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paradoxfishbear

回顾感慨，前看忧心      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张五常

写中国未来，开头七篇却写了回顾！不是有计划的，只是写了第一篇后，觉得有责任把自己跟踪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记录下来。对经济历史有研究，知道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从学术的角度看，比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说——跟着重复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经济题材比中国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写前言，他说中国的成功改革不仅是历史大事，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一九七四年经济学天才嘉素（R. Kessel）对我说：判断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行内没有谁比得上高斯。

写回顾，有无限的感慨。是那样重要的历史，只起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今天我们还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么少，将来的历史学者会怎样处理呢？传媒的报道不尽不实，专业机构的报告不知所谓，而就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读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误解了中国的情况。我自己也所知不多，只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个助手协助我调查研究，北京有几位搞经改的造访港大，跟他们讨教过一些日子，之后我要求某些资料，总会有人提供。这些加起来不等于我知得准确。是那么复杂的改革，今天回顾主要靠自己的经历，猜测在所难免。但我想，是对是错，客观地记录下来，对将来的学者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吧。

比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过不少实地调查。既为街头巷尾专家，这方面我眼观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见到的种种以简单的理论联系起来。话虽如此，我知道的还是不够，远为不够的。希望北京当局能好好地保存他们的档案，有朝一日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是学术之幸。

有些朋友对中国永远不看好，但二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将来的学者不会说违心话。要注意的，是这迅速经济增长绝对不是因为改革一帆风顺。正相反，这改革风风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还满是沙石，值得破口大骂的事情无数。可见学院里的经济发展学说，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问题。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对周其仁说：「批评中国这样不是那样不对，很容易。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北京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是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几方面的，前文说过了。一减一加是浅逻辑，有大波折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二十世纪后期，像中国那样，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都试图从产权的角度入手改革经济，但条件看来最差的中国，却跑出好几个马位。虽然我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稳定下来的货币与地区制度很精彩，独有的，但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经济效能的制度。为什么东欧没有相近的成绩呢？一个原因是他们起笔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难我解释过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诺贝尔奖委员对我说，东欧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近于零——虽然近几年他们开始重视，但这门学问已经走上歪路，没有什么可教的。

还有一个显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应该不说但为了将来学者的研究要提点一下。中国的共产D看来是一个很有系统组织的机构，从改革那方面看，这机构给我如下的印象：决定了大方向，他们拿得紧，但在改革的细节上，他们处理从宽。后者，要批评，可说朝令夕改；要赞赏，可说处事有弹性。别的不说，单是我认为今天稳定下来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区竞争制度，跟踪过这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地区的划分、权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质与分帐的方程式，不知更改过多少次。说不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搜集意见是不断的工作，天天做。说北京有权力斗争，但经济效果却看不出来。考虑，推出，不对，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国改革的细节过程。改来改去，到今天，我担心北京分不开重点与沙石，把重点作沙石处理，改坏了。在货币制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论给我这样的感受。

说未来，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可误导中国的经济改革》，顾题可以知意。应用上，经济学与工程或自然科学等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工程师可以建造大厦，但一个经济学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会懂得怎样搞好经济。有实用性的经济学要对历史与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识，要理解局限条件的重点，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经过正规训练才知道的基本经济原理。世事洞明皆学问，而有实用性的经济知识，可不是今天学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论，也不是什么回归分析。换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个经济学博士要从象牙塔跑出来，在真实世界不断打转起码二十年。我不怀疑一些从海外名校回归的经济专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议经济政策单靠名头与智商不足够，远为不够的。

北京当局能否维持他们已往的收取意见，自己考虑，自己决定——有关键性。摸着石头过河摸了那么久，过了那么远，继续下去最高明。我也担心贝加（G. S. Becker）对中国未来的负面观：走上福利经济的路。我不反对扶贫，更不反对扶助农民，问题是怎样扶才对。曾经发表过三篇题为《扶贫何价》的文章，细说了，会再说。这方面我特别担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来。这一点，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细节从宽，不对则改」的处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议温总理：任何扶贫政策都不妨考虑，但会养大压力团体而收不回来的，不要干。

最令人忧心是树大招风，带来国际压力。这是外交问题，我不懂。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发表《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结尾写道：「愚见以为，不出两年，外国（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很大。」言犹在耳，不出三个月此压力就排山倒海而来。北京终于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今天上升了大约三个百分点。

大方向是走对了，走得好。我这个人不蠢，不会跟成功争论。可惜余下来的沙石不仅多，而且难处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的未来，今天的形势远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我一无所知的学问。下期开始写未来，是三分推断，七分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