兵有时候会跟在身后。由于要照顾妻子，肖的丈夫再也没有出去打工，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家里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17岁的大女儿，在广东省商业职业技术学校读书；15岁的小女儿，原来在映秀漩口中学读初中，目前与所有幸存的同学一起被整体安置到山西省长治市长安慈善学校映秀漩口中学初中部读书。
中午时分，肖的丈夫给她煮了粥，外加一盘泡菜。这便是他们的午饭了。肖的丈夫说：“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能把日子维持下去就不错了。”
 
肖开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乡里要让我们建房子，村里没有地，在乡上购买房基地一亩就得5万多元，建材价格一直很高，我们现在连正常的日子都没有办法维持，怎么重建家园嘛！”
“这架子取一下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另外，我右腿上的钢板取一下又要花多少钱啊！”肖开英说。他们家的小女儿今年下午半年就要回家读书了，“孩子上学，还得花钱，我们没有一点挣钱的能力，让我们怎么活下去嘛。”
其实，在这个小村庄里，还有一个名叫姚良玉的妇女，也同样是被医院“硬给劝了回来”，目前她脊背上安装了钢板，不能正常活动。“已经做了好多次手术了，不知道还得做几次。”“再做手术，我们没有能力做呀！”村里还有几个回来的地震重伤员，虽然比她们两个好一些，但是依然在担忧身体里的钢板取出来得花多少钱。
肖开英告诉记者，自去年12月28日被劝离医院后，“到现在没有任何医护人员来回访过我，也没有任何政府人员来看望过，连村支部书记都没来过。”
银杏乡政府副乡长明贵学的妻子是映秀镇九寨沟药业公司的职工，大地震夺走了明贵学在映秀幼儿园上学的儿子稚嫩的生命，也夺走了妻子的右腿，摧毁了他们在映秀的房子。
明贵学的妻子，也同样是被医院“硬给劝了回来”，无家可归的她，在同学朋友处借住了一段时间后，无奈于今年春节期间，搬到明贵学的板房宿舍，为此，与明贵学同一宿舍的同事，不得不找别人一起挤着“过活”。
其实在明贵学的孩子遇难、妻子重伤后，地震时尚且是普通干部的明贵学并未能获得去搜寻孩子、寻找妻子的假期。知道消息“也是好些天之后”，“所有的干部都军事化管理了，全乡有更多的人死伤，我们每天都得想办法在‘枪林弹雨’中为交通中断的村庄送药送食品。”
一个月后，也即妻子在成都右腿高位截肢后，作为丈夫的明贵学才借一次“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出差机会”看望在病床上的妻子。“只待了一天，他太过分了”明的妻子说到这里，便哭了起来，明贵学一直低着头，看上去又黑又瘦。
乡里的干部告诉记者，遇难的儿子是明贵学唯一的骨肉，他们结婚多年，但由于妻子习惯性流产，直到几年前才幸运地生了小孩，如今，两个人都40多岁了，以他妻子的状况，是不太可能再生小孩了。“现在让这夫妻俩怎么生活下去？连安身之所都没有！”
明贵学总是不肯谈自己的艰难，“他整天忙着更多村民的事情。”明贵学副乡长告诉记者：“像肖开英这样的情况，在银杏乡还有许多人。”
更悲惨的伤残者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汶川县的银杏乡，同样也出现在地震灾区的其他区域。
今年2月16日，本报记者刘建锋发表《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报道介绍，31岁的四川省理县农民王海清地震致伤，后来被医院“硬给劝了回去”。去年底在他家里发现他的成都老中医聂晓萍说：“王海清在地震时被房子压倒，脊椎受到重创，下身瘫痪，丧失行动能力，医疗康复还没有见效就被送回家，可他的家就是一个窝棚。妻子见他瘫痪了，就带着孩子跑了。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臀部和腿部多处腐烂，要是还不能得到康复治疗，肯定就会死的。我帮他翻过身来看，他身下都是褥疮。跟我一起去的年轻人，都不敢进他的窝棚，腐烂的臭味，那伤口……”
“救救我吧，我才31岁呀！”王海清在呐喊着。 聂晓萍摄影
这位成都老中医介绍：“我去之前几个月，王海清还曾经再度被送往阿坝州医院进行救治，治了40多天，由于无法承担几千元的医疗费，不得不离开医院。后来，王海清60多岁的父母得到湖南对口支援单位救助款2000元后，又将他送到了理县医院。对于两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仅仅是把王海清从山上送到10多公里外的县医院已经很不容易了。可王海清只在理县医院治疗了三天！三天后却只能再次送回山上。老实、淳朴、胆怯的老人逻辑非常简单：看病花钱天经地义，没钱看病听天由命。至于国家对灾民提供的医疗政策，他们全然不知，即便知道也未必敢和院方理论。”
王海清在理县山沟里的家。 聂晓萍摄影
王海清的邻居。 聂晓萍摄影
于是聂晓萍通过朋友、网友捐助等方式为王海清筹集了部分医疗费用，进行治疗。进一步检查发现：“当初从王海清入住的医院得知他的病情是脊髓损伤伴压疮，并没有发现他还有其他诊断，事实上：除了脊髓损伤伴截瘫、泌尿系感染、骶尾部及双坐骨结节处严重的压疮之外，他的双足在４个月前不慎烫伤，由于未经过有效处理而出现严重的感染坏死，另外他的头部在地震之前有一次可疑（没有任何病历资料，王海清本人也说不清楚病史）的脑出血史，造成目前右侧肢体偏瘫，肌力和感觉减退。”
最后算是保住了王海清的命。
这样的伤残者有七千多人
刘建锋在《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一文还介绍了更多的情况。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还有人比他严重得多。”励建安教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由于康复治疗不及时，我很无奈地发现，有的伤员已经死掉了。或者由于缺乏资金，或者缺乏正确的康复理念，现实情况非常艰难。如果还不及时给予伤员科学的康复治疗，还会有大批的地震伤员将失去恢复健康的机会，沦为终身残疾。”
“地震的重伤患者有一万人左右，从６月（2008年）开始发动了一万多名重症伤员回川。回来以后，这边只有900多张床位，所以注定了90％的伤员直接回家。许多从外地回来的伤员并没有达到卫生部的出院标准就一窝蜂地全部出院了。这是由于当时就已经知道国家给各地支付的治疗金额不足。直到现在，国家支付的资金还没到位，医院也都是几百万地贴钱做治疗。伤员回家以后，就如王海清这样，四川有些地方的山民，极端淳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什么要求。这些人听信了人们说的：回去过两个月就好了。”
官方称已经给重伤者提供了足够的康复床位。
励建安评价说，“6000个康复床位，4800个康复专业技术人员……从理论上，中央一看，你不过就一万多地震重伤患者，有6000多张康复床位，好像也就差不多了。”
“现实却相差得十万八千里。”励建安教授根据对江油市的现场调查，做了一个预估：目前处于困境的重症伤员人数大约有7000人。
对这一数字，教授的解释是：“江油现场调查的结果实质性地表明，65％的患者需要积极的康复医疗。据此推算，四川需要康复医疗的患者至少在6000—7000人以上。而我们已经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足！”
2月11日，四川省卫生厅的官员告诉励教授，省厅的预计值也是7000人。
“我昨天问了卫生厅官员，厅里的数字7000人是不是根据我们在网上公布的预计来的，回答说不是，说是他们根据各地卫生局报告的统计结果。”励建安对本报记者说。
而汶川县银杏乡的肖开英是否在这7000人的范畴呢？记者无法求证。
其实此次汶川大地震造成的伤员不仅仅是上述这7000人，官方公布，截止2008年10月8日12时，遇难69229，受伤374643，失踪17923。
医院的尴尬
一方面是大量的伤员需要进一步治疗，另一方面医院将伤病员“硬劝出医院”。到今年初，大部分医院已经将地震伤员“送出了医院”。
而绵竹市人民医院在得到香港及其他慈善机构资助后，成为至今还在收治地震伤残者的仅有几个医院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绵竹市人民医院办公室副主任杨露曦时，杨是这样介绍的：“地震对我们医院的影响本来就很大，后来的救治过程，对我们的压力更大——不仅是抢救地震伤员，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灾区的医疗都是免费，伤员、病人剧增，医院门庭若市，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因为大量的治疗都是免费，治疗费、药材费、耗材费都是医院垫付，所以迄今为止医院的财政捉襟见肘，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欠药材商、耗材商的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一方面，医院于救灾过程中的开销尚未得到补贴，另一方面，药材商和耗材商也在催着要钱。绵竹市人民医院在灾后遭遇了最艰难的瓶颈期。资金运作困难、人才短缺、设备短缺……
杨露曦说：“我们到12月30号都没有跟地震伤员讲最新的政策，我们就是想到——还有一天，要是明天国家有个文件出来的话，那么可能也就是后期接着免费治疗，但是到12月31号那天，都没有新的政策出来，最后我们就只好给这些病人讲，明天你们就要自己支付费用了。”
窘迫的财政状况并不是绵竹市人民医院一家的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地震灾区的多家医院获悉，这些医院于2008年12月31日前垫付的医疗费用都还没有完全到位。
根据四川省卫生厅2009年4月24日的工作汇报：“目前已经结算补助到位4.63亿元，基本解决了前期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垫付的紧急救治阶段的医疗救治费用。”而地震之后的紧急医疗救治阶段，基本于2008年7月下旬就已经结束，其后一直到2009年4月底，后面的结算工作都尚未宣告完成。在这种情况下，12月31日中止免费医疗的政策一出，基本痊愈或者尚未痊愈但没钱继续医治的伤员，就都出院了。
都是因为没有钱
为什么这么多人得不到有效的康复救治，而又不得不出院？原因到底在哪里？
刘建锋在《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一文中是这样回答的：
2月11日下午，在绵竹市人民医院，王海清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地震受伤后，他在医院住了27天，然后出院回了家，在家里住了１０多天之后，再次被送到阿坝州医院，在阿坝州医院住院40多天之后，又被送回家，在家里睡了一个多月，又去理县医院住了3天，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卧着。为什么老是来回这么折腾？没钱。
在资金短缺的问题面前，康复医疗救治不能到位——这是地震伤员一步步陷入困境的最主要因素。
一直在灾区为伤员的后续康复治疗奔走的励建安教授以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康复医学会提出组织国家康复医疗队来支援，终于得到卫生部的认可，组织了国家康复医疗队。列了180——190人的医疗专家名单，最终落实能来的有100人左右，当地不要。开始，第一批的是要的，但后来就不要了。因为连当地一些康复机构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付不起，国家的钱又没有到位，急救的钱都没有到，就更别说康复的钱了。国家的钱就始终进不到医院，专家来了，看病服务都不要钱，但是吃饭和住宿当地要安排，就连这一点地方都有困难，以后的批次便干脆不要了。”
“去年11月中旬，通知说全部撤退，12月31日，所有的医疗费用停止，动员伤员回家。许多医院的伤员出院，华西医院，此后就一个也没有了，骨科医院一个没有，省人民医院有几十个，成都第二人民医院有一些，现在最大的康复中心是绵竹市人民医院，一个县级医院，是因为有我们项目的支持，有香港福幼基金会的支持。”
没有钱，是医院动员伤员回家的重要因素。2月6日下午，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目前，国家和省里还没有相关政策下来，医院完全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没有将付不起钱的患者赶走，但是医院已经不得不考虑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
目前，客观地处于灾区最大的地震康复医疗中心地位的绵竹市人民医院——由于自身仅为一个县级医院，处境比省人民医院更尴尬、艰难得多。
该医院的金鸿院长在板房区的水泥路上，边走边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不要说12月31日以后了，就是之前的应急时期的医疗救治，钱也始终到不了医院，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之所以能坚持拿出一个康复科来做这件事，除了我们自身是极重灾区，有太多的兄弟姐妹在困境中需要我们的帮助，还有很大程度上是项目得到了好心人的支持，五月份之后来到我们医院的志愿者与香港福幼基金会合作，为地震伤员提供免费的康复医疗服务，他们也提出要求——医院不能收费，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哪怕医院的经济负担非常重。”
“从2008年5月到现在，医院已经负上了沉重的债务。”
２月１０日，四川省卫生厅新闻发言人江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地震发生之后到１２月３１日之前，国家定位为应急救助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灾区的地震伤员乃至普通病人，看病都是不花钱的。１２月３１日之后，国家没有出台政策，省卫生厅为此曾多次向上提交报告，希望能出台政策，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２月１１日，另一位省卫生厅的官员对记者说，省厅厅长为此事几次亲自找省上协调，但是没有得到解决办法。
资金，究竟需要多少？励建安教授测算说，“如果比照在江油所做的，均摊下去，可以算为平均每人3000元，即使这7000名患者都是困难家庭，也只需要2100多万元便可以解决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何况我们还可以对患者家庭做评估，保证将资金用在最缺乏经济能力的患者身上。”
一位志愿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笔钱，如果依靠社会，将难免会遗漏未被发现的“王海清”，如果政府出资，并且发动各级医疗机构切实查找，就能基本为地震伤者尽到人道主义的义务。
有医生对记者讲，现在地震已经一年了，大量地震伤残者体内都有钢板，到了一年都需要换或者取掉，如果不取的话，骨折那段就不牢靠，一旦有意外伤害，就可能再次折断。但是很多伤员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可能担心医疗费用而拖着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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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0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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