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为何总是君子斗不过小人

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 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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