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妻徒行者

FBI：中国是头号窃密国 硅谷设办公室专盯华人 青年参考

美FBI设硅谷办公室专盯“中国间谍”

　　美国华人斥其种族歧视　人人都需证明自己不是间谍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部分官员的论调，又一次引发了“中国间谍入侵硅谷阴谋论”。

　　“硅谷成头号目标”

　　据美国《圣何塞信使报》和《每日评论在线》9月29日报道，两名华裔工程师被控窃取高科技公司机密一案，将于2007年1月开审。两名被告被控偷窃太阳电子计算机公司（Sun）、全美达（Transmeta）、NEC（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及美国泰鼎科技（Trident）4家公司的微芯片保安卡及其他商业机密，“协助中国发展半导体业”。联邦调查人员还指控这两名华裔工程师“涉嫌”与中国某市政府联合开办一家投资公司。

　　在这两名被控的华裔工程师中，钟明（音译Ming　Zhong）是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另一人葛岳飞（音译Yuefei　Ge）则是美籍华裔。两人于2001年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候机时被联邦调查局特工拘捕。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拘捕两人时，在两人的手提行李箱内发现大量“怀疑为商业机密”的文件、属于两人雇主的太阳（Sun）公司和全美达公司的专用文件，以及怀疑从这两公司偷来属于这两公司的科技仪器。

　　美国商业部出口执法组圣何塞办公室主管朱莉·萨尔西多很夸张地得出如下结论：“在美国商务部调查的案件中，有约1／3是涉及中国的。这些新型间谍不同于传统的特务，他们不是007式的特工，而是商人、学生或者学者。他们瞄准的目标不是军事情报，而是高新技术，因此，硅谷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

　　要为此专门增设办公室

　　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处前副处长戴维·苏斯迪更是危言耸听：“美国的盟国，比如说以色列和法国，它们也在偷窃美国的机密，但中国却是头号窃密国。只要你看看中国在研发领域的进展，就知道他们瞄准的目标就是硅谷。”

　　据联邦调查局多名官员透露，为了应对“中国新间谍”，联邦调查局在圣何塞增加了一个经济间谍与反情报办公室，另外，联邦调查局还打算在帕洛阿图市设一个经济间谍办公室。

　　遭美国华裔猛烈抨击

　　针对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说法，中国外交官和美国华裔进行了反驳与抨击。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李建华（音）表示：“说中国是美国商业机密的头号威胁，这太可笑了。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美方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派人到美国这么干。”

　　美国的华裔人士对此说法也很愤怒，因为自李文和冤案后，美国华裔就常常成了美国科技与商业领域“间谍”的代表。圣何塞华裔协会的负责人乔治·柯就说：“FBI就是张大网，把所有的华裔美国人都装进去，这样每个华裔人士就不得不证明自己不是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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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个骤然衰老的毛主席 中华网

摄影记者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也是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同时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多年从事政坛摄影，他有一种重如泰山的压力和责任。然而对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这一重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否胜任没有把握。这时，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诗：高处不胜寒。

　　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

　　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对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

　　杜修贤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他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游泳池。

　　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

　　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的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他拿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不爱面对镜头的，记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准备提供给画家们使用。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要更换，画家需要临摹的样本，这个拍摄“样本”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新闻摄影小组几个记者的身上。几个记者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大家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转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

　　大家见主席放松了，也跟着松了口气。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

　　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有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就一律拦在门外。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周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杜修贤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他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毛泽东充满了自信。

　　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工作人员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杜修贤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没有想到，这个在中南海干了10年的摄影师一个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就这样降临了。

　　他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的巨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这简直不可思议！连他会吸烟主席都知道。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哎！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吗？”

　　杜修贤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修贤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

　　他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这一番话勾起了杜修贤遥远的回忆。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了起来。

　　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每个细节都被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儿掖在口袋里，另一个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忽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谈完话，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离开主席住所，杜修贤想起了那根雪茄烟，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带劲！原来，他留个心眼：这烟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支雪茄烟杜修贤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许有些年轻人感到他的举动似乎可笑。然而，这却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民，对领袖爱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实流露。

　　★ 杜修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期间，他的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骤然衰老再也躲不过真实的镜头，而八方责难却向他涌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医生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也很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当时周恩来也身患绝症）。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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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地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 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

　　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上就座的。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的镜头。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大家的心上。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的记者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后，他却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伙伴们几乎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

　　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

　　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意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里，江青绝没有记者们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呛：“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你们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样写道：“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应。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应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励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毛泽东也不能拒绝这些热忱的请求。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 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地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不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儿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朗月，皎皎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紧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一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啊！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他今天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呀！

　　第一次的“三分钟”难关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泽东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三分钟摄影时间的最佳分配，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国庆节，斯诺被毛泽东请上了天安门。很可惜，斯诺在中国的新闻竟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在1972年内，他和周恩来—两位中国的巨人，他们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也在他们合作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中美、中日外交关系的确立，迅速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跨出了关键一步。　

　　长期以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意识到不改变这种政策，美国就无法摆脱在亚洲的困境。美国要有效地对付苏联，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反华政策。他立即指示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民和解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接着又分别要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把他的想法转告中国领导人。

　　从中国方面看，自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已成为对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中国的自身安全和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作出决策，争取改善中美关系。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当一个高鼻子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

　　当斯诺知道他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吗?”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要不是充满好奇心，当年他会到陕北红色的土地上去吗?

　　今天，他登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他对这座东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用了。

　　“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回忆起往事自然都很高兴。斯诺还记起，当时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采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显得很兴奋。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此时，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泽东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有的江苏口音普通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地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又向林彪介绍斯诺，他对斯诺说：“这是林副主席。”

　　斯诺和林彪认识，在延安时他采访过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所以他说：“林彪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林彪说：“斯诺先生，你是毛主席请来的，我们热烈欢迎你!”

无妻徒行者

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使斯诺感到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们身后。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了中国的各大报上。

　　毛泽东把斯诺请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至于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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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54岁生日 金正日贺寿 普京低调(组图) 新闻晨报


朝鲜媒体10月7日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贺寿。
据报道，在普京54岁生日来临之际，金正日向他表示祝贺，祝愿他在俄罗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上取得更大成功。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普京顺利当选俄罗斯总统，2004年再次当选。普京酷爱体育，曾获桑勃式摔跤健将、柔道运动健将及功勋教练称号，喜欢游泳和钓鱼。他能讲流利的德语，有两个女儿。在“个人问题”上，普京一向低调，不喜张扬。在2002年他50岁寿辰的时候，俄罗斯百姓们本希望为他隆重庆祝一番，但不事张扬的普京却没有参加任何贺寿活动，而是去摩尔多瓦参加独联体首脑峰会了。


车臣青年挥舞旗帜站在普京大幅画像前，画像上写有“生日快乐”字样。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数千青年人集会庆祝普京54岁生日。
旗帜上书写“健康、快乐、成功”。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青年挥舞国旗人庆祝普京54岁生日

johnsilver

哇噻~~~年度新闻大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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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慈因为与经理人合约有纠纷，令她无法接洽新工作，有工作找她她都只能忍痛推掉，因此她最近三个月都没有工开，白白损失了五百万元台币(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万元)，令她心痛不已。吴佩慈的身价在台湾超过了名模林志玲，是广告界的一姐。弄得变相“失业”，她无奈地表示相信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吴佩慈年底将与旧东家约满，传闻吴佩慈可能不续约，因双方有金钱上的纠纷，有多笔酬劳仍未计清而有心结，吴佩慈更透露她的外出演出，有很多仍未拿到酬劳，但她也明白有些情况非经理人公司的错。但究竟未收到的酬劳有多少，她无奈说不知该如何计算。 　　前天是吴佩慈的生日，她坦承，现在有两三个追求者，28岁生日愿望是不再对陌生人摆臭脸。吴佩慈的完美情人条件很低：175厘米以上，有职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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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海璐 宣萱 李霞 朱茵 大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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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霆锋、张柏芝公布结婚喜讯后的第一天，张柏芝已大方住进谢霆锋的家，当“谢太太”了，倒是谢霆锋的妈妈狄波拉，从知道儿子结婚的消息后，她在家已哭了一个礼拜！ 　　 　　前天，谢霆锋从郑州返港后，知道妈妈狄波拉不开心，马上赶到狄波拉家请罪赔不是，不管谢霆锋如何哄，奈何还是平息不了狄波拉不被尊重的怒火。 　　 　　谢霆锋承认：“妈妈是晚一点知道啦！可是，爸爸 (谢贤(谢贤新闻,谢贤说吧))跟我讲，家里的事，不要和外人讲。”狄波拉是不是生谢霆锋的气，也生媳妇张柏芝的气？“是有误会，不过，我明白天下父母心。”谢霆锋解释。 　　 　　中秋节时，会不会和父母一家团聚？谢霆锋马上回一句，“你知道，我一向不太庆祝中秋节这个节庆呀。”要不要透过报纸向妈妈转答一句“对不起”，谢霆锋也说不必了，他自有办法，好好哄一下妈妈狄波拉。 前天，谢霆锋高调宣布结婚喜讯，昨天一天，他和新婚娇妻张柏芝都窝在家中，享受甜蜜的家庭生活，香港大批狗仔队都守候在谢霆锋家门外，谢霆锋足不出户，行事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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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夜宴》后感：中国为何一部接一部出品烂片。

昨晚大院播《夜宴》，亏得我还早早跑去占位。看了足足130分钟，中途几次欲睡着，终于看完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用同去的考研女友的话说“本来这几天看书就看得很郁闷，看完这场烂片更加郁闷了”。

中国的电影，只要是打着冲奥的旗号，就完全变味。因为不再单纯，不再纯粹，所以失去了做电影、做艺术作品的初衷，没了本意。既然是为了申奥，因此一味追求大片－－这个大片不是大立意、大构思、大思想、大内涵，而是指投资大、场面大、演员多、明星多，花的钱是上亿人民币，此之谓大，实乃误区。

李安当年一部《卧虎藏龙》，投资好像远比《英雄》和《无极》等无聊片子更低，获了奖之后仿佛给中国导演注入一针强心剂，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下子变得近在眼前，那是得赶紧跳起来捞一捞不可了。国内曾有过获奖经验的也就张艺谋和陈凯歌，张艺谋又多次导演奥运会开幕闭幕节目，就他先小试牛刀。一部《英雄》其实倒也不错，虽然离大片的水准差了点，还不至于沦为“烂片”；等到《十面埋伏》出来，才真正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烂片”，我在看到片中大段大段绚丽的场景、一套一套的服装时，那么多鲜明的颜色让我心里一阵阵发虚：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还不富裕，这样大把大把烧人民币，真可惜啊。再说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么虚华奢侈的朝代呀，即便隋炀帝和乾隆爷爱好广泛点、审美苛刻点，也断不至于象张艺谋这样烧钱如流炭吧！再来看情节，章子怡挺着那并不美妙的身材，动不动就露个肩膀大腿的，瘦得犹如烤鸡爪。毫无美感可言。而在那生存条件恶劣的野外，敌寇紧追不舍，她竟然还要宽衣解带在脏水中沐浴一番，也不怕得什么肺炎、皮肤炎的。最搞笑是她胸口插了一把尖刀，徐徐倒下，这时刘德华和金城武的打斗突然从春天进入秋天，又从满天黄叶变成白雪皑皑，看到这里不觉大叹：导演真弱智啊！然后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章子怡的尸体经过春夏秋冬都没有腐败，片尾竟然还站起来了！复活，绝对地复活，这是爱情的力量，让她重新活了过来！

一旦导演把观众当弱智，就难免一种结局：被人骂烂片。2005年中国影坛崛起一位巨星－－胡戈！他的出现彻底把花费3.2亿人民币的超级烂片《无极》嘲弄了一番，并且在它并不出色的弱底子上再次加工创造，成就了一部伟大的《馒头》。情节流畅、故事完整、人物鲜明、高潮迭起。从此人们谈论《无极》有了一句话“无极＝无聊x2”。

李安继续在好莱坞奋斗，他推出了又一部史诗般的巨作《断背山》，耗资仅几百万美元，演员没有一个是大明星，仅仅是演过电影而已。这部片子囊括了奥斯卡多个奖项，最佳导演颁给李安实属众望所归。惟一的缺憾是最佳影片给了另一部反映种族冲突的《撞车》，我也看过，并不觉得很好。但是这也够了，同性恋因此多了一个断背的代名词，立法也由此前进了很多步伐，音乐人谭盾由此成了国内导演抢手的香饽饽，这不就是《断背山》史诗般的影响吗？够了。

可惜中国的导演还不悔改，继续退出一部一部烂片，从《十面埋伏》到《无极》到《夜宴》到《黄金甲》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古装（吸引爱好神秘东方的外国人，也便于捏造情节）、武侠功夫（同上，吸引外国人）、大明星、音乐一般是谭盾，武功一般是袁和平、美术是叶锦添。估计这三个人在今后的日子连白米饭都会吃不上了－－被烂片连累的。

《夜宴》同样拍得象张艺谋风格，虽然这回是冯小刚。整个片子格调暧昧、色调阴暗、服装累赘奢侈、音乐自娱愚人，不过情节晦涩难懂，多处卖关子这点强过张艺谋。故事发展依然是把观众当弱智：不明白太子为何要独居吴越去学歌舞，不懂羽林军把他的人全杀光而他为什么躲起来，不懂他成为头号通缉犯为何还能摸进皇宫，不懂裴洪主动找死是何原因？为什么挨杖时要飞来飞去？不懂章子怡说“不赦”怎么就辅佐君王了？不懂青女几次三番去送死怎么会演得象个白痴？不懂葛优占了上风为何还喝下那杯毒酒？不懂太子那么恶心软弱的小白脸怎么会有2个白痴女喜欢他，还愿意为他送死？总之太多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完全是为了拍戏而拼凑情节，继续愚弄观众。实实在在的一部烂片啊！

《黄金甲》我还没有看到，这里主要谈谈张艺谋的审美和品位。老张一向喜欢胸大无脑的女人，这一次把大胸演绎地淋漓尽致。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张年纪老矣，患有什么暗疾所以总是突出强调某个方面？总之看他的电影总是洋溢着一种欲望，能获奖的原因都在于外国人把中国人当种猪或者发情的母猪，看完张艺谋的片子，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口为什么居世界之首了。

还是回归正题吧！看看巩俐那张敬酒的剧照，我们不禁惊呼：是谁做化妆？把一个皇后的头发梳得如此难看，而且头饰繁多丑陋不堪！而另外一张剧照是巩俐露出巨乳，两张剧照放到一起就知道了：张艺谋没有审美眼光，分不清善恶美丑，但是他对于女人的波大波小是很有鉴赏能力的。我还看到另一张剧照，是一个俗艳的宫女在奔跑，网友把她跑动的局部放大来看，那双巨乳虽然说不上很巨大，但是几乎完全在衣服外面，也就是说整个北半球、以及赤道以下几十纬度都暴露在导演和观众眼里，这难道是导演申奥的惟一理由？my god，那么张艺谋可以省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