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水电工程在愤怒中悄悄进行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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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人士抵制了上周末由中国政府方面组织的一次怒江水利工程会议，以抗议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决策过程中缺乏透明度。一个名为中国河流网络的非政府组织呼吁政府依法公布怒江水电开发环保评估报告，并交由公众作出评议。但项目开发者不顾抗议，依然开始了怒江水电工程。

怒江，发源于西藏东部唐古拉山南麓，流经西藏东部、云南，进入缅甸和泰国后，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云南境内的怒江有着“山高、谷深、奇峰、秀岭”的美誉。怒江大峡谷因其地形地貌独特，成为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天堂，这里拥有全中国25%以上的高等动植物，包括多种珍稀濒危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2002年，该区域被正式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然而，这样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同时也是脆弱的，每一个物种对河流的变化都非常敏感，任何一个生物链条的改变都会直接影响到众多物种的生存。因此有专家担心，怒江水电工程将会对当地的地质和生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鉴于来自民间以及怒江下游国家的反对，北京政府去年暂停了怒江水利工程的实施计划。温家宝总理下令对该项目进行环保评估。然而，有关的评估报告制定工作却由项目开发者秘密进行，没有经过任何公众的审议。为此，61家组织和99位个人联合致函温家宝总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呼吁政府公开怒江环保评估报告，允许公众参与讨论这一项目。尽管如此，当地政府还是开始了怒江水电工程的建设。

生活在德国的国土规划专家王维络说：“这个大坝已经在建了，前期工程投资都已经进去了。，当地政府不管是不是已经立了项目，已经在那里建了。国务院不会公开地说批准，但它可以说该工程不在国务院直接管辖之内，这个坝太小，是由云南省政府来管。”

有的专家指出，怒江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也将随着大量的生态移民而消失，怒江水电工程将迫使至少5万当地居民搬迁。但当地政府认为，修建水电站是解决当地经济发展，有效扶贫的最好出路，因为怒江州至今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民族自治州，50％的农民没有解决温饱。按计划，怒江水电工程由十三级梯级组成，全梯级总装机容量可达210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一千亿多度。其中包括一个300米高，据称全世界最高的水坝。据估计，怒江全部梯级电站建成后，每年地方财政收入将增加27亿元，仅怒江州每年地方财政就将增加10亿元。王维络认为，从“十一－五”计划看来，中国政府显然已默许了这一项目的进行。他说：“你如果看最近的十一五规划和中国发改委的解决能源短缺的计划，上面说到2020年中国发电总能力要达到2.6亿千瓦，而中国现在是1亿千瓦，要达到定下的2020年目标，就意味着要增加160％，按照我的计算它已经包括了怒江水电站的开发。”

依照中国法律，这样的大型项目必须得到中国人大的批准通过。但1992年，在对三峡水利工程进行表决时，该项目遭到了三分之一人大代表的反对，令中国政府感到十分难堪。对于中国政府中支持大型水电项目的人来说，水电属于可再生能源，但王维络认为：“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的定义，只是在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才属于再生能源利用，超过这个规模是不属于再生能源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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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以其每年9%左右的增长率令世人瞩目，但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环境代价。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最近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谈到了这一并非广为人知的事实。



记者出身的潘岳现年44岁，属于改革倡导派里的中坚力量。他指出，中国环境恶化问题是有其内在因素的：原材料紧缺、耕地面积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目前中国的13亿人口是50年前的两倍，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将上涨到15亿。而在城市膨胀的同时，沙漠不断蔓延，可居住区域及耕地面积在过去的50年内缩小了将近一半。



潘岳警告说，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是落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三分之一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四分之一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三分之一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20%的少数……



环境污染也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15%，而人民的健康代价更是无法估算。单只在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逐步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类的报复，并开展了相关的治理工作。例如在北京，空气比以前清新了，一些河流及湖泊也开始显得清澈，各地增设了自然保护区及模范城市，国家也颁布了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不过，潘岳也承认，同环境治理工作相比，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显然更大，而且很多领导干部深信，经济增长能够自动保障政治安定。



潘岳指出，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经济发展越快，一旦改革跟不上步伐，政治越容易陷入危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中潜伏的不稳定因素更会爆发出来。民主、法制体系如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不同的民众团体将无法继续平衡自己的利益分配，社会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潘岳看来，中国经济虽然正在蓬勃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解决环境、原材料危机的经济实力。因为同发达国家8千至1万美元的人均国民产值相比，中国国民对抗危机的能力实在是微不足道。潘岳建议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用以凸显环境治理工作也对经济的长线增长起着不容漠视的作用。



正是鉴于环境的承受能力，中国政府新近中止了30个项目的运行，其中包括一些发电站的建设工作（其中有一个位于三峡）。但是当明镜周刊记者追问说，另有26个项目不是在交纳了少量罚金后又得以开工了吗？潘岳也对此事实表示遗憾，又继而强调了法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国家环保局与利益集团及地区政府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但是民众、媒体及科技界却是支持改革的强大后盾。一旦中央认识到了环保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将改革精神贯彻下达到地方，社会各界都将从中获益。



转载“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