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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弄几张批文，炒炒地皮就能一夜暴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粤商，也进入了成熟期。

　　随着1970、19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广东人慢慢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对刚刚过去的物质匮乏年代没有深切的体会，受1980年代那股近乎疯狂的“抢钱潮”影响也比较少。那些在1980年代曾令人如痴如狂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他们往往一笑置之。与其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不如找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做人。他们对实现自我，比对挣大钱、揾快钱有更高的期望。

　　广州人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他们习惯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既不愿意向别人借钱，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举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无债一身轻（不借债一身轻，不放债也同样一身轻）。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广州人对从“金融机构取得抵押贷款进行消费”、“有抵押的分期付款消费”等消费信贷方式的接受率最低。也就是说，广州人最不习惯于先使未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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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本世纪初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六成广州人认为幸福源于生活稳定、身体健康和有温暖的家；有三成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感到幸福是由于有知心朋友和一份不错的工作；只有12%的人认为有钱就会感到幸福。

　　广东人对财富一向保持低调，不喜炫耀，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富不可露眼，贵不可张扬”。广东人把个人财富视作最重要的隐私之一，向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打听他的收
入，就像打听女子的年龄一样，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广东年轻一代在性格上、观念上——特别是对金钱的看法——与广东人的传统，有某种意义上的对接。广东人的传统性格似乎又回来了。

　　我在两个以广东年轻人为主的网站上，分别发了帖子，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出自己的金钱观。回帖很热闹，我发现大部分回帖，都流露出轻松、平实、豁达、幽默，又不失追求的精神，而1980年代常见的盲目和浮躁情绪，则几乎消失殆尽了。

　　下面是一些广东网友的回帖：

　　钱不可多，够用就行。

　　好天斩埋落雨柴……刀仔锯大树……

　　我自己的感觉：没钱的人是无耻的！

　　我本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可惜没有；我转而想要很多很多的钱，可惜也没有。我只好发扬阿Q精神：现在的生活蛮不错嘛，哈哈！

　　我喜欢钱，由衷地，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钱本身是一种多么纯洁的事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诋毁它？甚至根本不好意思提及它呢。

　　别人只认钱，我只好去赚钱。

　　有了强烈追求金钱欲望的人才能有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很多人说：“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其实什么都有了又何必要钱呢？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有得捞就捞﹐只要无手尾。

　　有钱剩，心就定。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笔钱压袋，钱包里的现金最少要够我回家，银行卡里的活期存款一定要够我两个月的日常开支，定期户口里的钱够我两年基本开支。尤其最后一条一定要保证。

　　爱钱如命，没钱不活。

　　小富由勤，大富由命。

　　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心安赚，自在花。

　　辛苦揾来自在吃。还有一句：来得安心，用得放心。

　　居安思危，积谷防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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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读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回帖时，甚至暗暗有点惊讶，这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春少年的回答吗？看上去怎么像极了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老成温厚、超脱老猾、知足常乐、和平主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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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有人把广东人、上海人、山西人、香港人和日本人的“生意经”，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山西人是你赚了我不干；上海人是你赚得比我多不干；广东人是只要有点赚我就干；香港人是只要不亏我就干；日本人是眼前有点亏将来有赚也要干。

　　晋商曾经是明清时中国十大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山西人精明、能干、富有、善于理财
，天下谁不知道？谁敢不服？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近百年间一落千丈，竟至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以前人们一说山西，就想起执金融业牛耳的票号、富甲一方的盐商、茶叶商，但今天一说山西，却让人想起遍地吃人不吐骨的小煤窑。这种强烈的落差，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晋商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死守着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既不肯向外开拓，亦不准外人染指，抱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观念不肯改变。朝廷组建国家银行时，一再邀请山西票号入股，也遭到断然拒绝。当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晋商还继续以万历年代的方式去经营，其黯然衰落的命运，当然是无可避免的。

　　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一个地方要保持长久的活力，就要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社会才有进步。打开大门，欢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一起赚，表面上好像损失了一些市场份额，但从长远看，只要有好的游戏规则，蛋糕是可以愈做愈大的。

　　在广东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生意赚多赚少，而是公平与否。所谓“米贵大为是”（米贵对大家都一样），贵也不是贵我一个。恰恰由于他们有这种平常心，所以生意的成功率反而比别人高，赚的钱反而比别人多。

　　广东是公认全国最适宜经商的地区之一。做同样的生意，据说在广州可以多赚10%。难怪中外的商家都把广东视作一块大蛋糕，一个个鹰瞵虎视，都想染指，从中分一杯羹。如果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怎么解释1978年广东的商品零售额只占全国1/17，但26年后的今天，已经雄据1/9呢？

　　最先攻入广东的外地商家，大多是实力雄厚的零售业巨头：北京王府井百货、华联、上海联华，还有百佳、万佳、正大万客隆、吉之岛、家乐福、好又多、国美、苏宁……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杀入的商家，更是不计其数。无论你来多少，广东一样笑口吟吟，无任欢迎，但你想安营扎寨，大展宏图，赚广东人的钱，则要费一番功夫了。广东有广东的气候，有广东自己的风土人情，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

　　如今这个社会，尽管世界日新月异，新兴科技不断发展，商业模式在频繁变更，客户需求也千变万化，但基本的文化传统却不会轻易改变。广东人之所以为广东人，自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是他独有的，别人没有的，可以作为他的身份标签的。你愿意本土化，积极本土化，你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之，如果拒绝本土化，你可能连粥都没喝上一口，就已经赔了夫人又折兵。

　　许多外地商家在广州惨淡经营一段时间之后，都深有感触地说，广州商海深不可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每天都有商场开张，每天都有商场结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太阳底下，永远是那么热热闹闹，风风光光。非亲身经历，简直难以相信，营销文化的本土化，对能否在广州立足，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文化这东西，就是神奇奥妙，不由你不信。大部分外地商家在广州落户，都要经历一段水土不服的调适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仟村百货。河南郑州的亚细亚商场于1989年5月开业，仅一年就跨入了全国50家大型商场行列，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参股公司，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仟村百货。杀入广州时，来势汹汹，连亚细亚商场总部也搬到了广州坐镇。广州市民对仟村百货那些90度鞠躬的迎宾小姐、电梯小姐，至今记忆犹新。它在全国是第一家设立琴台，第一家创立自己的仪仗队，第一家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的大型商场。当年的广州街头，到处可以看见仟村百货免费接客的汽车，穿梭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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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来时惊天动地，去时寂天寞地。仟村百货在广州昙花一现，很快就黯然谢幕了。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他们在经营上过于自信，固步自封，不肯向广州的商业传统让步，不屑于进行本土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仟村百货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几乎都是从郑州派来的嫡系，他们把原先的“亚细亚经营模式”和“亚细亚管理之道”，作为铁一般的纪律，严格遵从，绝不通融。仅此一条，他们在广州遭遇滑铁卢，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但有些人习惯成自然了，从不在自身找原因，总之北方人在广东一吃亏，马上就说是广东人排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是广州的商家联手排斥外地商家。如果确有其事，为什么有些外地商家，又能做得风生水起呢？像王府井百货、吉之岛等等。当初以仓储式商场概念杀入广州的正大万客隆，在头一年就创下9.4亿元的全球最高销售纪录，证明广州消费者并没有故意冷落外地商家啊。

　　据2003年“中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全国地方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地区，北京、上海和河南竟然得票最多，名列三甲。这个结果，也许令很多人大跌眼镜，北京、上海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城市，竟然被众多的被访者选为对内最不开放的地方，确实发人深省。

　　虽然完全开放公平的市场，迄今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但相比之下，广东的市场并不算排外。外地的商家们，应该好好学一学当年赵佗治南越国的经验。赵佗从来不端什么中原上国的臭架子，从来不会摆出一副奉天承运的死面孔，而是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岭南风俗，和辑百越，甚至汉人从越俗，所以他能把南越国治理得有声有色。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人可以做到，现在的人反而做不到呢？

　　有人把开拓市场形容为“圈地运动”。实际上，商业的地盘不是死的，不是说一朝分茅列土，就是你的世袭领地。市场是活的，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变化之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才是它的常态。广东在欢迎天下商家到自己家里圈地的同时，也以一种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气势，向外拓展。

　　20年前，顺德一家生产风扇配件的小厂，花了140元从香港买回一台日本全塑超薄型多功能鸿运扇，拆得七零八落，彻底研究一番之后，觉得技术简单，可以仿制。于是向银行贷款，从香港订制全套工模，引进新型注塑机，开始大批生产。他们的产品因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下子风靡全国。

　　那时对知识产权还没有什么概念，人们只消从海外购买日本、美国、台湾，或香港的产品回来，就可以依瓢画葫芦，大量仿造。洗脚上田的顺德农民，就是从这种简单的模仿开始，很快把顺德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电风扇王国。

　　1985年，据说全国平均每5台电风扇中，就有一台是出自顺德。20年后，这里已成了中国的家电之都，汇集了科龙、格兰仕、美的、万家乐等国内一批知名家电品牌。曾令北方人谈虎色变的“广货北伐”，就是由顺德的家电产品揭开序幕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北上”这个词取代“北伐”。广东人什么都习惯“低调”，我也从俗。广货的北上，并不限于家用电器，而是全方位的。从夹心饼干、苏打饼干，到方便面、易拉罐饮料、瓶装矿泉水、果冻；从广式家具、灯饰、办公文具，到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从虎头牌电池、TCL，到珠江钢琴，从黑妹、美晨牙膏、蛇胆川贝枇杷露，到富安娜床上用品、阳江刀具……

　　商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麦当劳在推销汉堡包和炸薯条时，是在向中国传播一种美国文化；索尼、松下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时，也是在传播日本文化。而广货的北上，则是在传播广东的文化。正如丹麦一位未来学家所说，“当我们购物时，事实上我们在商品内寻找故事、友情、关怀、生活方式和品性。我们是在购买感情。”因此，广货的北上，也可以视作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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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广东四小龙”（也有人叫“四小虎”）——顺德、东莞、南海、中山的崛起，相当引人瞩目。以前人们只知道东莞的皮鞋顶呱呱，现在知道她除了皮鞋出名外，还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东莞一塞车，全球IT业都会发生振荡”。这话东莞人听了很受用，觉得东莞已经与国际接轨了，进入国际化时代了，尽管他们的IT业目前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组装多而研发少。


　　现在很少人再提“广东四小龙”这个概念了，经过新一轮洗牌之后，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珠三角的“东岸”与“西岸”来划分地盘。东岸以深圳、惠州、东莞为主；西岸以珠海、中山、江门为主。在1980年代，东西岸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是今天，东岸已明显超越西岸了。据专家们分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岸的经济是外向型的，扩张速度很快，而西岸则相形见绌。

　　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危机也如影随形。在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日益与国际接轨，特区政策的优势将渐渐消失，那么，特区的还有什么可吸引人？广东还有没有竞争力？许多人都记得，2002年底，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它的标题是《深圳，你被谁抛弃？》。文章对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投资环境变差、人才外流、资本外流的现象，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分析。

　　不过，冷静分析，我觉得人才流动，毕竟是一件好事。这个观念早在20多年前就由深圳人教会全国人民了。当成千上万的人才涌到深圳时，就应该意识到，这种流动决不会是单向的。有进必然有出，当初“孔雀东南飞”飞到深圳的人，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候鸟型的，他们会跟着政策走，政策倾斜深圳，他们就来深圳；政策倾斜上海，他们就会去上海。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无可厚非。

　　香港制造业鼎盛时有90万从业人员，现在只剩下10万，流失了80万（其中不乏工业管理人才），香港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被谁抛弃了。产业转移、资本流动也是正常的，香港直到今天还要面对经济转型问题，深圳这么年轻就想一本通书读到老了？

　　海潮有涨有退，这是自然现象。涨潮时不必妄自尊大，趾高气扬，退潮时也不必神丧气沮，怨天尤人。我以为，深圳要成功转型，首先必须彻底抛弃“特区思想”，不要再空谈什么特区了，摘下头顶的光环，放下高贵的身段。虽然深圳做惯了模范，但时代变了，不要整天当自己是一个另类，一个异数，不要再把什么“计划单列”视作灵丹妙药，更不要一心指望升格为直辖市，就可以飞上高枝变凤凰。所有这些想法，仍然是断不了奶的心理，完全不是广东人的性格。

　　不过，深圳人似乎还不太习惯把自己当广东人。明明在广东版图之内，却用铁丝网围了起来，闲人免进。在深圳的血液里究竟有多少广东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值得社会学家去探讨。有人说深圳人是无根的一代， 是飘来飘去的一代。在社交场合，有人自我介绍：“我是广州人”，“我是梅州人”，“我是潮州人”，他的来路是很清楚的；但如果有人说：“我是深圳人。”你却可能依然糊涂，弄不清他是何方人氏。事实上，我很少听到深圳人会说“我是深圳人”，一般他们只说“我在深圳”。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广东网民在争论，到底广州和深圳谁是老大，双方都不服气，争得面红耳赤，青筋暴现。这个说广州才是综合性中心城市，深圳只是功能性城市而已；那个又说深圳是高新产业，朝气蓬勃，广州是传统产业，暮气沉沉；这边批评深圳精英阶层不肯认同广东，有打一枪就走的心态，衰落是必然的；那边又反驳说人均收入深圳最高、城市环境深圳比广州好，未来深港地区才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我真想跑上去对双方作揖打躬说：“都是自家人，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不过我倒是同意，深圳的出路在于彻底融入珠三角的经济文化圈中。做一个真正的广东人并不掉价，也不会辱没你的血统。把自己放在大珠三角的版图中重新定位。但不管如何定位，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源优势究竟在哪里，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广东不会抛弃深圳，深圳也不应抛弃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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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谁也没给过广东人什么优惠，秦皇汉武没给过，唐宗宋祖也没给过，广东人照样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只要给广东人一个舞台，不要束缚他的手脚，那么，他就能演出一幕幕精彩好戏。

　　市场的不断整合是一件好事。只有锐意向外拓展，才能保持活力。这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有钱大家赚”。不论是“四小虎”，还是“东西岸”，或者是“大珠三角”、“泛珠三角
”，实质上还是一个外向性扩张的概念。从一点扩张至四邻，然后扩张至全国，然后扩张至全球，最终纳入全球的经济网络之中。这是广东人的目标。

　　不过，中国凡事都带有很浓的政府色彩。大凡重要的计划、重要的决策，政府都替你想好了，留给民间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大家都靠政策吃饭，政策放宽了，便龙精虎猛；政策收紧了，便像七天没浇水的花草，全蔫了下来。你瞧珠海这十几年，一会儿是珠海机场，一会儿是珠海港，一会儿是广珠铁路，一会儿是伶仃洋大桥……每一个项目都寄托着珠海人的无限憧憬，可最后，却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

　　究竟我们有多大的人力物力，经得住如此折腾？既然对明天把握不住，有些人为了把今天的利益最大化，便剑走偏锋，大搞短期行为，过了海就是神仙。长此以往，不仅经济受损，人们的才智、心理和性格发展，包括价值观与道德观，也都会受到严重伤害。

　　印度有一句古谚语：“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性格即命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族群来说也同样如此。曾经有记者问美国的金融巨头摩根：“决定你成功的条件是什么？”摩根回答：“性格。”记者又问：“资本和资金哪个更重要？”摩根再次强调：“资本比资金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性格。”这对于我们探讨广东人的命运，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广东人的性格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没兴趣与人争一日之长短，但他们也不惧怕竞争，如果你把长三角与珠三角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广东人毫无惧色。他们有足够成熟的理性与智慧。很多时候，他们之所以显得略输一筹，并不是输在才智上，也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需要全程呵护，细心照料，才能健康成长；有些人则是天生命贱，风来雨去，天生天养，你越撒开手，他活得越精彩。广东人是属于后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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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商的名声一向毁誉参半。他们会做生意，这是天下公认的。但同时也有许多道路传闻，纷纷扰扰，甚嚣尘上，令人对广东侧目而视。我们经常听见人们互相警告：广东人无商不奸，为人最不老实，最刁滑奸诈，和广东人打交道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他们用双氧水漂白鱼翅和开心果，用有毒的瘦肉精喂猪，往煤气罐里注水，给腊味加有害的色素，用工业酒精勾兑有毒米酒，把亚硝酸盐当食盐卖……


　　电脑有假的，汽车配件有假的，手表、皮具、金银首饰、化妆品有假的，玩具、服装、食品有假的，药品、光碟、卫生用品、牙膏牙刷有假的，烟、酒、茶、米、油、盐、酱、醋统统都有假的；在广东的文化市场上，70%~80%的音像制品是盗版的，80%~90%的软件制品是盗版的，40%~50%的图书也是盗版的。广东好像遍地骗子，遍地假货，令人闻风丧胆，防不胜防。

　　这些传闻都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并不讳言，五花八门的假冒伪劣商品，确实充斥广东市场。但愧怍之余，平心而论，这并非广东特色。不少有识之士都指出，当今诚信缺失、道德危机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

　　据2004年12月召开的“首届中国打假扶优论坛”透露，目前市场上假冒产品的总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了1370亿元。而从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资信评估专家峰会上传出的信息是：从社会的总体来说，中国每年因失信行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GDP。

　　为求先富起来，而不择手段，甚至毫无道德底线，良心也可以喂狗，固为一种有传染性的病态心理，如果到了民族的下一代，还是“大姐做鞋，二姐学样”，那么所造成的损失，就更不可估量了。

　　前引数字是十分骇人的，但这当中有多少是出自广东？朔州假酒、温州劣质鞋、河南毒米、南京冠生园月饼、阜阳劣质奶粉、龙口致癌粉丝，还有那些轰动全国的水利豆腐渣工程，都不是发生在广东。最赫赫有名的假冒伪劣商品重灾区，包括河南沈丘、周口，浙江温州、柳市，福建云霄和广东的潮安、汕头等地。须要面对良心拷问的，恐怕是我们这个具有礼义廉耻传统的古老民族，而非广东一地而已。

　　广东之所以较受人注目，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经济比较活跃，是商品的主要集散地，难免龙蛇混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这里的新闻监督又相对比较成熟，一旦出现问题，往往由广东的媒体首先揭发出来。两两相比，某些地方明知道造假泛滥，却拼命遮羞说谎，捂住盖子，非把杨梅毒疮说成一朵鲜花不可，不到人死楼塌，堤崩桥断，也不肯认错，我觉得广东今天虽然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好像名声受损，但长远来说，却是一剂最好的苦口良药。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地区，要由一穷二白，成长至羽毛丰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广东用了25的时间，总算有毛有翼了，但还不是很丰满，因此要格外珍惜。培养一个品牌，也许要花上十几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但毁掉一个品牌，只消一天半天功夫就足够了。一个品牌是如此，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何尝不是如此。

　　许多人都记得，1982年，一个反走私问题，搞得广东声名狼藉。全国各地都把广东视为“疫区”，严加防范。从广东运去的物资，纷纷当作走私物品，任意扣压、冻结。有些地方的火车站设两个出口，一个供其他省份的人出入，一个供广东人专用。广东人一下火车，就被勒令走特殊通道，接受检查。有些供销人员被莫名其妙当成走私贩私分子，轻则拒之门外，或没收证件，重则公安上门，查扣送办。有些地区规定不准和广东做生意。四川有两个代表团到广东参观，临行前还专门制定纪律，到广东后，不准单独上街，外出活动至少要两个人一起，一如到国外访问一样。

　　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你喊冤也没用，愤怒也没用，骂街也没用，求饶也没用，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厦，一夜之间四下里溃散。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必须花多好几倍的时间与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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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广东是最大的受害者。不仅消费者深受其害，正当企业和商人亦受荼毒。在某些地方，造假甚至成了主要的财源，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于是，贿赂公行、贪污腐败便成了造假的孪生兄弟，大肆蔓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李鬼从外地杀入，里应外合，内外夹攻。再厉害的李逵也招架不住，败下阵来。广东人每言及于此，无不心痛难忍。因此，与其说广东是奸商的乐园，倒不如说广东人因受害之深，对奸商的痛恨，亦较全国其他地方更为强烈。


　　古人不云乎：“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诚信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广东人常说“牙齿当金使”，就是一诺千金的意思。我们试一回首，广东人在生意场上扬名立万，少说也有上千年了，“粤商”这块金漆招牌，原是广东人的“本钱”，是值得他们为之骄傲的东西。靠蒙讹坑骗，能有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吗？能有“天子南库”的美誉吗？能有举世闻名的十三行吗？

　　广东人深知“信用”二字的千钧分量。不讲信用，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骗得了我一人，骗不了天下人，举头三尺有神明，最后摔个倒栽葱的，还是你自己。

　　然而，这只是一种道德的呼吁。我们其实很清楚，指望靠良心发现，靠道德自律来维持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那是白日做梦。之所以出现正不能胜邪的态势，原因很简单，算一算成本效益就明白了。现在的社会现实是：违法犯罪的成本低，遵纪守法的成本高。造假即使被发现，所受的惩罚也很轻；但一个企业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却可能要付出巨大的额外成本。正邪双方的成本核算，完全不成比例。结果，愈是守法的企业愈难生存，长此下去，谁愿意遵纪守法？

　　一个地区的信誉一旦破产，便形成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之势——当然，死的大部分都是守法的企业。地下造假工场总是像猫一样有九条命。这时才来“穷极呼天，痛极喊娘”，已全然失效。

　　社会诚信的缺失，是短期行为泛滥的恶果。它大大增加了经营成本，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使投资者丧失信心，使企业难以健康成长、发展，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也会因此而沦丧，贻害千秋。

　　为了亡羊补牢，修复信用，重塑形象，广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整治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汕头市隆重举行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信用宣言》签字仪式、在传媒上大张旗鼓开展有关信用问题征文、信用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希望强化人们诚实守信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然而，在所有诚信中，政府的诚信才是最重要的。建立政府的信誉，是规范整个社会个人信誉的前提。

　　危机公关做得好，固然有修补形象，减少损失之效，但我们知道，光靠轰轰烈烈的道德宣传，要解决信用危机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最后还是要走制度化的道路，以法节之。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亦然。再动听的道德说教，也不如执法公正严明来得有效。只有加大违法的成本，大到违法者无力承受；同时减轻守法的成本，使人们觉得守法比违法更容易赚钱，才能扭转目前的危局。

　　广东人，你要特别爱惜你的羽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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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这句话，自从被收录进《孟子》这本书以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频繁引用，似乎成了人们恣情纵欲的理由。包二奶、婚外情、一夜情、繁荣娼盛……这些都是近20年来，常常与广东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广东人不自辩，传言竟成滚雪球之势，满天下乱滚，愈滚愈大，令我辈书生也忍不住要笔之于书，代为申辩了。

　　或者有人会说，广东人要不是色狼，怎么广东有那么多“鸡”？有那么多性病？有那么
多二奶、三奶？在许多电视剧中，广东男人不都是一副獐头鼠目，猥琐淫贱的色狼相吗？一位东北作者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质问他的老乡：“当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在南方男人的身下痛苦挣扎的时候，你，一个东北人，有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南方男人”这几个字格外刺眼。不知在这位作者的想象之中，东北女子到广东做娼妓，是不是好像高贵的公主被乞丐强奸一样？是不是如果她们在北方男人身下挣扎，就不那么痛苦，不那么屈辱呢？

　　以前香港人把北方娼妓叫做“北菇（姑）”，现在广东人也跟着这么叫。发廊、歌舞厅、夜总会、VIP房、桑拿浴室、酒吧……这些地方一度都沦为色情活动泛滥的场所。许多浓妆艳抹的少女，白天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睡觉，入夜则出没于酒吧、宾馆、夜总会，游荡在闹市的霓虹灯下；在旅游区的酒店，三陪女三五成群，集体行动。一旦发现目标，衔尾追击有之，前后兜截有之，登堂入室有之，午夜电话有之，死缠烂打有之，各种手段，无所不为。你要学生妹，她们马上穿上校服，背上小书包来；要辣妹，立即歪扎上马尾，换上黑色“朋克”装；要制服诱惑的，一转身换上空姐制服。总之，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少一点定力的，都会抵御不住而失身。

　　我开车从107国道上经过，看见一群群女孩在路边列队，一边向过往汽车招手，一边发出尖叫，场面蔚为壮观。我到粤东一个县城，当地人盛情邀请我去泡温泉，那儿有许多女孩随便挑，陪浴、按摩、捶骨、陪玩、陪睡——只要你肯掏钱，想她陪什么都行。我婉言拒绝之后问：这些女孩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说，以前有当地人，但现在生意都被北方人抢跑了，“北方女孩长得靓嘛。”我奇怪地问：政府不管吗？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不让他搞，旅游业萎缩了，酒店倒闭了，政府养活这些人吗？呜呼，难怪公安年年扫黄，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效果总是不如理想。

　　其实，在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广东人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大家在痛骂广东人“饱暖思淫欲”的同时，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到底是嫖客制造了娼妓，还是娼妓制造了嫖客？也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争论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广东，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也要长久留在广东，由广东人去承受。

　　改革开放以后，“繁荣娼盛”现象，在198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开始人们还不太肯承认，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把娼妓消灭得一干二净。人们不会认真研究那时的娼妓是如何消灭的，却陷在“我们也可以把旧社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的情结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当娼妓重新出现时，大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这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几只苍蝇”。

　　然而，苍蝇愈来愈多，消灭苍蝇的办法却似乎愈来愈少，也愈来愈不见效。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人们再也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头上了，有许多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深受娼妓问题困扰，像广东这类富裕地区则尤为突出。

　　无疑，“北方姐妹在南方男人身下痛苦挣扎”的情况是存在的，北方男人深感屈辱与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妓女，有些是为生活所迫，有些是被骗来的，有些被黑社会操纵着，做娼妓并非心甘情愿，也有的女孩发现受骗后，拼死不从，于是一再发生跳楼致残的悲剧。但也有不少妓女并非因为贫穷才出卖肉体，而是把这当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热切地盼望通过这种生活，傍上一个大款，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而跻身上流社会或富裕阶层，穿名牌衣服，用名贵的化妆品，出国旅行，拥有自己的轿车、别墅和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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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娼妓的看法，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容。以前虽然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但社会道德观总体来说还是很排斥娼妓的，但现在这些似乎已不再是社会问题，不再是道德问题，只是个人生活方式而已。人们称她们做“性工作者”，这是一种比较尊重人格的叫法，从港台传入以后，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用。

　　广东虽然有大批娼妓存在，但实际上，嫖娼者多为收入微薄的社会低下阶层人士。暴发
户和有官职的人是不满足于嫖娼的，因为性交后马上付款会让他们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喜欢“包二奶”。把一个女人包起来让他们更有成就感。这些人收入丰厚，有足够的钱为二奶买住房，买轿车，买各种奢侈品，然后支配她的所有时间。包二奶较为稳定与安全，不会在扫黄中被抓，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甚至生儿育女。

　　广东人很奇怪，即使是婚外情，也要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家，有线电视啦，管道煤气啦，音响啦，漂亮的餐桌和酒柜啦，一应俱全；还有工人房、儿童房，窗明几净，墙上挂着精致的装饰画，阳台种着米兰、文竹、茉莉和万年青。不知底细的，还以为进了一个文明家庭的样板房呢。

　　这些人标榜“喜新不厌旧”，虽然包了二奶，但不会轻易抛弃结发妻子，“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各有各的用途。他们自有一番高妙理论：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只茶壶通常都要配几只茶杯的。谁见过商店有“一壶一杯制”的茶具出售？难怪古人要大发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花都有个包工头，从1982年至1988年，在广州先后与6名女子以夫妻名义同居，成了名符其实的“妻妾成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当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据统计，广州市法院1985年收到重婚案27宗；1986年28宗；1987年15宗；1988年17宗；1989年20宗。广东省妇联1996年至1998年接受包二奶的投诉分别为219宗、235宗和348宗。呈逐年上升之势。而1996年至2000年广东省各级法院共判处重婚罪383人。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因为大量重婚案并没有闹上法庭，甚至也没有人投诉。

　　广东女人对家庭的忠诚度，对丈夫的容忍度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有时高到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程度。尽管包二奶在广东某些地方成了一股风气，竟出现“二奶村”之类的景观。但大部分广东女人对丈夫脚踏两条船，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态度，甚至愿意妻妾同处一室，仅仅是为了保住家庭，保住子女不受伤害。

　　官方认为：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现象愈来愈普遍，已开始威胁到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了。包二奶的表现形式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供养婚外异性，有的提供住房、汽车、生活费用，有的养暗娼，有的以秘书、保姆形式保持性关系，有的公开妻妾同居。包二奶的人不仅有港商、台商，还有内地厂长、经理和党政干部。

　　以前包二奶是很隐蔽的，现在愈来愈公开化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渐渐向这种行为低头，认为有能力包二奶是有本事——有财有势的表现。不少男人对此毫不隐瞒，甚至夸口炫耀。据官方数字透露，到目前为止，广东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95%以上都有包养情妇。宝安区区一个信用社主任，大肆贪污公款，仅花在几个二奶身上的金钱，就多达2000多万元。

　　有能力包二奶的，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富人。然而，这个社会上，还有一大批口袋里钱不多但又充满焦虑与渴望的年轻人，自认为有知识、文化层次较高，急于要获得一张通往这个花花世界的入场券，他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说过的话：“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

　　他们的事业虽然还不稳定，必须努力拼搏，才能再上层楼，但对目前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通常是从事IT业、保险经纪、股票经纪、广告设计师、律师、唱片骑师、美术教师之类工作——已比较满意。他们与暴发户和贪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既不愿意嫖娼，也不会包二奶，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不愿干，也花不起那个钱。但在妻子或丈夫之外，拥有一两个不定期幽会的情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给予他们某种身份的安全感。情人，这个充满文艺味的词，有时简直是一个文化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