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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3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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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读者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也分大中小不同层次,《读书》的目标读者是哪个层次的知识分子?) c( q! E/ `- |* \6 C J0 m7 E* V
我们心目中的读者应该是中层知识分子,但结果我们却发现除了一些中层和高层知识分子在看《读书》外,还有一些小知识分子也在看。我们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当时,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收发室直接把信件拿走看。其中有西部县城中学老师寄来的信,这样的读者不在少数,他们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了,这对我触动很大。事实上,我们希望做的是,让《读书》起到一种桥梁作用,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字把精英文化介绍给普通的知识分子。就像余秋雨、于丹所起的作用一样,把精英文化普及化,我很欣赏他们。人在德国 社区% ?" y$ t) M# v+ g% ~4 R1 {
离开《读书》后,您还阅读这本杂志吗?& f; n8 r% [4 V* M( Z8 c. ]
不怎么阅读了,因为我现在热衷在网上“潜水”,在饭馆研究餐饮,在咖啡馆闲聊,在旧书店寻找廉价书刊,外加身体也不好,严肃的东西实在看不过来了。
2 v, p G, h6 G: y* S' c 您怎么评价您离开之后的《读书》?
}1 y7 m( m( \) r& A/ z9 J b 我已经离开《读书》很多年了,和《读书》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我也基本退出了出版业,只是偶尔还帮忙介绍一些台湾书籍在大陆出版而已。所以,我无法做评价。1 F6 t/ Q, P" b6 ]
陈四益
! J ~3 a* x4 S1 n! xrs238848.rs.hosteurope.de 在60前和80后: D& ]& D$ @0 c" x% x" ~9 U
中间沟通思想% w ~9 d5 l; r
除期期为《读书》画漫画的丁聪之外,陈四益应该是这本杂志最稳固的作者之一。陈四益在1981年开始看《读书》,1989年,他成了《读书》的作者——丁聪画漫画,陈四益配文。此后翻开每一期杂志,都能看到他们珠联璧合的杰作。1996年,沈昌文退休,离开《读书》,汪晖和黄平接替主编之位,《读书》的风格发生了转变,但是陈四益与丁聪合作的“诗画话”却一直延续下来。“从沈昌文任主编时起,这个专栏除了原先放在封三,后来换到封二外,没有任何变化。”2 007年3月,九十高龄的丁聪引退,陈四益又同黄永厚合作,继续在《读书》的封二开谈“画说”与“说画”。
0 n9 A6 R, i1 Z+ E6 ^人在德国 社区 这次《读书》换帅,引起的风波不小。人在德国 社区+ y h$ t1 V, s( Q& E! X
一本刊物的主编更替是很自然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了。我看还是不要动不动就弄成什么“派别之争” 。文革时期斗争哲学的影响太深了,思维方式也不容易改变。不同的主编办刊物,当然会有不同的理念,这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可以争论、讨论,但不要非加上“左”呀、“右”呀什么的。《读书》换不换主编,说到底,是三联书店领导层考虑的事情。
# L, ~# W- y: j5 Q! q& \: s 您在《读书》经历了两任主编,对于《读书》的两个阶段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P" l" e/ A T) ]3 S0 |* i
我只是作者,和主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两个时期,我和丁聪合作的版面一直稳定,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两个时期,我和《读书》都合作得挺愉快。$ o% U: S: W" M6 S. E
沈昌文是一门心思编杂志,虽然文章写得很洒脱,但心无旁骛。他总是注意联络老作者、发现新作者,所以手里作者资源特别丰富,人缘也好,这对于编好《读书》这样一本杂志来说,是很重要的。比如那时经常举办的“读者服务日”,就搞得很有气氛、很活跃。汪晖是学者,学者的学养、工作习惯、文字偏好,自然会影响到刊物的风格。后来的文章太学术化,有些文字过于艰涩难懂,恐怕同主编的喜好多少有点关系。0 M& g2 k: C$ {& T- ?
对于文章的学术化和难懂,您给杂志提过意见吗?
! i' y9 Z o3 k$ W 也跟编辑提过。我个人喜欢清新简易的文风,可能是受五四时期学者文章的影响。那时的文章,即使是在介绍海外玄奥的理论,也还说的是“中国话”,因为作者是经过消化之后才讲述出来的,比较易懂。后来《读书》上的一些文章,感觉好像没有经过消化就把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术语搬过来了。范用说看不懂,沈昌文也说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当然,只是一部分文章,当然,这样的文章也不只是《读书》上才有。几个老头儿说看不懂还不打紧,要紧的是大多数读者是否认可。
2 A( F3 x& }6 S6 [. B人在德国 社区 您觉得《读书》这些年的定位有发生变化吗?
L2 _8 k+ C+ G& `# N% W 他们是说没有变化,但是如果内容、风格有变,读者自然也会有变,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3 V1 c6 A6 X1 i+ p- q# M: v& o 这些年来,《读书》的订阅量是在下降吗?: f- \/ g( k: Y7 ?5 p. Q$ E# Q" Z3 V
我一直弄不清楚,问过,但人家未必讲真话,所以后来也就不问了。你知道一本刊物的发行量在今天的中国,也算是商业机密,是个敏感的问题。前一阵好像说过订数下降,但是后来又说是上升。搞不清的事就让它糊涂些也好。
5 @! W8 X* J1 n7 v 一些人怀念80年代的《读书》。$ Y2 U; B% F! D# Y
《读书》不可能回到哪一个时段去。80年代有那时的环境。那时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现在这一代未必感兴趣。譬如我这样岁数的人,也就是80年代《读书》的读者,经历了那么多的折腾,深知如何不再折腾是中国的要务。所以对那些造成反复折腾的理论、体制、思维习惯,一直不肯放过。但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年轻人,就觉得,何必老是唠叨这些陈年旧账呢?所以,怎么在60前和80后中间沟通思想,实在比空谈回到什么时段重要得多。
& Q7 e9 Y& c& O0 P2 jrs238848.rs.hosteurope.de 那您认为《读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1 w% ^$ z, C- {& i
要搞清楚是办给谁看的。我认为不应该只是办给学者看,就是学者,也不能只是办给老的或年轻的看。读者范围要更广,文章不要艰涩难读。《读书》毕竟是供各种读者工作之余、研究之暇看的一本刊物。要找一些共同的兴趣、共同的需要,办得丰富一些、活泼一些,也深入浅出一些。/ m! d$ D( p9 @9 s2 r
《读书》应在哪些方面求变呢?人在德国 社区$ p- L& L! X; y9 s. X6 y8 j
现在杂志刊物有很多,读书类的也不少,比如《书屋》、《书城》、《万象》、《博览群书》。《读书》要办出个性和特色,事非容易。不要一下子期望过高,给编者一些时间,让他们试一试。过去《读书》的长处,不管是1996年前的还是1997后的,都要承继。承先才能启后。
+ C; j; i% G0 Z \* j' W( V; i 徐友渔; ?! O9 e" ?& k, ~- |# _
这十年,它
* l/ j: j: b& Srs238848.rs.hosteurope.de 没有切中时弊
& C6 s& W3 z, F* S9 k) n5 u- X 出生于1947年的徐友渔,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执着于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等。他曾是《读书》杂志的读者兼作者。
3 ?* F5 F% ~' ^人在德国 社区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读书》?为《读书》写文章多吗?
# t' D. k( e$ M5 k/ p0 \ }人在德国 社区 我从80年代中期以后才看《读书》的,后来又出国了,有好几年没看。为《读书》写文章那也是后来的事情,写得也很少,像朱学勤、雷颐他们以前写得多。最近8年都没在《读书》发文章了。
$ J* {1 R6 M6 e I' | 《读书》缘何能一创刊就广受知识分子欢迎呢?
3 F4 H5 t; c( r' L: ]2 ~4 ~; e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思想解放阶段,大家都是“如哽在喉,不吐不快”, 《读书》的出现符合当时的思想潮流,自然很受欢迎。
4 K, B6 q5 f; c8 M& Y' x 有一种说法是,80年代的文化热成就了《读书》,您怎么看?人在德国 社区! m1 T! P, r; ^7 m* X5 I5 c- E0 Z
80年代的《读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在趋势上是一致的,《读书》肯定受到了文化热的有利影响。但是《读书》热不同于文化热,把《读书》在80年代的成就归功于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不正确的。《读书》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具体的东西包含在内,比如它的话题、文体、风格。而且80年代的《读书》并不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它把人们一直想说、又压抑得很久的话痛快地说了出来,尖锐、泼辣又具有生动性,所以它在知识界的中心,人气很旺。
( u7 {, P# b8 _3 o5 }0 S' Nrs238848.rs.hosteurope.de 有评论说,80年代的《读书》比较重文学性,而缺少对现实的关注?
1 o' _" b7 P* ~, V g 80年代的思想界是常谈一些抽象的问题,比如人道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讲一些“大道理”;但并不是说,这就不现实了,事实上,这是当时非常现实的问题。在经历过长时间的思想压制之后,那些“大道理”的启蒙显得非常重要,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0 H8 L& \/ d, D: \, \: _, p
您怎么看这十年《读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t' c( H) [' N4 W+ _! t8 J# N
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很多文章是关于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这些理论都是可以讨论研究的,但是这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是不是有错位的地方?中国主要是应该追求和建设现代化,还是应该批判、否定现代化?他们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实际上是对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拨乱反正”。另外,“新左派”对西方理论的照搬,也让人怀疑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其实这些年的《读书》对中国最尖锐的问题是回避的,没有切中时弊,批判全球化、跨国公司,这些理论显然在西方语境下更有意义。我倒是认为90年代后期的《东方》、《现代与传统》对现实问题更具批判性。
& q. v+ |+ l$ G: q6 xrs238848.rs.hosteurope.de 这十年的《读书》似乎争议很大,其中听到比较多的是《读书》学术化、不好读。7 o5 G; Z$ O9 W8 K% N
有人对《读书》的学术性强、文章不好懂提出质疑,我个人对学术性、理论性的文章不反感,这是个人阅读喜好问题。不过,作为一本公共刊物,如果很多人认为“不好懂”、“学术化”,那《读书》是应该注意的。人在德国 社区, N+ d& @$ y% l: p" n: e7 @) M
这些年《读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6 {- S) ^; g+ rrs238848.rs.hosteurope.de 最近十年《读书》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之前的“兼容并包”精神。《读书》早期的文章,不是统一成一种声音,它容许了多种声音的存在,有时也会登一些读上去很讨厌的文章的,都不要紧,这就是《读书》的兼容并包。但后来的《读书》丧失了这非常可贵的一点,这是极大的退步。但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对此进行辩解,说什么作者名单扩大了。但是为什么后来曾经广受喜爱的一些作者却从《读书》上消失了呢?比如李慎之、朱学勤、资中筠等人。
6 ?& ~% m; ^ [& d7 l 您认为之后的《读书》应该怎么调整?) G0 x, J9 K# m8 U2 I
《读书》应该探讨思想性的、严肃的问题,注重品位的高雅,为知识界内部的大众服务。
1 K- @. Y0 m! w& o3 Y7 a 刘苏里人在德国 社区0 C& z7 B8 n% n! E, n* U) H' |+ t
与《读书》rs238848.rs.hosteurope.de ~9 o5 |. D. H* S
一起成长为公民
% z/ n3 m* b* F/ Brs238848.rs.hosteurope.de 《读书》创刊那年,19岁的刘苏里从黑龙江的一个边疆小镇来到北京上大学。从第一期《读书》开始,他就是忠实的读者。“当时,还年轻,什么都不懂,看起《读书》如饥似渴,从头到尾,连那些边角缝、补白的文字也不会错过。”
; M+ }/ W9 G, {& |2 P; q 刘苏里学的虽然是国际共运史专业,但却对文学情有独衷,看《读书》的同时,也一直在看《收获》、《当代》等文学刊物。而《读书》上黎澍、唐振常、金克木、陈原、王蒙、冯亦代、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李泽厚、梁治平、甘阳、刘小枫、苏国勋、汪丁丁、陈平原、李零等人的文章,都是刘苏里的所爱。
3 _. Z# @) Z5 ~4 ` lrs238848.rs.hosteurope.de 从创刊号开始,刘苏里期期阅读《读书》。《读书》所提出和推动的新思潮在他的脑中依然记忆鲜明,说起来如数家珍。“80年代中期关于‘宪政’的讨论,刘军宁、汪丁丁等学者写了不少文章;1989年,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发起了关于‘五四’的讨论;1994年、1995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都是社会转型期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还有1996年关于文革的讨论。《读书》始终站在问题和思想的前沿,说出了你想说却没想明白,或没想透彻的一些东西。”
+ D- j3 v0 o$ F+ c( i$ E; e 长期阅读《读书》,并从《读书》那得到启蒙的刘苏里对《读书》充满了景仰。“那时,我就觉得《读书》编辑部很神秘,也很遥远,虽然它就在北京。但那时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能找到谁了,我也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大胆。所以虽然看了《读书》十几年了,但也从来没想过去拜访编辑部,它对我而言始终有一种神秘感。”
1 h5 [# o1 P% |& L2 m# Y) W+ u I) } 直到1993年,刘苏里才闯入了那个神秘的《读书》世界。1993年10月,刘苏里创办的万圣书园在北京开业。而一向爱书的《读书》主编沈昌文来到了万圣书园,编者和读者在此相遇。那年冬天,刘苏里拜访了《读书》编辑部。“我从没有想到是那样一间小屋子,很破旧,堆满了书,好像都没处落脚似的。”很快,他和编辑们熟悉起来,“一起喝咖啡、吃红烧肉后,就跟朋友一样了,开始神侃”。
, k( P3 U) n/ \- l “长久以来,我看《读书》不是因其文本和文字有多美,通常是带着问题去看,《读书》总是能提供一些新思潮、新理论、新概念,以及新的解释框架。可以说它一直伴随着我的心智成长。我们15岁时心智需要成长,45岁时心智也仍然需要成长。”后来,刘苏里这样来总结《读书》对自己的影响:“它影响我从非公民成长为公民。《读书》对中国转型期公民社会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贡献。”
: I& q/ k2 D7 G9 d4 p) s7 W 直到现在,刘苏里仍然每期都买《读书》,但是1999年之后,他却不再细读了。“最近这八年来,我基本上就是翻一翻,看看标题、看看作者,有感兴趣的或有欣赏的作者才细读,比如李零、刘小枫等人的文章。甘阳好玩,我也爱看他如何吹牛。偶尔有我朋友的文章,无论倾向,我都读,比如汀阳的。”在刘苏里看来,这种阅读变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读书》自身的原因,也有自身成长的因素,还与社会更开放、信息更丰富有关。$ w, E/ m/ i5 [
在2005年时,万圣书园与万科北京公司曾举办一场“启蒙时代的《读书》”的活动,李洪林、王元化、李慎之、金克木、王蒙、冯亦代、赵一凡等人为《读书》所写的文章手稿被展出,还请来了赵一凡、陈平原、资中筠、陈乐民、刘德海等《读书》作者、读者开座谈会。那是一个自发的民间活动,也是那些年为数稀少的、关于《读书》的活动。刘苏里对《读书》的感情可见一斑。, J/ a; \3 o2 ?; b. P8 v& g( Y+ K* S- c
对于《读书》风波的“派系之争”,刘苏里这样评价:“我并不否认一份杂志可以有自己的立场,谁见过没有立场的杂志?具体到《读书》,那我要问1996年之前《读书》的立场是什么?它有着怎样兼容并包的传统?后来坚持这一传统了么?《读书》不是1996年才诞生的,之前它已有17年的优良传统,它是难得的知识界与知识大众交流的公共平台、是社会公器,它不是某一学术思想流派的同人刊物、不代表任何一派,只要言之成理,左中右老中青都可以发言。李陀、陈燕谷先生办的以书代刊《视界》这样的‘新左派’刊物,没有人指责它的立场和倾向,因为它从诞生起就是‘新左派’刊物,是学术刊物,面对的也不是知识大众。汪晖先生也参与创办过一份跨国刊物,名字我忘了,新左派立场,人们也不会对它说三道四。但《读书》就不同啦,《读书》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关切和立场,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调整,是不是也应该在原来基础上进行呢?”4 m. V1 q$ h5 K" M. X: ?
“以后的《读书》,应该对前28年的传统做一总结,不仅要总结前17年,最近11年也要做总结,这11年也有它的传统,也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方面。《读书》要永远摈弃门户之见,在继承其传统价值立场和问题关切基础上寻求与时代共呼吸的节奏。”刘苏里说。rs238848.rs.hosteurope.de1 ^. B) o4 M4 U* n5 P! E
王晓渔! ~- m& d- I5 P" }6 y0 ]
恢复《读书》的/ E. s" b/ I/ p7 P7 b* D
公共性
" F5 H- W5 ]2 K+ P8 j人在德国 社区 《读书》创刊时,王晓渔才刚刚出生不久。对于《读书》来说,他应该算是第二代年轻读者。在上大学之前,出生于安徽城镇的王晓渔从来没有听说过《读书》。而1995年上大学后,却总是听到历史、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本杂志。于是他跑到书店购买了第一本《读书》,开始了与《读书》的缘分,那是1995年第十期的《读书》。“我当时从到尾都看了,当时才刚上大学,看不太懂,断断续续看了好多天,一知半解。”后来重新再回看那期杂志,王晓渔才发现,其中有好几篇文章影响很大,比如李零的《汉奸发生学》、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 g3 t0 s* m+ c0 U3 ]) K. s 从1996年起,王晓渔开始固定购买《读书》。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所以王晓渔把《读书》当作成专业之外的知识和信息来源,对历史的、哲学的、思想的、社会学的文章非常关注。“我还记得自己趴在宿舍床上阅读《读书》的场景,读得很吃力,却又觉得很有收获,从此每期都要买上一本。可以说,我当时的很多社科哲学的知识都是来源于《读书》,它是一种思想中介。它的文章和话题往往都具有前瞻性,它把一些新的思想理论介绍给你,引导你去发现更多更新的东西。感觉它总是在你前面引领你。而且,你从《读书》那就能比较完整地了解到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和当下的现实紧密相关。”
* D5 q* a; T; d% r K. ?* i( O# N人在德国 社区 此后几年,王晓渔阅读《读书》的习惯从通读转变为看目录重点阅读,到了2000年之后,他基本只是在书店翻翻而已,几乎不再阅读了。“后来,我发现再也无法从《读书》那了解到相对完整的当下学术思想界正在进行的研究地图了,这份地图变得残缺不全、派别倾向明显。对于整本杂志来说,常常陷入逻辑简单重复的境地,这不是指单篇文章,而是感觉大多文章都是在互相印证,逻辑重复,失去了多样性。”1 y' L3 g, {( e* [6 {* e
“也许这些年《读书》的发行量真的没有下降,但是发行量不等同于影响力,我感觉《读书》的影响力却是在下降的。以前围绕《读书》文章所展开的讨论经常发生;但后来,《读书》在知识分子之中不再那么举足轻重了,不再是随便闲逛的茶馆,而是某户人家的客厅——闲人莫入。然而出于品牌的惯性,人们仍然对它保持关注。”* n2 x* r2 y f3 R% Z; B
对于换帅之后的《读书》,王晓渔保留了一份期待,打算从8月起重新购买《读书》。“换帅之后的《读书》,最重要的是恢复公共性地位,重建可供公共讨论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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