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河

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
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
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
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
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
、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
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分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
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
罩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
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
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
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
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
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
，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
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
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
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
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
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
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
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
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
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
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
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
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
个七岁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上也创立了
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
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的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
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有自觉中，完成了一
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
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
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
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
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
、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谬所掌握的吴越（浙江
及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
未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
的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
，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
避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温和，但是
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
人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中作封桩库。他曾
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
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的
承认人的私利观，而且赵匡胤很明显的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
给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
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
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
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
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
，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
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
“牙军”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召
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
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
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
，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些
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外
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
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军事，并且打破了
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
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樊盐酒超过
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
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
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
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的需要，也是各主
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
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
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
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
成立神策军，以宦官作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
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
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
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
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
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
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
者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
。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
以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
在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
长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
历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９７６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
看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
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
”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则特
制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
，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
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
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
优势。它企图注意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
产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
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
界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明河

五代十国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
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
。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
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
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
，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
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
寿，其喜为这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
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
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
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
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
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
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
、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
当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
有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
能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
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
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
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床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
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
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
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
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
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
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
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
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
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
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
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
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
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
独揽的独裁者。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
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
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
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
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
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
，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
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
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
“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
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
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
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
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
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
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
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
”，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
。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８７２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
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称帝，虽
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
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
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９３６年
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
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
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
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州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
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
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
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
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
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
。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
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
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
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
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
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
，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
。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
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
。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
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
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
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
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
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
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
测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
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
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
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
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
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
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
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
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
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
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
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
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
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
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
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
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
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
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
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
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
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
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
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
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
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
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
”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
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明河

黄巢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
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
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
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
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
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８７０年间，“仍岁
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
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
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
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
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
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
”，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
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
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
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
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
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
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
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
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
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
（长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
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
，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
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
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
也渐成问题。８８２年朱温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
。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
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
  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
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
，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
、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
，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
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
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
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
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
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
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
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
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
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
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
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
、“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
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
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
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
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
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
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
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
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
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
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作困兽斗，有战果不扩张
，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一派普遍现象。因之政府阵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黄巢行动叵
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他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天
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为多。

    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
唐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
，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以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
如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
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的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象。这种弱点也
还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
人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使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
官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
形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
时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
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
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
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
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
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
包制的模样。８２１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
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
了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
作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
的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谬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
卖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
的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
也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令），《新唐书》“
食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
困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所
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怒
之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也
与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
富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
个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
的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
重要节目。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谬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
下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这
样看清大局，钱谬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
十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

明河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
今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
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
。现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
日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
。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
面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
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
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
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
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
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
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
之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
力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
发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
两帝之间，在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
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
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７８２年达到
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
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７８３年从淮西
（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
此，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
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此有旧，
也推戴朱此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长
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
在７８４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
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
切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此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
与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此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绥而死。只
是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
其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
自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
辟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
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
之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８
１９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
之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
官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
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
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
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
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
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
，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
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
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
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
，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
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
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
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
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
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
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
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
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和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
军用募兵，购马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
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
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
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
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
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
。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
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
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
；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
“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
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
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
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
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
大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
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
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
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
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
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
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
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
，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
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
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
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
，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
。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
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
朝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
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
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
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
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
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
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
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
“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
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
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
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
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
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
，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
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
织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
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
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
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
用。

明河

九重城阙烟尘生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扰攘达七年之久，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从
短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
    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中
亚腹地今属苏联），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营州则
为今日之热河。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
。他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以一日十里的行军速率南下取洛阳。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
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不仅各处没有“勤王
”的行动，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称
“大燕皇帝”，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
    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
李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
领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
的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
无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潼关，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
背受敌，而强迫哥舒翰仓卒出战，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入长安，郭子仪和
李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倘使这时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后的发展，还可更不能逆料
。实际上经过马嵬驿的兵变，杨国忠被军士胡乱的杀死，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
命令缢死，史书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情节，于是玄宗南奔，不
久就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则北上，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文武臣不及三
十人，也通过群臣劝进，“六上笺，上不得已，乃从”的公式，即皇帝位，等于宣告玄宗
已经没有用场，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为兹后历史上的肃宗。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
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襄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
又一月而收复洛阳。
    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
阳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他在７５７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八万众降
唐。肃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又再陷洛
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事
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史朝义传首
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预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
    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重新检讨这八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卒之间，得
到确切的结论。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
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说
及玄宗任人不当。安禄山“性巧黠”，又“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为卢阳、范阳、
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
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更让安禄山拜自己
为父，杨贵妃为母。《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
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庭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
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
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
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
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年（７４２年）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
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
时候人力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
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
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
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旷骑
”，自７３７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７４７年
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奴
别种”之奚，他们经常与安所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
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
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历
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
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
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
提及，“至互市，辙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
的时候，就将原任可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
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
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进修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
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
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
由中枢作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
》“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
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
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
，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
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
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
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
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
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
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
使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
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
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
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
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干，回头到长
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
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
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
”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
内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
组织格不相入。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
光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
容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
我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
仕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
内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
，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
玄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
宗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的发生，我们也不能仅
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
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起极端，甚至亲
属也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
败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
此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
远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
“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余年的历史纪录，我
们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
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
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
入“广泛农业”，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
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
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宋
。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

明河

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
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
。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０６年）
则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
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
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
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宫，秋七
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
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
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
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
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
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
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
。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
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
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
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
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
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
》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０６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
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
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
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７４５年为
封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
，而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
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
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
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
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
治通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
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
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
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
“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
５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乱伦”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
武军（侍驾的御林军）在马嵬坡逼着皇帝将他的爱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
宗生活糜烂，到流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
，大部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代国防，因素较多
，容下一节“九重城阙烟尘生”再谈，现在说宫廷生活。
    《新唐书》说：“天宝（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则为“开元”）
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因为《新唐书》成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场又较
作《旧唐书》者为坚强，对杨贵妃一家更是指责不遗余力。书内说及天子每年十月赴华
清宫过冬时，妃之从兄及诸姊幸从，“遗钿堕舄，瑟瑟玑排，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
。也就是珠玉首饰鞋袜一路乱丢乱甩，不可收拾，显然是夸大其辞。
    这种指责也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问题：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
化”的征象，而必至国破家亡？我们知道八世纪的长安，确是有一种升平气象，高级仕
女，穿着印花的绸衣，头发挽髻，眼眶之外则施以各种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
即女性亦打马球（polo），吹奏小型乐曲，一到各种季节，宫女之作拔河戏者一次总有
好几千人，较之明清已现代化得多。难道这些人文的因素统是不该有，一定要退步到茅
茨土阶，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穷才人心舒畅？要是今
日我们讲历史也仍因袭传统的立场，如何能迎合时下的现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国史与世
界史衔接？
    可见得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未被提出：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
玄宗唐明皇节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９６０多万户。这和
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
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国授田。不管是采登记的户口原
来已经领有的田土来算数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与的田土也好，下级政府向
人民抽税时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
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禄山叛变前约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户十五万，
约占当时登记户数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讲，则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
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我们也可以想象从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
帝国倚赖着以这简单数学公式作主的间架性设计，将它的实际威权从一个基本核心的关
陇区域和东部洛阳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一种经年累月缓而持重的运动。选举制度提拔新人
不计门户，也要长时间之内才有功效，而唐朝创行所谓“铨叙”，有所谓“三铨三叙三
唱而后拟官”的办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毕。这尤其需要下层的民政和财政的事项简
单雷同，中枢才能将官职成批分派。所以与前述间架性设计配合适当。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劝农使”，执行所谓“括户政策”。其原则是现
下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登记之后免
六年赋调，只是轻税入官。这办法成功，“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只
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
们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
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
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
乡村各种情形，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
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
，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帝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
不折不扣的施行。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之
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文
融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可是玄宗后期三十年，户口登记从七百多万增至九百六十万，已经给官僚机构相当
的困难，各处文牍山积，很多事项除非高级长官亲身受理，无法定夺。而赋税既增加，
则有韦坚的增加督运效率。韦坚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欧洲，必为商业经理
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
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入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
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
，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消
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杨慎矜
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
有水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
价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
将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０年以御史大夫
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
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
也同于薪水，经过王拱的经理“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
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
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
律则更谈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
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坚的“纲典船夫
”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
陟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但是欧
美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入示署一字，累数日
不得者”。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
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口蜜腹剑”，只是他作
事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
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
趋势。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
奇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
之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结果则除宇
文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
兄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唐朝的
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
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
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
第田园水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
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
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
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
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
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
    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也承袭到这一局面，也与皇太子即后来的肃宗有嫌隙。在马
嵬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
新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
折。另一方面则安禄山的反叛由杨国忠激成，而杨国忠之居高位，则是杨贵妃的裙带关
系，事实显然，而皇帝的荒怠，更无非“内蛊艳妃”。所以连白居易的诗也要说渔阳鼙
鼓所惊破的不是军事计划和财政预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明河

武则天

    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要
是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攻击她，则明知所谓“杀子屠兄弑君鸩母”半系牵强虚构。并且她
在不同名义之下主持中国的政局半个世纪，其影响之所及与历代帝王最有流风余韵的相
比，并无逊色。所以事实决不会如此简单，可以由我们以“好”“坏”概括之。而我所
讲授的，则又是中国史的纲要，也要与今人有关，因此更难。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获隋末从唐高祖发难，曾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所以她也算
出身名门，并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太宗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
，半为皇帝宫中没有实际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后，她就发付感业寺为尼，在这里她
邂逅了高宗李治。兹后她由高宗的昭仪进为宸妃，于公元６５５年立为皇后，据算应当
已在３０岁左右。
    她自与高宗见面之后即有控制他的力量，无可置疑。高宗有子８人，前４子出自后
宫其他妃嫔，后４子则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孙之多，如太宗有子１２人，
玄宗有子３０人，宪宗有子２０人，武则天必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
    高宗于６８３年去世，武则天初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己仍临朝称制，不出
两月，她又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皇太后称制如故。公元６９０年她
更“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称帝约１５年。到７
０５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显复辟，是为中宗。那年年底武则天才与世长辞，官方称她
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说她实际年龄为八十三。中宗复辟后５年据说为他的韦后所弑，但
是韦氏想照样以女主临朝称制的计划则为李旦之部属所推翻。李旦于公元７０９年复位
，是为睿宗。只是如此一来，李显与李旦，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
唐朝其他１５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
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
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了
。
    武则天还有二处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６８６年在各处设铜轨
接受密告。又任来俊臣为御史中丞（临察院副院长），他和他的特务人员拷讯的工具，
惨极人寰，等于逼人自诬而就死地，经来审问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则天的私生活据传说可以与俄国的女少皇凯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岁时因宠
爱薛怀义，教他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
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
桓彦范上疏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
。自谓履恩即系鬃发与趾泽间的情爱。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还有一位右补
阙朱敬则的疏则更是唐突，引用外间传闻对武后的批评更为猥亵，她则批答：“非卿直
言，朕不知此”，赏上疏人彩百缎。
    有了这些不仁不正的行径，武则天仍被德宗朝贤相陆贽称誉。明朝以“非正规”态
度评史的李贽和清朝以正规而又客观态度评史的赵翼，都对武则天留有好评。

    仅从短距离侧视界观察武则天，我们很难看出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她在有些地方
，也象王莽，即系根据《周礼》及其他原因和个人爱好，将政府机构和各种事物更换其
外观及名称。洛阳实际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权独揽之后又将之从“东都”改称“神都”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
中书省为凤阁。旗帜金色，她所御的紫宸殿则施以浅紫色的账幔，八品以下官员过去服
青者此时服碧。如果这时候有人骤到洛阳，很可能被这金碧辉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
因为鸾台凤阁把一个大帝国的政府错认为一个动物园。
    可是任何人以为唐朝的太后变成了大周皇帝，仅在装饰门面，在各种事物上加入比
较鲜明的女性色彩和美术情调，则是绝对低估了武则天的“革命”。

    中国史学者通常以为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旧唐书》云“
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现在看来，他所患的好像是高
血压，也妨碍其视力，有多年历史。所以依赖武则天判断书牍，又让她“垂帘听政”，
在皇帝宝座之后得悉召对臣下的谈吐，已分别开始于６５０及６６０年间施行，除此之
外现存史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与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
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１６次，高宗就改了１４次。最后在位５年间每年年号不同，为从
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后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
，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门，只因气喘不能上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
成宣读大赦仪式。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
他之准备封皇太孙，既无前例，他就称“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让我来创造这段历史成
例。李治又曾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通常历史家以武后之殿试是中国考试
制之里程碑，其实公元６５９年高宗李治“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有了这么多的事
迹，可见得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３４年，已经一
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们两人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
圣”。所以他生前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遗诏所称，太子即
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
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杰以后就仕武则天好几十年，并未被视作为变
节。
    可是这种安排，到底不是举朝上下所能称心如意的接受。况且过去高宗自己被立为
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费过番周折。只因长孙无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难中通过。长孙
无忌是太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
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后已是三代功臣，两朝元老，为宰相３０年，又兼太尉，也俨然
有汉朝外戚之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声望。只是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高宗臣下诬构，流
窜黔州，后来又被逼自杀。有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作背影，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过去几十年
的擅权，“黑陟杀生，决于其口”，现在要只身对付满朝的明争暗斗，不能不采取主动
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后不久，首先发生问题的，为儿子李显。他虽被立为皇帝，未有实权。
在这时候他封皇后（即后来生事的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侍从室主任）。但管重要
任免的中书令不肯与。这不仅是官衔禄位问题，而是因为侍中是举足轻重的官职，又派
与于另外一位皇后的父亲，势必与太后冲突。这也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真理由上而下，
皇权既无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这事也确引起武则天对李显不满，而成为谪废他
为卢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业在扬州以兵反。敬业是攻高丽宿将徐茂功之孙，他这
时被谪降，意态怏怏，也纠合一群对朝政不满意的人在东部举事，看样子他没有真正“
勤王”的诚意，他的叛变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讨武则天檄，为骆宾王所作，是骈文
中的名著，经过广泛的传诵。内中提及“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
任”，已经把正反顺逆的李唐和“伪武”之阵容划分得清楚，很有宣传的功效。文中又
激劝唐朝旧臣用对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则天。文称：“言犹在耳，忠岂
忘心？一pou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动性。如此就更使武则天只有更走极端
。
    她的政权，既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亲生儿子也是敌方争取的对象
，则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显与韦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来使出自武后，则很惶
恐的以为是母后要赐他自尽。另一个儿子所谓章怀太子贤的，可能被她亲信所杀，出自
武则天的旨意与否无从查证。还有一个儿子早死，剩下一个儿子李旦，纵要他做皇帝他
也不敢出面了。以后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紧，也逼得很多李家亲王造反，因之才
将他们诛杀殆尽，只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流窜岭南才被幸免。这类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
凶狠性格，另方面却也是很多复杂因素一时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务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
时的产物，其目的也是要让朝中人物于逆顺之间分别去留，甚至对她尽忠为国的狄仁杰
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发展，很难在她武则天和唐朝的“顺圣皇后”的人身经验中找
到前后一致的逻辑，而只能在这政治环境里看出为一种超过人身经验的运动，有其来
龙去脉。
    所以武则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逻辑。她发觉自己之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
局面，即令儿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身挺当，“革唐命”，自称武家
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好在《周礼》这样一部有假历史的经典，充分的
表扬着中国传统里国家之为王者禀承自然法规一手创制的乌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
（例如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礼为春，兵为夏，刑为秋，工为冬等等间架性的设计
和一种美术化的趋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无形中倡导众生平等，男女也没有基本
的区别（但是她仍提倡孝顺父母，在高宗时已经禁止父母向僧侣行礼，龙门石窟的佛像
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云经》，则可见得大周皇帝虽为女身仍可能为弥勒复生
。
    武则天引起历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
成功。她做皇后２８年，皇太后７后，兹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
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６９７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
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
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
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则天是否丽质天生，今日已无法分辨，一个简捷的说法，则是她的才貌识见都不
能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谗，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当初夺取权位的一种
手段，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后的作为所压倒。我们要确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
，还是要考虑到她的时代和环境。而她的长寿，则比她的相貌及胆识还要重要。
    公元７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以隋唐宋为门面的“第二帝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
配备的时期。第二帝国由拓跋民族强迫的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为农业社会，先组
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
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人的政权，采取“周礼式”的书面设计控制着极大数量的小自
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
数学公式管制经理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了最大的
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
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
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婚，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
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旁的人不说，李唐王朝本身，即受这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太
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长孙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
人历经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
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
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
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
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
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王莽司马懿之流也”，其原因
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
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
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
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
于６５９年降诏不许１１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５０年，也包括为高宗之后的
一段，实在是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 Twitchett 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
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
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６
５１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
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
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
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
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
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
，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
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
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
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
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
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
、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
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
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
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处“某反”株留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
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
阶级一个大打击。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
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５０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
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
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
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
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
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的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
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
。”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
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
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门第。她精力又
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
员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
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
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
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
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
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至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
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奉的反应，也有一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
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
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
    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在成功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
但是也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
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
十分认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
以公通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在这条件之下，甚至以后为帝以唐为周
亦无不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
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
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项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过、三匕首。鞭之不服
则过其首，过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这套
蛮办法。不过那时她已快八十岁。一方面她已感觉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
也是她经营的新文官集团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铁鞭，间用铁过，不必
再多用匕首了。

明河

贞观之治

    公元７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
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
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
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现代西安市的
城缘，还只有其面积１／８。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１１０个方格，南北
驰道竟有５００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
９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
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
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
，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
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
，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
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
“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
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
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
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
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
职。L.Carrington Goodrich 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
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
、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
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
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
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
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
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
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
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
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
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
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
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
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
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
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
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
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
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
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
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
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宴（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
，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
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７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
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
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
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
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
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
。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
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
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
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
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
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
极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
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
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
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
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
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
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诛
”。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２８岁，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
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
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
，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
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
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１０００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
是不着实际。况且又４００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
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
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 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
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
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 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
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
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
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
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
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
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
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
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
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
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
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
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
        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
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
。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
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
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
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
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７世纪这初第二帝
国这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
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
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
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
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
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
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反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
，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
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
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明河

隋炀帝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
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
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
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
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
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
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
。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
，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
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
省长）。公元５８９年伐陈之役，他２０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
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５１．８万人不出月余，平
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
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
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
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
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
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
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
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
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
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
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
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
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
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６１３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
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
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
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
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
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
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６１４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
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
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
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６１５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
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
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６１７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
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６１８
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
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
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
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２０世纪
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
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
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
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
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
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
“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
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
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６００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
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
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
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
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
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
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
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
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
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
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１５年。而在
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
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５９４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５
９５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５９８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
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
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
，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
。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
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
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
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
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
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
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
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
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
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
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
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
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继承
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
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
，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
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
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
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
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
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
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
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
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
，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
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
，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
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
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
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明河

从分裂到统一

    至绞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
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
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
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
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
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
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
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
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
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
”。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
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
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
”。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
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这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
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还有一种贵族化的趋向，他尊重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
原王氏的社会地位，也让鲜卑系的望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和他们同
列。而当日时尚的趋向，则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亲信李冲
和韩显宗都反对他的作法。
    我们已经提及，当时人认为秦汉以来大帝国之崩溃，在于“兼并”。土地一集中，
则地方官无法处理境内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
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
实行所谓“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径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评人物，以
作吏部任命的任命的凭藉。其结果又如《晋书》刘毅传里说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
族”。这种士族力量的膨胀，也影响到军事行动。在政治秩序崩溃的时候，立坛设盟，
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领导。根据《晋书》王戎传，八王之乱时，河间王与成都王“带甲百
万”。晋朝的封建，并没有历史的基础，这两王能在短时间内纠集这样大的兵力，也还
是因为地方武力早已在后组织就绪，只要上面有人领导，就有几十百万的士兵在旗下应
命了。
    这种种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
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
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
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
也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
。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
在社会中层可能予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
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这种趋势也可以在考试制度演进的历程中看出。汉朝之对策，并未正规化，只有
隋唐之后“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开，这固然是
制度上的进步，然则若没有社会进化的背景，则不致有这么多布衣学人应试，就有他们
也仍会被宗党和豪强所抑制。
    只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无数小自耕农的体制，并不是因为全国统一而立
即成为事实。这中间仍有很多的周折。又举一个例为证：
    隋文帝于公元５８９年灭陈。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
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其起源则是据《资治通鉴
》所云：“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
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这文字记载简
单，也只显露官方见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经归纳于一个以小自耕农
为主体的单纯社会，南方则仍受巨家大室操纵。这些巨家大室的弱点，则是不能构成一
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因之他们虽然拥有船舰，能和隋朝派来的杨素作殊死战，终
被各个击破。上述苏威则为北周政体设计者度支尚书苏绰之子，这关系也象征着全国的
统一，要经过长期间的惨淡经营。
    佛教在南北朝期间鼎盛。中国学者提到这题目时，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称赞佛教
自力入世的观念和戒杀的动机，一方面又皱眉于沙门浮屠的劳民伤财。近代人物之摈击
佛教者，则无如胡适，他有时的立场，也好像是今之韩愈。外国作者则多强调佛教在中
国分裂期间产生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引Arthur Wright 作代表
。
    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
文学，美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
发生根本的冲突，才能两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条件下，它也就无孔
不入。就以云岗和龙门石窟的佛像为证：我们骤看上去从断岩上造石窟，既没有全盘的
设计，今日又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浸蚀，满目荒凉，也就看不出美在什么地方，直到阅
及关于这些石窟的详细纪录，才知道有些石穴的来源其来有自。并且最大的佛像，耳长
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处佛像数目都以万计，不仅其塑像表现着印度和希腊的雕刻
作风，有些石窟里还有壁画，其衣饰装潢设计也者保存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上的真迹。龙
门的一个石窟里竟保存了当日所用的全部医药单方。所以这石窟既供美术展览，也是通
俗的博物馆。要不是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国中世纪保存这一份文物，而将金碧辉煌的佛
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话，恐怕也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早经兵祸而荡然无存了。
    而针对这南北朝的时期上说，佛教不是一种带强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种
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
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伦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
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
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
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经发生了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
作用。
    话再说回头，中国之能重新统一，到底也仍与周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
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
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
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
量，它们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
领导淝水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也等于我们今日虽在天文学上了解５
０亿年之后，太阳上的燃料用完，最后太阳系统的生命必同归于尽，因这了解又使我们
产生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因此，就要放弃日常生活的兴致与一切志趣与希望。西
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
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
    并且有阴则有阳。时人尚“无”，晋朝则有裴顾作〈崇有论〉与之抗衡。他说：“
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这几句话已
经说明没有物质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不能创造逻辑。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论
哲学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齐的范缜作〈神灭论〉。他说“形者神
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
”这比裴顾的唯物论又更进一步。这种议论于公元五世纪时提出，也是不同凡响。我们
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立场，也可以想象中国人要应付天候地理所赋予的难题，必须保
存一种坚毅的力量，这种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生过无可衡量的作
用。也只从这坚毅的立场，我们才能领略韩愈和胡适对佛教反感之所由来。
    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子业为
姊山阴公主置面首３０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
步生莲花也”，同样被斥为无道，也同样被称为这纷乱时期的代表。还没有提及的则是
他们都是２０岁不到的年轻人，生长在深宫，事实上又无从发挥传统帝王的功能，而两
人又相继被弑后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他们既已永远的称
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没，如果真的是
士气消沉人心不古，这一段历史就不会如此写来，这事实的背景则是汉代虽亡，过去多
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作基础的大帝
国，一到客观环境许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可以重新摆布登场的时候，这文教上的体系用
不着重新创设，也可以随着弹冠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