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发表或灭亡

2006-08-08 | 发表或灭亡(二之一)    五月二十九日的《商业周刊》报道中国的学术发展,提到神州大地搞学术的抄袭盛行,而出术提供假的或不尽不实的研究结果看来普及。该报道说这些不幸可能起于大学强逼教师发表文章。后者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兴起的publish or perish的形势,香港的大学九十年代起仿而效之,今天国内不少大学也有不按期发表文章就「玩完」的要求。  学术行内抄袭文章不限于中国。我最欣赏的英国学术传统也有。那本难得一见地精彩而又可读的书——T. Watson写的《The Double Helix》——叙述五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剑桥发现DNA结构的典故,是英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研究者勾心斗角,明查暗访,令人读来不忍释手。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此书非读不可。该书明确地显示我们敬仰的学者绝不神圣,读起来比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还紧张刺激,卖得洛阳纸贵。哈佛大学出版社本来决定了出版,跟着因为牵涉到的人事「秘密」太多,过于敏感,推却了,弄得满「园」风雨。有些版本细述哈佛「转軚」的故事,也精彩,读者不要错过。  我自己永不抄袭。任何来自外间的启发,我皆直说无误。不是天生君子,而是两个原因。其一是自己「怪」见太多,尽可能入他人之「帐」会减少自己的负担。其二是提及他人有类似的想法会增加一点说服力,就是说他人错了这说服力也会增加。不少学者很吝啬,抄过来的可能性甚大,但不提是他家之说,可能博一博,希望会被认为是没有关连的独自发现吧。  至于制造不尽不实的「假」报告,一个可能是愚蠢的行为。经济学行内,有些「假」货不是自取灭亡的蠢行为。有两种。其一是不重要的研究报告,通常没有谁会去重复研究,就是有人发现是「假」也不会引起注意,作者于是瞒天过海,有文章发表,在大学赚餐饭吃,运情好的得个正教授。其二是不少学者天生低能,用资料犯了规,作出骗人的玩意自己也不知道。  假制重要的发现或研究成果,自取灭亡无疑问。重要的研究往往有人重复再做。在比较重要的题材上——例如佃农理论、蜜蜂传播花粉、件工合约、租金管制等——我当年尽可能做到没有人有胆反驳,即是没有人会指出我在事实上出错。这里的秘密是争取细节。细节愈多愈详尽,好事之徒愈不敢挑战。另一方面,不重要的研究不值得做,所以来来去去都是苦工。  这种细节详尽的研究麻烦兼头痛,要魄力与时间。唯独《蜜蜂的神话》一文,详尽的,调查兼动笔只用了三个月。执到宝。当时要发表该文的学报编辑是高斯,他知道该文重要,委任一个助手从头到尾复核该文引用的所有资料,包括我找到的果园主人与养蜂者的合约,文内提及的租蜂收入等,就是碎纸半张都要求我提供,作为校对之用。复核了整个月,半点错处也找不到。这是高斯后来评为不能被超越的实证文章。  学术研究也有名牌效应这回事。发表了几篇细节详尽的,有了名牌,行内再没有谁质疑我的资料报道。得到甜头,但自己知道资料精确的文章不容易,一不小心总要错一下。这些年老了,易累,分析中国,当然是重要话题,但一星期三篇专栏,资料的错漏无可避免。于是只求大概地对,马虎一下,可惜大概地对也愈来愈困难了。这是倚老卖老,后生小子千万不要仿效。寄语后学:出道时拼命写几篇细节详尽的文章是好投资。  是的,搞学术是追求真理,要执着,要有好奇心。不执着,没有好奇心,不要搞学术。搵食的方法数之不尽。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8-11 14: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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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或灭亡(二之二)

2006-08-11 | 发表或灭亡(二之二)

上文提及,搞学术研究要执着,要有好奇心。然而,七十年代起自美国大学的「发表或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行规,跟执着与好奇混不起来,水火不兼容也。这是悲剧。当时我刚好在那里出道,亲历其境,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给读者说说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市场好,尤其是经济学。当时一个博士毕业生要在一家不错的大学获得一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职位,不困难。合约一律三年,三年后续约三年,表现差强人意可以过关。问题出现于作助理教授六年后,校方要决定给不给终身雇用合约(tenure contract),得此约者会晋升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不获此约要离职——炒鱿是也。

看官须知,博士毕业约二十七岁,六年后是三十三,多半成家立室,得不到副教授去找工作,没有谁不知是被炒,名望较高的大学一般不考虑,较差的也不容易,是可怜情况。是的,成家立室,有了孩子,得不到那纸终身雇用合约惨过败家。重点是争取副教授的终身雇用合约,会否再升为正教授不大重要:做得好的通常再等六年,有些大学要等一世,有些则认为正教授不重要(例如芝加哥大学),「副」之后一两年就升到「正」。

灾难的出现,是越战(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三)。该战对美国的广泛而又深远的祸害,罄竹难书。经济不论,本来发展得非常好的学术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首先是美国当时还有强逼征兵制,无端端要青年弃学从军,去打他们不知为何要打的仗,校园动乱,镇压死人。当时美国的「愤青」不少。效果是越战之后,根据某调查,大学老师迫着「放水」,学生的平均成绩上升了不止一个整点(成绩及格是二点零,最高是四点零,平均被逼上升了一点以上,可谓惨情)。博士论文呢?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第三十八个经济学博士,几年出一个(我是五年来第一个),后来一年出五、六个。

助理教授呢?越战后期起要获取终身雇用合约,很困难。当时通胀急剧,大学一般经费不足,不容易通过。是灾难!那些平庸正教授否决某子终身雇用,给骂得狗血淋头不用说,就是真大师也遭侮辱:「你浪得虚名,算是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思想比我高明?敢跟我公开辩论吗?」这些往事我记得清楚,因为当时在系内判断思想受到尊重,有苦自知。在这形势下,大学迫着要找出不可能作出客观衡量学术贡献的客观衡量准则,于是,数学报文章、排列学报高下的蠢方法就出现了。这是今天「发表或灭亡」的成因。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发表或灭亡」这回事。有的,不重视,而重点大学是嗤之以鼻的。

我自己搭上不需要数文章而升到正教授的尾班车,所以能够发表七八篇足以传世的文章。以我的脾性,强逼我发表是作白日梦。不会杀了你,但会认为你是「盲毛」,看你不起。一九六八在芝大,前辈基尔?庄逊对我说得清楚:「要升级,不用发表文章,但要把思想写下来,好叫大教授们可以读;如果懒得写,你要多参与研讨,好让人家知道你的思想是在哪个层面。」六九年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职,算是首份正规工作,起笔就是副教授,有终身合约,几个月后同事给个面子,没有要求也一致建议升我为正教授。系主任诺斯要我提供发表了的文章作支持,我交出六八年发表了的十多页。诺斯问:「还有其它的吗?」我回应:「有的,但那十多页应该足够了。」这是尊重芝大的传统了。

少读他家之作,但去年几位老了的旧同事说,三十年来有启发性的经济文章凤毛麟角。在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效果是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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