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十年 -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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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十年

季羡林


季羡林自述忆当年：《留德十年》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数十年后，学术泰斗季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遂写下一部《留德十年》，以时间的脉络，记述了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在赫赫有名的哥廷根大学，先生几经辗转选定印度学为主修方向，遂对其倾注热情与辛劳，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在此过程中，先生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而于苦难之外，又更难忘学长深思，友人情深。先生虽言“自传”只述事实，不及其余，然“诗与真”并行不悖，洋洋十数万言，生命之诗性本已蕴集期间。
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轻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竞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地逝去了。

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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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热(1)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成了"抢手货"。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所谓"驾 "，就是赶走。我自己"驾"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为什么这样一只"肥"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点的。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

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总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于是一眼就看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很安静！"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安静"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因此，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抬眼望尽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没有一个归宿。按理说，我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我同学生相处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岁，不懂什么叫架子。学生大部分同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还要大几岁，我觉得他们是伙伴。我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刊登学生的文章，这对学生是极有吸引力的。同教员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几乎每周都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反正工资优厚，物价又低，谁也不会吝啬，感情更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真似神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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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热(2)


然而我情绪低沉，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至高无上的梦就是出国镀金。我常常面对屋前的枝叶繁茂花朵鲜艳的木槿花，面对小花园里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国的梦。同时，在灯红酒绿中，又会蓦地感到手中的饭碗在动摇。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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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良机


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产，而且亲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又心忧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场外的进士。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

认为我很"安静"的那一位宋还吾校长，也对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殷勤，亲自带我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得到点资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静"又害了我，结果空手而归，再一次让校长失望。但是，他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欢送，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动。

我高中的同事们，有的原来就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辈，但年龄都比我大很多。他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轻一点的教员，无不患上了留学热。也都是望穿秋水，欲进无门，谁也没有办法。现在我忽然捞到了镀金的机会，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蛰龙升天，他年回国，决不会再待在济南高中了。他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是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

但是，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因为知道，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这都需要很多钱。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决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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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早年的異國戀情


在哥廷根的日子裏，季羨林飽受轟炸、饑餓、鄉愁的煎熬，有家不能歸，有苦無處訴，一切的不幸與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裏咽。只有在讀書和寫論文時，讓他暫時忘記世間的煩惱。一旦回到住處，孤身獨坐室中，煩惱又涌上心頭，無法排解。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他離開哥廷根回國。

但是，誠如《紅樓夢》中所雲：“大不幸中卻有大幸。”人生在世，安危相易，禍福相生，也是一條辯證規律。季羨林在哥廷根艱難歲月裏，有一件事情曾給他帶來過前所未有的幸福與快樂，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燒，發出耀眼的光芒。這便是他與一位德國姑娘之間的一段愛情經歷。

在季羨林住的同一條街上，有一家叫邁耶的德國人家。邁耶先生是一個小職員，為人憨厚樸實，老實得甚至很少說話，在人多的時候，更是呆坐一旁，一言不發，臉上總是挂著微笑。邁耶太太卻生性活潑，能說會道，熱情好客。他們夫婦有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條，皮膚白皙，金髮碧眼，活潑可愛，年齡比季羨林小一些，當時尚未嫁人，待字閨中。她就是這個愛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邁耶家是一個十分和諧、溫馨的家庭。她家也像歐樸爾太太家一樣，把多餘的房間租給中國留學生住。恰好，季羨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邁耶家的房客。季羨林常去田德望住處拜訪，一來二去，便同邁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羨林當時不過三十上下，年輕英俊，個子頎長，待人謙和有禮，正在讀博士學位，又說得一口流利的德語。邁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

但是，季羨林與伊姆加德小姐之間產生戀情，還有另外一段因緣。

季羨林當時正在寫博士論文。他用德文寫成稿子，在送給教授看之前，必須用打字機打成清稿。可是季羨林沒有打字機，也不會打字。稿子因為反復修改，很亂，打字量也很大。適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機，而且她很願意幫助季羨林打字。這樣一來，季羨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幾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羨林的論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亂，對伊姆加德小姐來說，簡直像天書一樣。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時，季羨林必須坐在旁邊，以備諮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羨林才摸黑回家。

季羨林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在德國呆了四五年，其間，他又寫了幾篇很長的論文，都是請伊姆加德小姐打字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羨林離開德國前，還經常去她家打字。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季羨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間漸漸產生了感情。就連邁耶太太也看出來了。除了打字季羨林去邁耶家外，後來，邁耶家凡有喜慶日子，招待客人吃點心，吃茶什麼的，邁耶太太必定邀請季羨林參加。特別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羨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羨林到邁耶家，伊姆加德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滿面笑容，格外熱情。邁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時，總讓季羨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邊。

季羨林和伊姆加德還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電影院看電影，去商店裏買東西。兩人並肩而行，邊走邊談，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見面，兩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麗的姿容，悅耳的語聲，嫣然的笑容，使季羨林怦然心動，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動。季羨林初次嘗到了愛情的滋味，心裏充滿激動和幸福的感情。同樣，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對季羨林的愛慕之情。他們同時墜入了愛河。

但是，每當季羨林回到寓所，內心便充滿矛盾與痛苦。他想，自己是一個有妻子，有兒女的人，儘管那是一次沒有愛情的包辦婚姻，但是現在他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如果他敞開自己的胸懷，讓愛情的激流涌瀉出來，和伊姆加德由相愛而結合，自己未來的生活大概會是幸福美滿的。但是，那樣做，不僅意味著對妻子、兒女的背叛和拋棄，也意味著把自己的親人推向痛苦的深淵。這是違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則的，是他無法辦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讓正在燃燒的愛情之火熄滅，又會使已經深愛著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會遺憾終生。兩條路水火不容，沒有第三種選擇。這使季羨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幸福與痛苦，歡樂與自責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著他。最後，他終於決定，為了不傷害或少傷害別人，還是自己來咽下這個苦果，背起這個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還年輕，她以後還會碰到意中人，還會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她會慢慢地忘記自己的。季羨林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決定，然而理智與情感之間，從來就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這段苦澀的愛情始終折磨著他。

1991年，八十歲的季羨林在寫長篇回憶錄《留德十年》時，不知出於什麼考慮，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這段鮮為人知的愛情經歷。他在《留德十年邁耶(Meyer)一家》中寫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心裏是什麼滋味，完全可以想像。1945年9月24曰，我在日記裏寫道：

吃過晚飯，7點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勸我不要離開德國。她今天晚上特別活潑可愛。我真有點捨不得離開她。但又有什麼辦法？像我這樣一個人不配愛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我在離開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記裏寫道：

回到家來，吃過午飯，校閱稿子。3點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捨，令我不知怎樣好。

日記是當時的真實記錄，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當時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

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感情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就斷了音問。說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話。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時，曾打聽過她，當然是杳如黃鶴。如果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然而，故事到此還沒有結束。

據說，近年來，有好事者在讀了季羨林的《留德十年》以後，被這段愛情故事所感動，專程到哥廷根遍尋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後終於找到了她。當然，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滿頭銀發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鑠，風韻猶存。詢問的結果都大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終身未婚，獨身至今，而那臺老式的打字機依然靜靜地放在桌子上。

季羨林在無可逃遁的厄運面前，為了不傷害別人，把已經降臨的愛情忍痛拒之門外，自己背起這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六十餘年來，他心中的愛情火花並未熄滅，只不過深深地埋在心底，不為人知罷了。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裏，他獨自默默地承受著心靈上時時襲來的痛楚與折磨，個中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無法揣摩的。這又不能不讓人為之扼腕長嘆！

季羨林平時給人的印像是不茍言笑，一臉嚴肅，其實他是一個感情極為豐富、充滿愛心的人。只要讀過他的散文的人，都會有同感。季羨林還是一個先人後己的人，他曾經說過：“我認為，能為國家，為民族，為他人著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夠百分之六十為他人著想，百分之四十為自己著想，就是一個及格的好人，為他人著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準就越高。”凡是與季羨林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為別人著想的比例遠遠超過百分之六十，而為自己著想的比例則遠遠低於百分之四十。從這出苦澀的愛情悲劇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

本文節選自張光璘所著《季羨林先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千龍文化 2004年3月8日