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upiwen

附原文(抄自网易)
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他留学德国回来时，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据称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

但是，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想原因有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北大人才济济，群星闪耀，以才情论，他并非最亮的那几颗之一；二，他的专业为印度语言学，他研究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文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如同天书；三，他为人谦逊，作风素朴，不沽名钓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人们对季先生至少有两大误会或者利用。一是他的专业是印度学，却被误指为“国学”，符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学被压制、国学被弘扬的社会环境，也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虚骄之气。因为“国学大师”的头衔，他受到了更多的尊敬和礼遇。显然，凭着那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他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他坦承：“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也就是说，他对印度学的兴趣大于国学。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也没能摘下来，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散文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和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羡林先生的一些话，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成为网络热门用语，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不知道是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国宝”和“学术泰斗”之后所受的心理暗示，还是高龄长寿给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季羡林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以此思想为核心，他又多次对公共事务发言，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

choupiwen

再引篇文章吧.

长平为什么说季羡林是"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07-14 05:53:20)
翟华 东方文化西方语(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670cb20100bo9p.html)

季羡林老辞世，备极哀荣，资深媒体人长平先生却发表了一篇题为“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似乎与主旋律不大合拍。长平为什么说季羡林先生是“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什么是“知识分子”；而弄清什么是“知识分子”，还要从“知识”一词说起。

什么是“知识”？在唐诗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如“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韩愈《谢自然诗》）“知识三分中，二分化为鬼”（白居易《感逝寄远》）的诗句，但是古诗里的“知识”未必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知识”。从白居易诗的上下文来看，“昨日闻甲死，今朝闻乙死。知识三分中，二分化为鬼。逝者不复见，悲哉长已矣！”“知识”二字分明指的是“相识”、“熟人”。而今天我们挂在嘴边的“知识”一词应该是近代从日本输入的汉字“外来语”，是英文的knowledge的翻译。在英文中，knowledge的基本意义是人类积累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广义的知识按内容分为如下四种。关于“知道是什么”的知识，记载事实的数据；关于“知道为什么”的知识，记载自然和社会的原理与规律方面的理论；关于“知道怎样做”的知识，指某类工作的实际技巧和经验；关于“知道是谁”的知识，指谁知道是什么，谁知道为什么和谁知道怎么做的信息。

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理解“知识”一词，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是掌握了“知识”的一个阶层。在古代汉语中，其实本来有一个字专指有知识的人，那就是“士”，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现代的学士、硕士、博士应该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既然中文的“知识”就是knowledge，那么把中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翻译成为英语，应该是knowledgeable people。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翻开中国人编撰的汉英辞典，对应“知识分子”的英语词是intellectuals ，而不是knowledgeable people；而knowledgeable people并非intellectuals的同义词。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这里有意无意地置换了intellectuals的概念。

那么，“知识分子”的概念到底是knowledgeable people还是intellectuals呢？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说中国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knowledgeable people，那么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就是有超强的记忆力，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式教育的着力点。从私塾背诵古文、科举八股文直到今天的高考，有了好记性就能考高分进名校出人头地（这也是为什么“好记星”这样的产品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样的人应该叫“知道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等同于西方人所说的intellectuals呢？英文intellectuals从拉丁语intellectus演变而来，而intellectus的基本意义是感知、认知的能力。按照英文版维基百科的定义（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

An intellectual is a person who uses his or her intellect to study, reflect, speculate on, or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deas.

也就是说，一个intellectual具有研究、思考、推断的能力，可以在各领域提出和回答问题的人。这个定义来网民自由编纂的维基百科，更说明这样的定义在西方深入人心。这样定义下的intellectuals显然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因为前者强调创新能力，而后者注重记忆储量。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固然不错，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我国科技工作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但却至今没有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究其原因与我们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和培养方式的偏颇不无关系。在当今中国，学富五车的knowledgeable people数不胜数，博士、硕士、学士满天飞，但是才高八斗的intellectuals却寥寥无几，很少发明家、创新者，更缺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思想家。

台湾学者殷海光在《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中写道：

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Lasch)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聊聊可数。

按照这个定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恐怕比"国学大师"还要少。长平先生在他的“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文章引用了季羡林先生生前的一段话：“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然后就此发表了画龙点睛的评论：

“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意见，尽管并非妄语或谀辞，但是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是耻辱和愤怒。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公众的误解和渴望，季羡林先生的话被放大乃至扭曲，因此引起较大的争议。这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未必是公平的。”

choupiwen

10# choupiwen  

关于1), 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说的国学，大概是泛指四书五经，诸子百家 这些中国本土原创的思想体系，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00年里，佛教对这些宝贝的形成和发展还是有影响的，那时，咱们天朝文化很 ...
vwlmeister 发表于 14/7/2009 16:46

1俺收了,多谢.
2拒收.因为如果是实录,则不是坏的,也不是好的,而应该是中性的,它不应被捧成"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只能理解为现今实话太少假话太多,于是实话便也拔高.类似于,鲁迅是大师,但鲁迅记下的帐本,则不应也被称为"著作".

vwlmeister

10# choupiwen

关于1), 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说的国学，大概是泛指四书五经，诸子百家 这些中国本土原创的思想体系，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00年里，佛教对这些宝贝的形成和发展还是有影响的，那时，咱们天朝文化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力特强， 吃吗吗香。所以，我们的国学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到了近一二百年，西餐的流行，让我们的消化能力大大地打了折扣，于是我们思想文化的发展慢了下来，症状之一就是大师难产。但是保不齐，再过个一二百年，我们把西餐消化好了，再弄个独领风骚的大师出来，那时的大师就是真正的学贯中西了。整出来的东西就不能叫国学了，叫世界学，够气派 所以现在的西餐到那时都是我们的相关学科，低调，低调。哎，俺是赶不上了 。目前来看，我们要做的是要和谐，保持统一宣传口径，不能给西方媒体机会，就国学了，实在不行把印度收了，还不成吗。
关于2)实际上没啥好不好的，作者只是进尽可能把实际情况纪录下来，给读者一点儿思考的材料，每个人角度不同，经历不同得到的启示自然不同。

qklnnqkl

首先向季羡林鞠一个躬，老头儿一定去的是天堂，一路绿灯，不遇交警和城管，也不遇喜欢把字画弄丢的组织上派来的助手或亲人们。



然后列举一下季羡林代表作：翻译的，《罗摩衍那》《优哩婆湿》……学术的，《中 ...
空腹喝咖啡 发表于 2009-7-14 15:11

copy and paste和一个字一个字敲, 一句话一句话想是不一样的, 转帖请注明你是转帖~~ 我就是比较多事......

choupiwen

你所提的问题，我认为涉及到至少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媒体宣传问题，试问一下， 在90年代中期，甚至到牛棚杂忆出版之前，全中国有多少人知道在北大的一个角落有个老先生在这样一个偏僻的领域默默耕耘并且成果斐 ...
vwlmeister 发表于 14/7/2009 14:47

主要就是两个分歧:
1,国学
2,坦白
关于1,是觉得印度学,佛学似乎不算国学,因为如果考虑到对我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似乎也可以说所有欧美文化研究的,都算国学相关行业了.
关于2,主要是认为,坦白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但坦白的不一定是好的.
不过多谢你的解释.觉得季羡林真是有个性.不和主旋律,挺爽的:)

空腹喝咖啡

转一篇别人博客里的文章， 有的观点可供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向季羡林鞠一个躬，老头儿一定去的是天堂，一路绿灯，不遇交警和城管，也不遇喜欢把字画弄丢的组织上派来的助手或亲人们。



然后列举一下季羡林代表作：翻译的，《罗摩衍那》《优哩婆湿》……学术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散文随笔的，《牛棚杂忆》《天竺心影》……即使大家只看过印度歌舞片没看过印度史诗，还是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搞错了，大家不好意思说就我来说，一个穷其一生研究印度史和翻译古印度长史的人，那不该叫国学大师，该叫印度国学家，或者偏门史诗翻译家，其实印度国学家或偏门史诗翻译家也很好，但强安上中国国学的头衔，就不怕遇到国籍问题。



幻想，那些好心肠们在追思国学大师季羡林学术成就时尴尬得挠肺、挠胃，因为全世界能看懂《罗摩衍那》的人不超过三十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但又非得装下去,就放弃进行作品追思，而跑题地去进行人品追思。比如帮北大新生看守行李，比如永远穿着蓝中山装推自行车别英雄牌国产钢笔，甚至还比如作息时间准如钟表逢人求字不予拒绝（详情见善良追思文章若干）……中国人太爱把谁谁的一生用人品来总结，这就太没技术，所以我觉得这该叫人品大师，不能叫国学大师，而人品大师在中国实在太多，又不好人人都去准国葬级别。有层窗户纸没捅破的是，大家管老头子叫国学大师，这么叫着叫着，实是在自己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目的其实是方便徒儿们去上书房行走、行走。



事情就这么简单，老头子一辈子烦躁别人安排的帽子，他终于走了，大家突然就变得方便戴帽子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自行摘掉。虽然他只是一个好的学者，但在中国，大师已经是一个政治头衔了，因为天朝怎么能没有大师，怎么能没有学术泰斗，怎么能没有国宝，政治需要大师，政府也需要大师，这得拿去跟一切反动势力相PK的，这跟过去我们常常把科学家弄成思想家，把艺术家弄成革命家是一个调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干，钱学森最后都被弄成革命的科学家，所以后来也没什么科学成就，郭沫若最后都成为革命的甲骨文专家了，所以他的人格变得跟甲骨文一样，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长了，日后再也没有好的作品了，此时王蒙该读王meng，一声，蒙别人也蒙自己。



季羡林一生最帅的时段不是他翻译《罗摩衍那》，而是他固辞大师，而别人一定要加上，这个镜头很好莱坞的坏小子肖恩潘，很有个性很叛逆很牛逼，可架不住人民日报的同志把这个过程写成谦逊，写成传统文化中的温廉恭俭让。老头子逃无可逃，从了是大师，不从是更大的大师，要是被这个气死了就是更大大大的大师。就是这样，季羡林一生遇过无数运动，这是最后一场运动，当御封大师都成为一场运动时，怪不得中国没有大师。



大师是应该用来济世而不是自保的，而不是只有三十个人才懂的吐火罗文学者和翻译家，我反正没看过别国把翻译家当作国学大师的，所以他是印度国学家、翻译家，因长期做学术研究影响到文笔连好的散文学家都算不上，但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很有良心的教育者，一个平静的公民，本来这已是一个很够级别的谥号，可大家觉得这还玩得不够狠，非得把老头子当文化炮灰打出去，打向一切反动势力才过瘾。这做法，才是真正的大师。


上面这段话是我从老头子临死前一段话里瞎想的，他说中国不需要大师，凡人过十八岁之后都有常识，哪个坏哪个好，不需要国宝，不需要大师。老头子这句话说得感伤，因为这是一个教育水准十分低下的国家，我们的教育制度很落后，教育投入很可怜，看不到教育的前途和学术的春天，甚至连身心愉悦、不脱裤也不摸奶的学生都不敢打保票人人都是，为了假设非常幸福就开始凤毛麟角选个大师昭告天下，这学术大师的道理跟体育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平时锻炼的场地没有好的教练没有真正独立的体育精神没有全民健身的保障，但不妨碍我们花重金培养出一些奥运金牌选手，我们管他们叫体育大师……其它的各行各业也一样，各行各来的大师就是为了掩饰行业心虚。总之，中国有太多的大师了，结果是建筑大师的房子塌了，音乐大师跑调了，教育大师的学生持刀杀人了，电影大师去搞开幕式团体操给政府办堂会了，文化大师诈捐了，剩下人民鼓掌通过的大师，只是说相声讲段子演小品的了。


很好的学者、很善良的老头，很长寿的寿星，但不是大师，因为这不仅是对他的恶搞更是对这个国家学术的恶搞。要是我，就用文革时期的报纸烧给这个可爱的老头，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慰，理由只有一个，老头居然睾丸打血肿了还能活过来，还能在中国的牛棚里翻译古印度长诗，这是中国特色下的生存大师、康复大师。



可就这样，也没能写出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品，对于智商这么高韧劲这么足的季羡林老先生，这真可惜。





注：此文与季羡林老先生无关，与中国特色文化现象有关，下附人民日报列举的季羡林相关著作，自行了断可敬可爱的老头子是不是国学大师：

翻译：《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

学术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现代佛学大系》、《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敦煌学大辞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敦煌学大辞典》

散文随笔：《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塌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

vwlmeister

你所提的问题，我认为涉及到至少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媒体宣传问题，试问一下， 在90年代中期，甚至到牛棚杂忆出版之前，全中国有多少人知道在北大的一个角落有个老先生在这样一个偏僻的领域默默耕耘并且成果斐然，因为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科技领域的事情。到了稍后，由于内外因素的刺激， 所谓的国学在中国开始了虚火上升，为了让这虚火烧得旺点 媒体发现找个大师级的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人一贯是尊师，崇师的。于是老先生因为其学识，其成就以及其资历就成了不二人选。可是，有点儿讽刺的是，媒体在炒作之前没完全弄懂老先生的研究领域，就主观臆断的给老先生国学大师的称号，因为这个称号完全符合市场需求。老先生为此真的上了火，声明好多次，但是仍然拧不过市场的力量，声明最后反而成了老先生谦虚地事例被广为传颂。其实老先生的研究重点是古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但是考虑到印度宗教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国学的相关专业了。至于相关度的大小，就见仁见智了。
我个人认为老先生不戴爱国学大师高帽的做法，和他的牛棚杂忆的写法是一脉相承的。牛棚杂忆一书实际上是由老先生在那个时代的日记整理而来的，他真实地记载了当事人在那个特定时期对所经历的人和事的各种心理历程。其价值在于坦白，并且坦白地有境界。我也看过一些其他的关于文革反思的书，老先生的书立意真的要高出一节。至于德国之恋的"绯闻"我理解是老先生想给那段感情一个交待，至少我看完后有些唏嘘，对那个德国姑娘有些敬重。
最后是关于吐火罗文的问题，要说的事，兴趣是学习的原始动力，学完后工作前景是学习的最大推动力。两者 缺一不可。告诉你个杨澜以前采访老先生时的花絮，杨澜问老先生为啥选吐火罗文做为专业，老先生说， 因为这个专业冷门，给的奖学金高。杨澜无语，该段后来因为不符合主旋律被删掉了。

choupiwen

妈的,太长了....
chyzeng 发表于 14/7/2009 13:52

妈的,多亏我没能力写那么长的东西....

chyzeng

妈的,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