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中国

Ampelmann

德国之声网站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首度传入中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人文学者认知自我、洞察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如果说，近代以来，马克思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爱因斯坦改变了人们对宇宙时空的认识，那么，150年前出生的犹太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认识。

流氓与绅士

这位纠缠于复杂、丰富、多重的心灵世界的思想大师终其一生都是在用一把手术刀进行哲学思考。他将人类心理结构解剖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假如心理总体好比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那么意识就只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远为巨大的水下部分便是无从想见的潜意识（又分无意识和前意识）。

借助于这一立体结构，弗洛伊德颠覆了旧心理学为精神生活所描绘的理性画卷，而将潜意识里的本能视为人类的基本心理动力，其中，性本能又是诸本能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沿着这一思路，弗洛伊德把人格划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是人格中最原始、最生物性的部分。“自我”参照现实原则，根据实际情况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本我的需要。“超我”遵循道德原则，为达到完美和理想而活动。由于“超我”的社会良知与“本我”的个人愿望往往相互冲突，因此“自我”时常象钟摆一样在中间摇着。受弗氏影响颇深的散文家周作人早期有一篇名文《两个鬼》，收在《谈虎集》里，与“本我超我论”如出一辙，他说，“我的心里头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如果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是叛徒和隐士……”。

解心与释梦

第一位翻译《弗洛伊德自传》的中国学者及政评家章士钊曾经详尽阐述过精神分析学说，还为中文版的《精神分析引论》拟名《解心术》。早在1914年“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的《东方杂志》就开始将弗氏早期著作《梦的解析》介绍到中国，对“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技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潜意识的表象，是以往那些受到压抑的欲望的变相复活。本来，写梦在中国传统文学里古已有之，如南柯一梦、神鬼托梦等等，但弗氏思想完全摒除了封建迷信因素，通过对梦的层层揭示触及人类精神世界最难以接近的部分。这种心理分析技巧在施蛰存、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里不难觅见。例如郭沫若就曾具体解释过意识流小说《残春》就是通过主人公的梦境来表现“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远远超越了一种单纯意义上的释梦法，更重要的是，它点燃了一支照亮人类隐秘内心的火炬，升华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理念。梦，不仅仅是个人的生理现象，更在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多有映射。例如，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神化是社会的集体梦，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左派知识分子的黄粱美梦。

泛性与直觉

惊世骇俗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屡遭修正和挑战。反对者认为弗氏观点偏激片面，过于夸大本能和无意识的行为操纵作用，缺乏科学依托和实证支持。对此，弗洛伊德也承认他对观察研究比对实验研究更有兴趣。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弗洛伊德是一位非常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先验型学者，他依靠一种高度敏锐的科学直感，经过多年的审慎观察与思索，提出前人未曾提过的问题并寻求答案。按照弗氏理论，人不仅不是世界的主人，甚至不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历史是本能的宣泄与反宣泄、压抑与反压抑的斗争史。人类文明则是“本我”冲动与“超我”抑制经过惊心动魄的较量之后的一种共谋。也许，与同时代的学界泰斗爱因斯坦相比，弗洛伊德缺少了一份运气，他曾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调侃道：没有哪个物理外行胆敢批评“相对论”，而男女老少都可以对“精神分析学”尽情奚落一番，即使他们压根不懂心理学。

另外，弗洛伊德还是一位泛性论者，他的性欲理论在“谈性色变”的保守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例如，鲁迅就曾讥讽道：“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 ”

[ 本帖最后由 Ampelmann 于 2006-5-12 12: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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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忍饥挨饿的劳苦大众也许更需要一把打破枷锁的斧头，而不是解剖心灵的手术刀。如果生活只是生死线上的苦苦挣扎，含恨隐忍已经形成心理惯性，人们不会再有审视精神世界的闲情。由此一来，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主导性世界观。而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更是遭到全面清理，与之血肉相联的精神分析法自然也不例外。

弗洛伊德的再次归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喘过气来，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梦想破灭，惊魂未甫。青年人则象自生自灭的野草一般度过了无人问津的童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腾飞基本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然而，人是一种坐在沙发里陷入苦恼的高级动物，生性悲天悯人、以“你倦了，累了，请闭上你的双眼……”这句名言享誉欧洲的弗洛伊德医生特别容易赢得亿万中国人的好感。

找回自己

虽然弗洛伊德热一度在中华大地上升温，但精神分析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法，真正传入中国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自中德首期心理治疗讲习班成功举办之后，中国才终于拥有了第一批立足于本土的精神分析师。

但是，弗洛伊德的“沙发”能否被强行搬进中国人的客厅？对君王父母俯首听命了几千年的中国人能有重新找回“自我”的勇气？常年参与中德心理教学及科研项目、法兰克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所的精神分析师托马斯•普兰克斯（Tomas Plaenkers）博士在谈到中国人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时说：“同欧美人相比，中国人更加注重家庭观念，孝敬父母及长辈。我还惊讶地发现，中国小孩不是只在父母身边长大，而是更多地与祖父母在一起，这导致孩子往往成为祖母与母亲之间的矛盾焦点，而不是象在欧洲那样，形成父亲、母亲和子女之间的三角关系。”

当今中国的独生子女往往生活在祖父母的过分溺爱、父母的巨大压力之下。他们努力成为祖母的乖孙、父母的希望、老师的宠儿、社会的精英、祖国的未来……，他们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人——单单不是他们自己。

正视危机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心理疾患越来越成为人类最严重的痼疾，人们在掏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同时也在掏空他们的身心。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2005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自杀已经成为中国15至34岁人口第一位的死因，心理危机已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精神分析师普兰克斯博士认为，女性是易患抑郁症，从而产生心理危机和自杀冲动的主要人群。“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另外妇女往往扮演职业女性和为人之母的双重角色，负担过重。还有一点是，中国人的婚姻经常受到父母的干涉，这使得夫妻关系缺乏爱情基础，为日后的家庭不幸埋下了伏笔。”

据估计，中国12亿人口中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2600万，但是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得到治疗。比较精神疾病给各国经济造成的负担，美国负担最重，中国其次，英国第三。

中国的许多现代化都市正在重蹈美国式发展模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际纽带遭到破坏，强烈的失落感侵袭了很多孤独的心。普兰克斯博士说：“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疗法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他们希望倾诉内心的苦闷，无需吃药就能得到治疗。我深信，精神分析学在中国一定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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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奥地利人：150周年诞辰前看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曾轻描淡写的向一名替他写传记的作者说：我的生活平淡无奇，简单实际。事实上，他生活的重心果真是在完成毕生之作“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由于这部巨作所具备的典型特性，其重要性不下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力量，而弗洛伊德则钻研人类精神生活更深层次的结构。今年5月，是弗洛伊德诞生150周年纪念，下面是德国之声的专题报导。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差一点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内被谋杀。直到1938年他才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随时可能遭遇的杀身之祸。他从德占区的奥地利前往英国避难。抵达英国后，他留下了唯一的一份有声资料：“由于德国占领了我的家乡奥地利，为了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安度余生，我以82岁的高龄迁居英国。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他在伦敦仅生活了一年，就因癌症于1939年9月23日去世。弗洛伊德为后世留下的是一部划时代的巨作。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在他有生之年即已获得巨大成功。人们至今仍根据他的理论治疗精神疾病。尤其20世纪人类的自我认知，受到他“潜意识心理学”的深刻影响。



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许多篇章，在过去数十年中曾不断经过后人的整理和修正，但它的基本结构始终存在。弗洛伊德专家及精神分析家彼得斯说：“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创始人的地位屹立不动。人们根据他的理论基础，做了一些枝节性的补充和更改，但所有的基本构思都来自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认知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受到理性主导，而是受潜意识的影响。他说：“自我”并非我的主人。他的这一观点已受到现代“脑研究学”的证实。



弗洛伊德发现，被压抑的潜在欲望是精神病的致病因素，特别是性的欲望。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幼年时期。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他有责任陪伴病人回忆从前，聆听他们的倾诉。精神分析疗法，是让病人将内心的积郁倾诉出来，病情就可获得好转。弗洛伊德认为，正常及病态行为之间是无明显界限的。著名精神分析家施密德鲍尔指出，这是弗洛伊德在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革命性的研究成果。



当然，弗洛伊德的学说也有其局限和错误，例如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女性性心理学已不合时宜；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每个儿子都具有“恋母情结”，并将父亲视为情敌的说法，受到一些心理学家的质疑。彼得斯说：“性心理学中‘恋母情结’的份量，并不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那么重要。他当时的看法其实尚未成熟。弗洛伊德著书立论的时代，性问题还属于绝对的禁忌。但不可否认，他将‘性’问题作为研究重心，并指出它所具备的巨大影响力及种种可能性，是一个永恒的贡献。”



也研究神话学和人种学的弗洛伊德，致力探讨个人疾病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他借助精神分析，系统性的诱导人们认识自我，将他们从所有的自我欺骗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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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还有多时髦？


今年5月6日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世界各地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分析学说还有多时髦？

今年伊始，到处都有展览会、讨论会和报告会在纪念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有关他的出版物和电视电影作品也数不胜数。举办这些活动的既有弗洛伊德的“粉丝”，也有他的反对者，他们当中有埃及人、中国人、美国人，也有意大利人和越南人。可以说，在过去的百年里，没有哪一个人文学科没有或多或少受到过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奥地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甚至宣称，弗洛伊德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德语作家。

尽管精神分析学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受到修正和挑战，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2005年，法国出版了一钢洋洋洒洒的巨著“精神分析的黑皮书”，将弗洛伊德批得体无完肤，称其为庸医和江湖骗子。书中的40多位作者大都是英美人士，他们声称弗洛伊德的理论充斥弄虚作假，是“伪科学”。但是，弗洛伊德的忠实捍卫者对这一本“黑皮书”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他们认为这是对弗洛伊德的一种廉价攻击。这一回合的论战本身就表明，弗洛伊德的遗产虽然已经进了博物馆，但是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尘封。

“精神分析的黑皮书”在法国一出版，几周内就发行了两万册。不过在弗洛伊德生活了80多年的奥地利，这本书并没有能够“兴风作浪”。在奥地利，学术圈的兴趣似乎不在有关弗洛伊德的学术讨论和研究，而更多是把弗洛伊德当作对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的一种记忆。纳粹统治期间，作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不得不于1938逃离维也纳，迁居伦敦。有趣的是，虽然维也纳大肆纪念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维也纳大学并没有为心理分析开设一个专门教座。4月6日，柏林将揭幕一个名为“心理分析”的展览，展示的是弗洛伊德的人生重要阶段和贯穿他职业生涯的中心“道具”－心理治疗沙发。纳粹统治期间，弗洛伊德的著作在柏林遭遇被焚烧的命运。

不过，弗洛伊德学说的精华肯定不是沙发。如果弗洛伊德还在世，他要做的肯定是亲自指出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中从理论到治疗实践中的空缺。弗洛伊德在活着的时候，认为他的著作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心理治疗，而是对文化现象的解释。今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最重要意义是在心理分析与文学、哲学、人类学和电影理论中起到了一个接口的作用。虽然法国出版了意在“整”弗洛伊德的“黑皮书”，但是弗洛伊德恰恰是在法国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法国不但有著名的精神分析师拉康(Jacques Lacan)，还有一批构成弗洛伊德式人类学思想主力干将的哲学大师，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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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文化革命



德国医生阿齐·哈戈在中国教授精神分析法。文革时代造成的精神伤害，以及如今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是困扰中国人内心的主要问题。

大约20年前，中国第一次召开关于西方疗法的研讨会。组织者问阿齐·哈戈是否愿意作为精神分析师参加会议，当时他认为这是一个很疯狂的主意。精神分析疗法一百多年前产生于西方，源自欧洲人的性格。然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千年来讲求秩序，顺从与和谐，近代百年又是血雨腥风的社会。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喘过气来。西方精神疗法能在中国适用吗？欧洲的公民思想根源于古罗马时代，强调自我认识，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而这些传统根基都是中国所欠缺的。



但精神分析法与中国也曾有过一丝关联。清朝后期西学东渐，著名学者章士钊曾将精神分析法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作品译为中文，并将精神疗法称为“心灵的剖析”。章士钊认为每个家庭的书架上都该放本弗洛伊德的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弗洛伊德受到了冷落。西方思想被认为是毒害中国人民的，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选集被尊为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宝典。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学术界才开始重新认识弗洛伊德。那时精神分析法在中国尚未得到应用。



1988年阿齐·哈戈在中国遇到的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之中呢？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遭遇悲惨：监禁，下乡，受凌辱。大部分年轻人在孤独中度过童年，有些人曾当过红卫兵。他们都曾在精神上极度依赖毛，而如今他们品尝着苦果。所有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是由家庭或集体决定自己个人的命运，甚至婚姻也是如此。很多人由家庭或集体介绍而结合，为了承担对长辈和下一代的责任生活在一起，婚姻不是通过爱来维系的。文革中的很多婚姻由于双方学历差异而不幸福，比如受过教育的女青年却嫁给了农民。西方家庭中孩子对抗父亲的场景在中国几乎看不到。在受孔教影响的多代同堂的家庭中，个体依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中国人的心灵成长过程中有及其强烈的耻辱感。一个孩子做错了事，会成为整个家庭的羞耻。害怕丢脸的畏惧感常常成为困扰中国人心灵的因素。



中国的精神分析师自身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心理分析师作风很专断，他们强烈地控制病人，使之产生依赖感，然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期望对病人进行治疗。而西方的心理医生则给病人一定的空间，注重个人自由，注意病人的感受，努力让病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恢复健康。



面对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精神疗法在中国的“移植”是否有意义呢？学术界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中国应发展适合自身文化的心理治疗形式，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个人主义盛行，中国也越来越重视个体。这无疑会带来对精神治疗法的巨大需求。



当今中国的独生子女承受着父母和祖父母辈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大多由祖母抚养长大，格外的宠爱令他们很难在现代社会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常常导致祖母辈与职业母亲之间的冲突。后者期望自己的孩子四岁时就能弹奏钢琴曲，说地道的英语。父母辈对子女的教育寄予了过高的成就期望，而祖辈则担心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礼仪道德的败坏。不同代人之间的思想冲突导致双方情感的伤害。



据估计，中国1.2亿人口中有两至三百万人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并且人们对精神疗法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尤其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几乎重复了美国城市的模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摧毁，孤独和艰辛侵袭了很多城市人的心。中国的个体为现代化转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